金融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史新解读52

第六小节：法币改革的后果和历史意义

历史上对于法币改革一直是交口称赞的。好处是明明白白的。突破了白银的有限数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货币保障。上海隔夜拆借利率的最高值自有记录的1872年以后，几乎每年都在20%以上，1936年降到了3.65%，史无前例。然后还有一连串的数据告诉你工业恢复了多少，农业恢复了多少。总之形势一片大好！那么代价呢？当喜气洋洋搬进新房子的时候，有张账单正在等着你呢！

35年的法币改革打开了通货膨胀这个潘多拉的盒子。因为如今的货币就是一张纸。这张纸要变成稳定的信用凭证，需要有相应的外汇支持。根据隔壁日本的经验，一般是1元外汇，可以发行3元基础货币，然后衍生出12元的货币总量。所以也不是政府想发多少就发多少的。1937年南京政府的外汇储备3.78亿美元，合12.58亿法币，这样基础货币只能到37.76亿，货币总量最多不能超过151亿法币。1936年中国的国民产值大概350亿元。还是以1.6的社会货币周转率的话，需要218亿元，1937年上海钱业的汇票结算额是168亿元。你看，货币瓶颈依然存在。而且中国的国际贸易收支并不会因为货币改革而改变，以前出超的，现在仍然出超，中国的外汇储备会因为出超而不断下降。对应这个下降，要么央行收回货币，要么通货膨胀，万物贬值。所以法币改革不过是剂强心针，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1930年代中国面临的货币问题。

出路只有二条，一条改变经济模式，将逆差贸易转变为顺差贸易，通过顺差积累外汇，二条依靠外债。事实上，这二条南京-重庆政府都没有走。第一条路无从说起。第二条外债，抗战8年倒是借了不少，总共大概10亿美元现款和8亿美元租借物资。10亿美元里面用作稳定金融的6.2亿美元。其中大头真正到手已是44年下半年的事了，整个抗战期间外债对稳定重庆政府的金融并没起到什么作用。[1]抗战期间发行的法币都是没有准备金的。口头上以战争需要为借口，内心里并没有严肃地意识发行准备的必要性，说到底还是流氓意识，老子发个钞票还需要什么外汇做准备？

35年的那场改革，实际上只进行了一半就被战争打断了。本来的设计是先发法币，收缴银元，然后建立中央准备银行。这场改革到底能不能最后成功，关键是中央准备银行能不能真正起到独立央行的作用，用西方现代货币理论来操作货币，经营货币。英国人对此是有信心的，因为中国在走投无路之际答应过英国顾问在中央准备银行的权威地位。英国人一走神忘了如今不是大清了，也不是北洋。如今的中国政府是一个挥舞拳头，声嘶力竭的家伙。果然，中央准备银行从来没有建立过，当然英国也从来没有为了币制改革对中国贷过款。[2]在英国看来，这个改革就是脱掉了件旧衣裳，你还没有穿上新衣裳呢！在中国看来，这就行了，这样赤裸着挺好。无拘无束。如今货币不过是一张纸头了，那我还等什么，难道我还没吃够没钱的苦？来看看历年的法币发行量（表格见后页）。这个只是公布的法币发行量，这些钱远远不够政府开销的，怎么办，伸手问银行借。到了抗战，四行二局全部国有，政府可以用行政命令强迫银行

年份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发行量（亿元）	14	23	42	78	151	344	754	1895	10319

 

借款。那银行有头寸时自然是可以借出的。可大多数情况下，银行没有头寸，对政府贷款超出银行的负债。到45年末，银行垫款共1.2万亿元，它的同期存款才7000亿元。真不知当时四行一局的资产负债表是怎么做平的。差额部分用红字写上政府万岁？不过不用着急，这点钱到了1948年根本就不算什么了，银行经理自己掏个腰包就能填平。

如今的世界经济学教科书，讲到恶性通货膨胀，中国那次是必讲的。人类就没经历过几次。我们中国有幸轮上一次。具体数字不说也罢。数据上了天文级，感觉都没了。说个有趣的现象，也算是中国对人类经济学研究的贡献吧。大家知道，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方向相反的二端。这二端什么时候融为一体？恶性通胀的晚期。那时候印钞厂全力运转，成吨的钞票源源不断地运向四面八方，同时各地十万火急地报告缺少现钞，以致无法安排城市的基本供给。有意思吗？通胀和通缩一起来。印钞速度赶不上物价上涨。印钞机再飞速，到底是有物理限制的，物价完全依靠人的幻觉推升，物质世界如何赶得上幻觉世界？中国人民有幸一睹其大观，要知道帝国主义殖民中国的80年里，人民是没有这个幸运的！

35年的法币改革对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影响还不在经济方面，经过这场改革，中国的政治结构完全改变了，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国的国内贸易具有和国际贸易一样的特征，就是长江，黄河流域的广大内地对上海为首的东南地区长期持续的贸易逆差。以结算故，银元单向地，不间断地流入上海。半年一年下来，内地便会进入银荒，通货紧缩，经济收缩，税收下降，政府破产。要避免这个现象，解决方法也是和国际收支一样的，要依靠债务。上海要源源不断地和内地确立债权来平衡收支，阻止银元的流入。这样的金融形势决定了中国近代的政治势态，得东南者得天下！南京政府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扼住内地的咽喉。一旦上海对哪个内地金融封锁，不出半年，哪个内地就经济崩溃了。这个基本势态解释了很多的历史现象。

黄埔军，以前是很有攻击精神的，一到上海，攻击精神没了，专事防守。因为他失去了拼命的理由。守上半年，坐等敌人崩溃。要进攻作甚？冯玉祥的西北军公认的比黄埔军有战斗力，但是如果你老冯的战斗力没有强到半年内击溃黄埔军，也只有失败一条路。 汪精卫据武汉，扼制上游，顺流而下，欲行曾国藩故事。当时武汉方面的军队不少于南京。可是人不少钱少呀！没钱怎么办？武汉央行发纸币救急，武汉市面罢用，新出炉的纸币，一入市场就是一折，甚至一折都没人要，唐生智急了，就带兵抢中央银行，能抢到什么？无非是大捆钞票。曾国藩故事行不得也。后来这成了汪精卫的历史经验，据东南者得天下，于是跑去了上海。想不到形势又变了，如今不用银元了，纸头谁都有的！

国民党那帮人对35年的法币改革是暗自庆幸的。运气真是不错，坐镇东南的时候，用银元，天下无与之争锋者。坐镇重庆了，改用法币，照样可以维持基本的局面。汪精卫武汉政府那样的金融绝境没有出现。同时期的日本人也是这样看的，认为法币救了重庆政府的命。但是这种运气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对国民党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反过来思考，假如没有法币改革，又会如何？金融绷紧是肯定的，会不会崩溃则难说。一则重庆政府战前有2亿多的银元准备，战事一起，美援就来了，18亿美元的现金，黄金，信用，物资，这还不够？二战期间美国租借了印度4亿盎司的白银，中国难道不能借个四，五亿两白银？果真如此，发生金融危机应该是汪伪政府呀！想想看，太平洋战争一打，外贸中断，外汇断绝，白银还会流入上海？二则，没有法币，就不会有上海的中英平准基金，没有平准基金，就不会有大量的游资云集上海伺机出逃。游资这个祸害在法币改革前是没有的，它完全是法币的副产品，和法币同生共死的。因为法币本身没有价值，要实现它的价值就要换成外汇，而当时的中国，外汇只有一个地方有，上海。所以重庆政府发行的法币做不到自我周转，循环往复的使用，它一次性征集了物资后马上流入上海，这就逼迫重庆政府不断发行货币。太平洋战争之前，重庆政府60-70%的货币发行量基本都流向上海，到1941年上海囤积的游资最高达100亿法币，同期法币发行不过151亿。太平洋战争之后，上海的巨量游资外逃无门，回流内地，触发了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胀。越是通胀，就越要印钞，越是印钞，游资规模就越大，通货膨胀就越厉害，到了1948年，法币发行总额突破40万亿，其中30万亿游资聚集在广州。假如还用银元，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战争期间内地和东南的大规模贸易中断了，银元因贸易逆差流入上海的机会大大减少了。上海要支付对外贸易逆差，上海的外资要撤离，就让上海出卖自己的白银好了。弄到最后，因为白银，外汇缺乏而不得不发行不兑换纸币的反而可能是汪伪政府。内地只要解决离开上海也能活得下去这个问题就行了。冯玉祥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地经济离开上海活不了。无论当地政府，军阀怎么三令五申禁止白银出境，人要吃饭就必须向上海购物，战争期间没有债权可言，一切都是银货二迄，不付白银怎么购物？而抗战时的情况有所不同，有工厂大量迁入入内地，有西南通向越，缅的出口，有驼峰运输线。8年抗战胜利的事实说明了没有上海，内地要活下去不容易，但还是活得下去的。这样分析下来，法币改革未必是以后国民党坚持抗战的必要条件。法币之于国民党，就像毒品之于瘾君子一样，到底是救了他还是害了他都很难说！

中国人的金融观念里面，信用货币的观念一直树立不起来。除非乱世，发纸钞，发小钱，发大钱硬抢，这个中国人反而倒是安之若素，自认倒霉。正经世道，正经买卖，要他承认信用货币，千难万难。一钱就是3.3克左右重量的铜钱。历代的统治者做梦都想将这枚3.3克的铜钱加上2克放大成一枚5克值10钱，从来没有成功过，老百姓不认。直到清末出现了当十铜元。铜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社会认可的金属信用货币，除此之外，一概不认。这就是为什么样币制改革在中国讨论了三，四十年不敢实行的原因。谁不知道拿个纸头当钱使，又好又方便，统治者还可以从中偷钱？就是怕中国老百姓过不了心理这一关。34年35年被美国这么一逼，中国不得已走上了这条信用货币之路，这条路虽说早晚得走，但是对南京政府来说，走得早了些。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真正的统一。各个政治势力之所以委身屈服于南京政府就是因为没有独立的财源。当时但凡有点独立财源的地方势力南京政府都搞不定它的。东北，山西，广东，广西，云南。法币改革的成功让中国老百姓从心理上认可了不兑换纸币。这一关一旦突破了，那么谁家的纸币都一样。换句话说：法币的诞生让中国各个政治势力有了自己独立的财源，印钞机使天下形势为之一变，南京政府挟银元而令天下的局面打破了。从此再也不是得东南者得天下了，而是纸币坚挺者得天下。要论货币管理质量，抗战时期的中国货币，首推满洲国，其次华北，再次上海，最差重庆。所以，抗战后，中国北方战胜南方，做成了冯玉祥做不成的事，能发行纸币是其三大金融原因中最主要的一个。既然说到这了，其他二个原因也一并说了吧。一个是抗战期间的平津工业化。从而大大缩小了北方对南方的物资依赖和贸易逆差。北方的工业消耗北方的农矿原料，使之成为一个能够自我循环的封闭经济体。二个，是热河的鸦片生产，日本人用它来平衡对南方的收支出超，热河对上海的鸦片贸易一直持续到49年。没有这三个原因，中国北方是绝没有可能战胜中国南方的。从今天看回去，法币改革订下了埋葬国民党的第一颗棺钉。

历史是没有假如的。历史研究者却往往喜欢假如。假如，1928年没有这样凶猛的全国性民族主义浪潮，假如南京政府能够负责地和日英合作共处，中国必然会在35年成功抵挡住美国的攻击。事实上这次攻击极为短暂35年底就结束了。墨西哥就挡住了攻击，36年又恢复了银本位。或者即使样样都照历史发生的那样，只是假如南京政府能够从事变中认真吸取教训，体会到民族主义的危害。听英国人一句话，认真建立中央准备银行，听由英国人主持央行的工作，就不会有这样恶性的通货膨胀，没有通货膨胀，国民党就垮不了，今天中华民国的首都还在南京呢。中国人民也不必在以后的历史里历经苦难。可惜由于当时狂热民族主义社会思潮下形成的政治正确劫持了中国人的理性和智慧，这些假如必然不会发生。玩死自己的民族，就是民族主义的必然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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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7中-1945底，法币发行额达1万亿元，银行垫款额达1.2万亿元，卖出美援黄金收入的法币总数据杨格讲不过区区927亿元。

[2]1939年以后，随着华盛顿体系的崩溃，银行团自行消亡，为了维护英国在上海的利益，英国开始向中国贷款建立平准基金来维护法币的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