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不测风云。我的曾祖父二十九岁那年，急性阑尾炎发作，痛得满地打滚。家人将他抬到福州的协和医院，洋人医生建议马上动手术割掉阑尾。我的高祖文化程度不高，平时只信中医，听西医说要在儿子身上动刀子，吓得半死，赶紧叫人将儿子抬回家。儿子在家里疼了三天，活活疼死了。
二十九岁的梅花女成了寡妇。长子一谔（我外公的别名）年方十二，已经是个眉清目秀风度翩翩的美少年了。他继承了梅花女的相貌，面白如玉光彩照人。一谔读了几年的私塾，略通文墨，父亲的猝逝令他早熟。他开始帮手打理祖父的生意。他见母亲患有严重的偏头痛，多年来不曾治愈，心疼不已，下决心学习中医，准备亲手治好母亲的病。在梅花女的安排下，一谔拜家族的一位名医舅舅学医。
高祖说：“我们还要赶代。”一谔不到十岁，高祖就安排他和长乐二刘的书香世家的刘二小姐定亲。女方比男方大两岁。一谔十三岁那年，已经准备迎娶刘二小姐，大婚即将举行，不料二小姐的父亲忽然暴毙，留下偌大的一家酒厂无人打理。二小姐的两个弟弟年纪尚幼不能担当家族重担，二小姐只好将婚期推迟三年，临危受命做了女当家。
所以计划不如变化，一谔等到十六岁才娶得美娇娘，比自己的父亲晚了两年成家。刘二小姐聪慧美貌知书达理，在商场上长袖善舞，和一谔在福州的上下杭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海味干货批发行，又协助一谔打理林家在长乐金峰的电厂，还开了虾油厂纺织厂等。孙媳妇千好万好，就是迟迟不能生养，高祖赶代的心愿落空，心急火燎，又不敢发作。但他立下的“男儿不能纳妾”的家规不能破，何况一谔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坚守一夫一妻的原则，每个周末都和妻子去教堂做礼拜，夫唱妇随，身边的朋友频频催他纳妾，他只当耳边风。
某天，一谔撞见一位能掐会算的朋友。朋友看了一谔的手相面相，又问了八字，沉吟片刻，有些神神叨叨地对一谔说：“你出生富贵少年得志，只怕中年之后落魄潦倒，穷得只剩背心短裤啊。谔兄，请好自为之。”
一谔哈哈大笑，将朋友的劝告抛之脑后。他笃信天主教，不迷信不敬鬼神，更何况，他没有嫖赌恶习，勤奋持家，岂会将身家输得一干二净呢？
为了治好妻子的不孕症，一谔一边打理生意，一边到福州城里的一家新式学堂系统学习中医知识。功夫不负有心人，结婚九年后，二小姐终于怀孕，怀孕七个多月胎动，生下了一个不足月的女儿（我的母亲），小名凤鸣。那年，我的高祖已经七十六岁了。千辛万苦盼来了曾孙女，高祖将所有的重男轻女的念头抛之脑后，梅花女做了奶奶，也欣喜若狂，我的母亲可谓集万千宠爱为一身。
一谔一战成名，上门求医的人络绎不绝，大伙似乎全忘了一谔是做大生意的，不是开业的郎中。热心的一谔也不在意，他将行医当成行善的手段，看病不收钱，还贴钱给穷人买药。他对所有的病人如说：“等我哪一天落魄了，要靠行医挣钱，你们再给我钱也不迟。”一谔的“乌鸦嘴”不幸言中，解放后，他果真靠开中医诊所谋生。朋友的话也灵验了，一谔的后半生贫困潦倒遭际坎禀，一度穷得只剩背心短裤。
已经四十多岁的梅花女自然不会料到儿子解放后的遭遇。她没有文化，却略通医术，经常跑到西湖大宅附近的村庄照顾病人，施医赠药。
有一回，村里的一位长者染了霍乱，霍乱的感染性极强，没有人敢接近病人。就连病人的女儿一家也匆匆搬走，扔下老父不管。
梅花女听说此事，亲自上门照顾病人好几天。病人过世后，梅花女出棺材下葬了他。
所有的村民都说：老太太这回一定染上霍乱，死定了。
不久，病人的女儿一家染了霍乱，全死了。梅花女却一点事也没有。村民们惊叹不已，说：老太太有神灵护佑，百毒不侵。
梅花女除了爱照顾病人，还代表林家出钱为贫苦人家盖了很多房子，实践杜老夫子的“安得广厦千万间，愿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有一回老太太的外甥与贫农因小事争吵，年轻气盛的外甥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家的房子还是我们家盖的，有本事别住。”贫农也不甘示弱地说：“我不稀罕，你拆了我家好了。”
外甥果然带了几个长工去拆了贫农的屋顶，将瓦片搬回自家大院。梅花女发现了，将外甥臭骂一顿，亲自上门道歉，让人重新将贫农的房顶修好。乡民们暗自称赞：老太太一介女流，胸襟之广阔，非普通男子能及。
1947年，高祖的老家长乐金峰在端午节举办龙舟大赛，急需龙舟。梅花女自掏腰包，捐了23艘龙舟，使得赛事得以顺利进行。她的唯一要求是让她五岁的孙女凤鸣（我的母亲）在比赛中抱船首 的龙头。龙头一向是让小男孩抱的，女孩没份。乡民感激老太太的善举，破了先例。于是，我的母亲换上了小马褂，戴着男童帽，两腮涂得红红的，女扮男装，抱着船首的龙头，一片 锣鼓喧天中，龙舟从闽江这头划向另一头。
梅花女在岸上笑开了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