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说的是吃是人生存最基本的要求和条件。我认为吃应当排在吃穿住行之首。
我出生在河南信阳一个偏僻的农村穷人家里，小时候食不果腹，经常挨饿，但还不至于饿死人。父辈们却比我们更惨。儿时的我经常听父母说起59年“冚大锅”，他们都是经历过“冚大锅”的人。那个时候只知道1959年我们信阳因为把几乎所有的粮食都上缴了，饿死很多人，家家户户把做饭的锅“冚”起来，所谓“冚大锅”。在幼小心灵中始终不能理解“冚大锅”，后来读书了解了中国历史，也了解了大跃进和浮夸风，就明白了“冚大锅”。1958年发动的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引发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等一系列错误（俗称“五风”），在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全国展开的反“右倾”斗争更加剧了这种种错误，由此导致全国农村出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因饥荒引起人口的大量非正常死亡，就地区一级的范围而言，河南信阳是全国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信阳地区1959年10月至1960年四月饿死了大概100万人。往事不堪回首，可母亲经常跟我说起“冚大锅”骇人听闻的往事，譬如：她说：“我们那个时候吃完了所有的野菜、树皮和一切能吃的东西。到了冬天，连野菜树皮也没得吃的了。我亲眼看到一个邻居李大叔拿刀子去割死人肉煮着吃。我的一个妹妹就是活活饿死的。”
我虽然没有经历“冚大锅”，却经历了艰苦岁月——20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基本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大家吃的都很差。经常挨饿就没有心思上学，常常到外面偷水果以及其他一切能够填饱肚子的食物吃。偷东西是不光彩的，无论是被物主逮住还是被父母逮住都是一顿暴打。偷不来就捡路上别人丢掉的可以吃的东西，捡别人啃过丢掉的西瓜皮啃是常有的事。上学的路上经过乡粮管所，粮管所附近经常可以发现丢弃的发霉变质的红薯干和花生之类的东西，那也是可以充饥的好东西。饥饿和挨打伴随着我长大。
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鸡鸭鱼肉依然是不容易吃上的美味。80年代末我在省城上学，半个月吃一碗烩面算是过节，7毛钱加上二两粮票对我来说绝对是一大笔钱，一大碗烩面解不了馋，连汤带水都喝个精光。
90年代初，我参加了工作，端起了“铁饭碗”。当我第一次随着局长去乡镇吃饭的时候，我被满桌的鸡鸭鱼肉和好烟好酒惊呆了：就几个人吃饭，怎么搞这么多好吃的？吃不完不浪费吗？全桌人就我一个狼吞虎咽，他们好像对这么多好吃的美味不大感兴趣。饭后，看着剩下几乎一半的“美味”，我感到很是可惜。经过很多这样政府的饭局，我明白了，反正都是政府买单，哪怕来一个客人也找一桌人陪着，大家海吃，管他娘的浪费不浪费！很多政府部门发不了工资，依然大吃大喝，欠下数百万元的“客餐费”。第一次随局长去郑州“黄河饭店”吃自助餐可丢人了。餐厅里摆满了很多好吃的，总有几十道菜饭吧。我对每一种美味都垂涎欲滴，盘子里装得满满的，吃完了又去装满一盘子。局长在一边乐呵呵地说：“装在盘子里的食物要吃完哦，吃不完会罚款的。”我强行把所有盛来的饭菜吃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差一点被自己撑死。至今，我都喜欢吃自助餐，方便、快捷、不浪费。当然，我绝不会吃撑，更不会浪费。
也许是小农意识始终在我头脑中挥之不去，时至今天，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了，我吃饭依然害怕浪费，而且我只喜欢吃蔬菜、水果、鱼和一点肉。我虽然很瘦，却拒绝吃生猛以及一切野生动物，也不吃狗肉和动物内脏。
中国可菜谓世界上最复杂最奇怪最不可思议的菜系。中国人现在有钱了，吃饭完全不是为了果腹，大都是为了面子或者是企图。所以，中国的饭局有很多讲究，餐桌上的菜有很多名堂，花个数千乃至数万元吃一顿饭大有人在。对于中国人为何吃狗肉、吃蛇和老鼠，老外是百思不得其解。经曾有一些老外问我中国人有啥不吃的，我跟他们说：“Except stone!(除了石头，换言之除了吃不动的。)”广东人喜欢吃蛇炖鸡子，所谓“龙凤汤”。中国人除了吃海参鱿鱼燕窝之外，还要吃猴脑、吃活蝎子、吃河豚…..所谓大补，或者治病。最惨烈的莫过吃猴脑，把一个鲜活的猴子捆绑在笼子里，露一个头顶出来，然后突然把脑盖敲开，取脑食之。吃活蝎子一样惨烈，只是蝎子不会叫而已。尽管每年有一些因为吃活蝎子被蛰伤的人，有一些吃河豚被毒死的人，还是后有来者。恕我直言，俺对这些东西嗤之以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绅他老人家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写出了这首名诗，小学生都会背。说的是一粒米都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可是，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中国的有14亿人口，粮食不能自给自足，加上土地大量被工业化占用，大量农田荒芜，我们进口粮食逐年增加，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需要进口1亿吨粮食。一方面是粮食不够，一方面是我们极大浪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浪费的粮食值2000亿元，浪费的粮食足够养活2亿多人（相当于印度尼西亚或者巴西）！
我这次回国，请亲朋好友们吃饭，就在饭店里订了几桌饭菜。包桌的价格确定了，我要看看菜单，饭店老板说：“合计21道菜。”10人一桌，就是一个人要得吃下2道菜，其中还有四个火锅。我跟饭店老板说：“钱不减，把菜减掉几个吧。”饭店老板马上说：“使不得啊，来赴宴的客人觉得菜越多越好，吃不完扔掉没关系，菜少了人家说你寒蛋（老家土语，意思小气）！”呜呼，国人彻底忘了本！不仅把李绅的《悯农》忘掉了，还把59年的“冚大锅”忘得一干二净。我们会唱高调说：“浪费可耻”，我们为了面子，却不停地浪费大量食物。
我们现在是不缺吃的了，可以讲究吃的质量。对于吃饭的科学性，很多中国人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从科学的角度讲，不挑食，不偏食，早上和中午吃饱，晚上吃少，不抽烟少喝酒，多蔬果，适量鱼肉才是合理的。大家早上和中午大都忙于工作，晚上有时间了，大都呼朋唤友去饭店吃大餐，鸡鸭鱼肉，生猛海鲜，烟雾缭绕，酒气冲天才叫“嗨”。这样反反复复“嗨下去”，我们吃出了将军肚，吃出了“三高（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中国死亡人数最多的不是癌症，是心脑血管疾病，排世界之首！这都是我们饮食习惯的功劳。我们花钱去吃大餐，去“嗨”，又花钱去治疗因为吃大餐得出的富贵病，这种逻辑似乎不为外国人理解。问题是，花钱也不一定治好“富贵病”啊。
我说过，中国人是最讲究“面子”的人，表现最明显的是饭局。梁实秋有一篇文章《请客》说得很有意思，道出了中国人爱请客一是为了面子，二是对所请的人有所求。著名导演冯小刚也写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别请我吃饭》，其目的不仅仅是告诉大家不要请他吃饭，更道出了他极其不适应中国式饭局。说实话，俺也是不适应。俺在非洲呆久了，人也变了，已经不适应中国式饭局了。每次回国，走的时候这边有朋友给践行，到了国内有朋友请客吃饭，回来的时候这边又有朋友接风。这还不算，朋友的朋友践行、接风等等都要喊我去参加各种各样的饭局。慢慢的，我厌倦了这种饭局，能躲则躲，实在躲不过去，也是去的晚走的早。凡事都是一分为二的，饭局有些是好的，比如：约三几个聊得来的好朋友在一起小酌几杯，既缓解压力又增加情感，还能谈些事。可是，中国式饭局大都是很多人在一起，从入座开始就扯淡，先是让座，官大的，有钱有地位的一定要先坐首席，然后大家依次按照自己的地位就坐；接着是敬酒，下属给领导敬酒一定要站起来双手把杯子端得比对方低一些，自己要倒满喝干，然后让对方喝一点再加上。加上有几个“瘾君子”和几个“贪杯者”，不一会，大家如此在一起觥筹交错，胡言乱语，高声喧哗，口沫横飞，吞云吐雾。说声，笑声，吵闹声，声声刺耳；烟味、酒味、饭菜味，味味扑鼻。一桌饭菜的价钱代表着主人的地位和身份，价格越高说明他越牛逼。我实在受不了！我不抽烟，酒也戒了，只喜欢吃一些家常便饭。我这穷人出生的人是享受不起这种饭局，阿弥陀佛，你就饶了我吧。
我参加过一些外国人的饭局和聚会，相对而言，人家比我们简单得多，文明得多。首先，人家各自分盘而食，桌上也有好酒和饮料，只是礼节性的问一下你是不是喝酒，喝和不喝都随意；人家说话轻言细语，生怕别桌的人听到，咀嚼也是不动声色，更不会浪费，如果有人抽烟，他们一定会出去抽。
吃的质量不仅仅是色香味俱佳，还要讲究卫生和营养。病从口入，如果食物不卫生或者有不利于健康的东西在里面，那我们就应该拒绝食之。遗憾的很，我观察了很多中国饭店，里面的卫生实在是令人担忧。饭店忙才有生意，忙起来了卫生大都顾不上了。我觉得一个饭店卫生合格不合格要检查两个地方——厨房和厕所。国内大城市的大饭店表面做的很好，富丽堂皇。如果是小饭店，厨房和厕所里面大都是又脏又差，让人看了真是没有胃口。同胞们还好，面对那些不干净的饭店，他们胃口一点都不减。我观察了一些小城市的早餐店，70%以上的让我在里面吃不下去饭。卫生可以看出来，可是食品安全是看不出来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很快的发展，同时也让中国人对金钱有了前所未有的崇拜。作假美其名曰“山寨”，中国人山寨举世闻名，大到机器设备，奢侈品，小到药丸甚至酱油、醋。他们为了使奶粉变得口感和色泽好、成本低，可以在里面加“三聚氰胺”，可以把饭店下水道凝固的油脂收集起来加工成食用油，所谓“地沟油”，可以用废旧皮鞋做药用胶囊，可以让刚出壳的小鸡在2个月内长成可以宰杀的成年鸡…..。现在的中国人实在是太聪明了，他们无所不能。你如果谴责他们为何昧良心这样做，他们则怒骂你曰：“你懂个球！不这样做怎么赚钱？我怎么养家？”也许我说得有些危言耸听，也许是杞人忧天，可事实就是这样，我们绝大多数同胞逃脱不了这种环境。所以说，中国人是五毒不侵的！
我也开了一个小饭店，是做快餐的。我们把厨房和餐厅之间做了一个大玻璃窗，目的是让顾客可以看清楚厨房里面。我要求饭店所有员工必须要做到所有的地方随时保持干净，厕所和洗手盆都必须有洗洁精或者洗手液，地板上不可以发现有一片纸屑和其他垃圾，厕所一定不可以闻到尿骚味，不可以有蟑螂和其它虫子出现。有人会说：“你有钱！”很遗憾地告诉你：“俺真没有钱，但俺既然做了就应该像样，哪怕亏本。”
2016年12月17日夜
于Dar es Sala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