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离别，往往是永别。
当事其人，不知永别，因为年少，因为迷于纷乱。一位叫痖弦的南阳中学生，1948年11月4日随着五千人的联中队伍步行离开家乡，妈妈跌跌撞撞的脚步在一团乱中找到了儿子送上了一块油饼，儿子却连头也没回跟着老师一蹦一跳离开了城门，迁到没有战事的湖南继续读书。从此，“十六岁她的名字便流落在城里，一种凄然的旋律。”10年以后，在海峡彼岸，“影子与影子之间，在诀别与遇合之间，在我的眼睛不在那儿的，那些时辰，在月光中露齿而笑的玉蜀黍下面”，他的“心灵是一只古老的瓶，只装泪水，不装笑涡。。。”60年后回到家乡，家乡等他的是两座坟墓，几十年的哀伤。
不是少年的懵懂无知，一批大师也在去留之间犹豫。陈寅恪在最后的机会里才离开清华园、离开北平，从南京转到上海再到广州，静观时局。傅斯年一而再，再而三请他赴台，陈均未答复，最后留在了岭南大学也是后来的中山大学。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拒绝学马列，拒绝阿语奉世，在批古的风头下坚持研古，最终失去立身之地失去助教失去工资失去健康。以衰柳枯兰之身，“刻画残山剩水”。他晚年研究的几位红妆弱女，是借古喻今，明己心志。当他躺在床上，只能靠流食维持，高音喇叭架到他房间里，老泪纵横之时，他是悔恨的，“今生积恨应销骨，后世相知傥破颜。”陈寅恪和俞大维、傅斯年至交姻亲1949年以后天各一方，傅斯年、胡适、李济等撤到台湾的学术大鳄意想不到地“归骨于田横之岛”，故乡变成遥远的一个个梦。
岳南和龙应台笔下的大离别虽然触及同一个时代，手法却很不同。岳南是冷峻的，他持的是历史态度，写的是大人物。龙应台是动情的，她写的是纪实故事，描述了小人物和平民。读过岳南的《南渡北归》和《陈寅恪与傅斯年》，长叹顿足；掩卷龙应台的《大江大海》，泪满盈眶。对待历史，没有心底的热，无法开始。开始之后，又要有足够的冷，才能持续。所以，我不排斥这两种手法，冷和热都可以成为激情。骂龙应台的李敖，是为了炫己。没有一本书，可以对一段历史给予全方位的描述，所以我们需要借 不同的书和史料，了解往事故人。每一个人的观点，也都受自身经历和眼界的局限，很难不偏不倚。这就要靠读者自己，辨识良莠，去粗存精，把握方向。
《南渡北归》之《南渡》，我另外有过读书笔记《擦一面八十年的镜子》。《南渡北归》之《北归》和《离别》去年底和今年初读完，加上昨天读完的《陈寅恪与傅斯年》，内容上一气呵成。如果说《南渡》气势磅礴的话，《北归》和《离别》则怒其不争，继而黯然神伤。这个“其“就是国家和在其掀起的大浪里沉浮的民众。一个民族有外患的时节，同仇敌忾，发奋图强。十四年外患刚结束，却马上开始内战。五年内战告一个段落，更恐怖的开始了——窝里斗，持续了25年左右。一个大厦，从外部很难打垮，但凡从内部中间开始拆起，便是将倾之时。因此很怕读《离别》，离别之后便是消亡。1949年留在大陆的学者文人，几乎全军覆没——他们躲过了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却死在了自己人的跨下。因而惨烈，因而不忍看。中国大陆的学术人才从此出现了断层。撤到台湾的学者，虽然还能继续学术，仍旧有独立之精神，却也是饥寒交迫，加上蒋家王朝的高压统治、派系纷争，也没有十分舒心。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为了保护清华基金，思殚虑竭。后来为建原子能研究所和重建清华，最后一病不起。傅斯年据说去世前不久还在写稿子，为了换点稿费做棉裤。胡适被蒋介石重用了又冷落，再重用再冷落，羁留于美国十来年才回到台湾。即便最后荣享大葬大礼，胡适也有不少委屈。大陆老毛发起的批胡适运动，台湾徐复观、李敖的倒胡笔战，都让老年的胡适身心疲惫，尤其是他的入室弟子罗尔纲和亲生儿子胡思杜在海峡对岸写的倒戈灭亲文章，足够让他悲凉透背。三联书店奉命编辑汇总出了八大本300万字的批判胡适文章，这还不算小范围的内部谈话纪录，比如沈从文的《胡适实际上很浅薄》，否定胡适的成就。胡适集过邮都被沈从文拿出来说事，原本我想写沈从文《湘西散记》读后感的，也没了兴趣。”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谈何容易！一个真正的学者，选择了这条道路，也就选择了孤傲和清贫，甚至隔绝。
卷入政治波涛的国人，很难再傲。那位说过“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上唱歌”的金岳霖，在民国的时候做到了，在新中国却“痛改前非”，在毛跟前感激涕零，誓用马列主义来武装自己。这一批人，用岳南的话说，是“在刀尖上起舞旋转”。还有冯友兰（梁效班子）、何其芳（批胡风前锋）。。。最大号的当数郭沫若，他一生写的见风使舵、溜须拍马的文章该和他的学术文章一样多了。自己的二子三子惨死于文革，他咽下泪水继续拥护文革、继续批更多的人，也因此出现更多的郭世英郭民英。违心的事情做多了变成了自己的命运。当年北伐时期投昆明湖自尽的王国维，以孤傲之躯，换得他心中坚持的士尊。文革中自杀的学者文人至今没有统计出确切数字，历史还没有走远，却已经开始模糊不清。
无法再讲下去。。。
二战结束，世界要德国和日本赔罪，受害国家期望他们反省。中国1949年到1976年之间的浩劫，全民卷入达25年之久，政党和每个人是否也该好好反省？对，每一个中国人，尤其今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涌现了大批年轻学者，真正的大师成批出现，到了六十年代又成批地离去。陨落的何止是生命，那是一个民族的沉沦！
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写的是更被现人少知的离乱。内战后期200万人的大撤退，其中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阴差阳错的痖弦是其中一位，还有抱着孩子的龙应台父母，抓壮丁去的，走过十万大山的中学生。。。那是另一个南渡，另一场离别。本书又转而叙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台湾人被日军征去打仗或者看守战俘集中营；从二战后各国士兵和俘虏大迁移，又到内战难民流离失所，到本省人对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孤儿们的悲情，还有香港其实是二战后以及内战结束后这几股难民潮的漩涡聚集之地。内容之多，格局之大，确实不好搭。
搜索一下“长春围城”吧，你会吃惊，如我。这个被隐秘的往事堪比南京大屠杀，被困饿死的平民10-60万之间，因为围城部署第四条是：严禁城内百姓出城。饿到小姑娘望着妈妈，想“她怎么还不死啊？死了我就可以吃她的口粮了。”
枯骨堆起来的历史，秃鹰来不及吃的尸山，血泪流成的长河，海一样的苦难。为什么中华民族躲不开战火的厮杀？为什么逃不开不公不义的践踏？
龙应台提出罪与罚的疑问，就如胜利者和战败者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样，历史自以它自己的方式惩罚罪过。切莫相信“人民”的名义，包括宋朝及古代各朝，包括几次世界大战，“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引自林语堂《苏东坡传》）。按照林语堂的理论，对一个人的真实评价，对一个政权和时代是否爱戴，等ta过去或失势以后，终会水落石出。
-----止笔于2017年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