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戶一朵
陳逸飛之所以交給我三萬美元現鈔，是因為他的國外拍攝計劃遇到瞭麻煩，此刻已別無選擇。當時的情況是：戰後移居澳大利亞的猶太人，在墨爾本首次舉辦瞭一個上海猶太難民紀念展，大量從中國帶回的紀念物，照片、文件以及親歷者的講述都極其可貴。但是，陳逸飛拍電影長期“禦用”的上影廠攝影隊，卻遲遲辦不出公務護照。——在1998年的當時，國有單位因公出國都不允許辦個人因私護照，而因公護照要層層上報，獲得外辦的批文，不是一般的麻煩，沒有六個月的時間根本出不去。而墨爾本的紀念展10天後就要結束瞭。
（出生在上海的“猶太寶寶”索尼婭，常常含淚朗讀懷念中國的德語詩歌）
為瞭趕上這次機會難得的紀念展，陳逸飛隻能使出最後一招：聘用外國攝影師。他交給我的現金，就是準備支付給澳大利亞“洋攝影”的費用，以及購買35毫米電影膠片和沖印費用所需。他給我派瞭一個懂英語的女孩王靜做助手，我們倆便揣著3萬美金匆匆趕飛機前往澳洲瞭（這可是違反海關攜帶外匯現鈔數額規定的哦）。
在雪梨，我們最先采訪瞭迪塔女士。鏡頭之下，她那本舊護照上大大的紅色的J”字十分刺眼，那是納粹標記Jewish（猶太人）的符號。當美國、法國、澳大利亞這些“文明之國”紛紛拒絕接納他們之後，英國總算“網開一面”，但隻接受猶太兒童！這骨肉分離的生死抉擇，父母們怎能接受——要死也要死在一起。想想看，在這樣走投無路的絕境中，得知上海為他們敞開生存之門，那該是何等欣喜，何等感恩！
（願紅色J字所代表的種族仇恨，今後不再會戕害人類）
——當然，我沒法讓迪塔盡情傾吐心聲，因為我使用的電影膠片，眨眼便走完一卷，幾千美金嘩嘩就沒瞭啊，得省著用。
等我們到瞭墨爾本，上海猶太人紀念展已剩下最後2天就要關門瞭。好險！展廳不大，但陳列著許多猶太人從上海“搬”來的紀念物：有旗袍，中式雕花木箱，中國發的結婚證，還有一個個小螢幕播放著的人物訪談——這都是導演斯皮爾伯格歷年來拍攝的大屠殺幸存者口述實錄——就像20年後崔永元拍攝抗戰老兵口述實錄一樣，努力使歷史真相不致湮沒。
整個展覽最讓我難忘的，是占據瞭一面墻的大幅照片：1944年的上海猶太人居住區，熱鬧的屋頂咖啡店充滿歐洲的優雅風情，難以想象當初落魄逃生的難民們，隻用五年就“翻瞭身”，硬是在上海虹口區營造瞭一片繁榮的“小維也納”。沒想到的是，照片竟然是一位13歲猶太少年當年獨立拍攝的！
攝影人艾斯菲爾德坐在瞭我們面前。這位白發謝頂的“老上海”已67歲，他告訴我們當時怎樣爬到院墻上拍下瞭這個“屋頂咖啡”的精彩大場面，最後我和王靜也忍不住站到照片前“穿越”瞭一把。
（在1944年的上海，猶太難民重溫瞭歐洲情調的“維也納舊夢”。）
當我們完成澳大利亞的拍攝時，陳逸飛已經去到瞭德國，追尋散落在歐洲的“上海猶太人”進行拍攝。我的任務，則是帶著所拍攝的膠片去和他會合。於是，我便獨自提著這些寶貝膠片，從墨爾本登機，飛到雪梨轉機，再飛新加坡轉機，接著飛法蘭克福轉機柏林，全程38小時的孤獨飛行，真是把我累癱瞭，好在陳逸飛手捧鮮花親自到柏林機場“接駕”（更要緊是接那幾盤膠片哦），祝賀我拍攝成功。
在柏林和維也納的拍攝開始後，人高馬大的德國攝影師們就全聽“陳導演”指揮瞭。陳導手裡捧著監視器，對每個鏡頭的光線、色彩和構圖都力求完美。影片的主角是提琴傢格林伯格，他5歲時跟傢人逃亡上海，7歲時患小兒麻痹癥留下瞭腿部殘疾，卻在上海完成瞭專業提琴演奏訓練，戰後成為維也納樂團的首席提琴師。在柏林拍攝戶外鏡頭時，陳導想覺得主角的手中應當有隻提琴，我覺得也對，便趕快到附近街上找到一傢舊貨店，買回瞭一隻破舊的小提琴空盒充當道具，讓提琴傢拿在手中，孤獨跛行在斜陽之下，倒真像那麼回事。
不過，德國攝影師對陳導那種追求唯美畫面、反復擺拍、設定人物話語的“紀錄片”玩法並不感冒，幾天下來意見多多，說這背離瞭紀錄片的真實本質。但他們既是導演雇的，就得服從啊，工作起來他們的敬業精神倒是沒話說。
提琴傢在柏林行走的場景，是一段作為戰爭遺跡特意保存下來的舊街道，墻上佈滿累累彈孔，提醒著戰爭的殘酷。當鏡頭追隨著格林伯格手提舊琴盒緩緩跛行，耳邊就似乎響起瞭“辛德勒名單”的悲愴主題曲。
（在戰場遺跡前拍攝，卻不知為何會笑瞭場。左起：陳逸飛，助手王仲儒和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