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故事（3）
1946年上半年我高小毕业，大热天步行到内乡县城报考河南省立内乡中学。这是一所（男子）完全中学（现在我也不明白，当时的小学还男女一校，为什么中学反男女分校，难道说怕学生大了会有性爱方面的问题）。学校经费由省政府拨给（学生不交学费）。地方为了增加招生名额，又增设自费班（收学费）。每年初中招收四班学生，称甲乙丙丁。甲乙丙丁两班为公费生（只是不交学费），甲乙丙丁两班为自费班，学生要交学费一石二斗小麦。我不知道高中招多少，全校一千多学生。招收放榜，我被录取在甲班。中学录取了，可学校在县城，离我家7。5公里。要在学校寄宿搭伙（吃饭），靠稀粥渡日的人怎可能到城里去读书?这一难题像一座大山挡在我的面前无法逾越。不知哭了多少眼泪，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我同族的七爹（七叔）庞振颢十分同情和惋惜，听说庞“五少”（少爷的意思）回到营里他的宅第（房宅），因他常住离庞营一百里外的丁河店庄子，就带我去见了五少’，请他仗义疏财给与帮助。他给了五万元法币（国民党执政时一种纸币），大概就是能买三斗粮食。虽解决不了读中学的费用，毕竟可以先入学了。就这样我我读上了省立内乡中学一年级甲班，坐在第一排（因是男子中学，没有女生）。
中学校里的伙食分三等，甲灶、乙灶和丙灶。甲灶吃白面、馒头、包子，卤面条、肉食等，乙灶次之，丙灶最低，只能吃豆面条、玉米粒粥（和了一些饭豆）。我只能搭丙灶伙食。就这样一学期未完就没钱搭伙了。只好每周六下午放学回家，母亲为我蒸一篮玉米面窝窝头带到学校吃一周，周六又回家，周日下午又返回学校。在中学读书，学生们开早中晚餐时，我一人跑回宿舍啃冷窝窝头，喝白开水。这时是冬季，应该说是很苦的了。若是这样能维持下去，我就会坚持的学下去。可是吃窝窝头比喝稀粥要多耗费粮食，我母亲一人是难以支撑的。这样，继续学习又遇到了困难。第二年通村一个读自费班（丙班）的学生找到一个独老太婆楼门洞一个墙角，我俩每周各自带粮带柴自己做饭。我每周带一袋玉米碎粒和一捆玉米杆，放学就到那里烧玉米秆，煮玉米稀粥。自做字食，天天如此。这就是我读中学时的生活。
1948年家乡处于战争时期，学校停学。到了秋季，内乡县成立了人民政府。我读小学时的老师李家齐在县政府工作（我想他原来可能是地下党党员，不然怎么会一解放就在县政府工作）。时逢豫西军政干部学校来内乡县城招生，经他介绍，我参加了这个学校，也就参军了。豫西军政干部学校是豫西军区办的，校址就在军区所在地鲁山。当我卷起被盖告别母亲和同族父老时，我母亲年青就守寡抚养的唯一独子要离开她了。她哭得难以割舍，但又无法供养和培育儿子，也是一种无奈啊！就这样，我离家进城集合整队，步行几天才到达鲁山校本部，换上军装，成了一名年青的军人。
在豫西军政干部学校，每天的生活就是出操、学习，主要是学习。首长和教育长讲课。我们坐在场地上，没有教室，没有桌凳，坐的是砖头，膝盖是桌子。过着简朴的学习和军人生活。军区文工团時乐蒙为我们写了校歌教我们唱：“伏牛之麓，伊洛之滨，豫西干校集合了无数革命青年。为了祖国，自由独立，为了人民的解放，在这个时代的熔炉里锻炼。严肃、紧张、团结、活泼是作风，艰苦奋斗，英勇奋斗是传统… …”。
我编在一中队，只有少数女同志，都是青年学生参军。我们的中队长是一个受过伤的有四十多岁的相当于团级军官。那时没有军衔，干部与战士的区分，只是干部穿的上装有四个口袋，战士只有两个。教员有趣地说，干部服多两个口袋，不是装花生米吃，而是装笔记本。他带有一个勤务员。指导员是一个女同志，名字叫余杰，是军区司令员兼校长曾希圣的妻子。她个头不高，但很灵俐，皮肤白皙，人很年青，一头短发。是个知识分子。一身军装，腰束皮带，显得很精神。她常常带一个硬壳笔记本，一只派克金笔，字写得很好，很小。副队长和指导员对我们都很和气、平等。指导员年青，活跃，说话很清楚。她很会做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她是司令员的妻子，但从来没有提到过司令员，毫无架子，我们对她的印象都很好。
1949年刚过元旦，因为国共两党和谈破裂，共产党决定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学校传出动员，军区部队（豫西军区所属部队）升级参加野战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消息，我们队轰动起来。大家都是热血青年，连夜报名。我也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大概就是两三天的时间，我们报名的男女青年由队长带领出发去野战军报到。那时没有固定的地方，因为军队打仗，天天在转移，靠电台、电话联系，然后我们就去追去寻找。
当时战局转变，形势需要，解放军由运动战转入攻坚战，由占领广大农村变为夺取大中城市，占领交通枢纽。军队不仅要攻克城市，还要接管城市恢复秩序。这就需要作城市工作。军一级建制都成立城市工作队。我们南下走到安徽省六安县，十军政治部派干部科长杨志来接受我们，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军城市工作队。四月二十一日，先头部队刚渡过长江，我们大约上午九、十点钟进驻安庆市。安庆市位处长江北岸边，当时约十万人口，属小城市，安徽省府以前曾设在这里，后北迁了。两天后又接到命令，令我们开跋进驻芜湖市，参加接管工作。
1949年三月间南下到河南省漯河市，这里是京汉道一个车站（北平-汉口）。我们干部大队正在开会，国民党派的飞机来轰炸，再次炸火车站，炸街道，炸军队。干部大会开会在露天坐一大片，目标明显，遭到袭击。由于疏散较快，伤亡不大。过后行进驻扎安徽省六安县，改编进第十野战军城市工作队。第二天早晨开过饭集队讲话正要开跋，国民党获悉情报六安有大批军队，派两架飞机轰炸、扫射。我们这一队只好疏散隐蔽在一片坟地里。两架飞机丢光炸弹，然后向着我们轮换俯冲用机关枪扫射。我和一个比我年长许多的刘同志躲在一个坟丘下，飞机从正面扫射过来，我们由坟丘的高度遮掩，都打到前面和身后的地上，没能伤到我俩。后面又过来一架飞机转弯较早一点，从左面斜角飞过来，刘同志身体很快地转到右边，我当时不知为什么，只是本能地迅速跟随他移动过去。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刚移动过去，只听得子弹飕飕地打在我们原来趴着的地方，飞起了尘土，好险！遭空袭后，我看到有同志牺牲了，特别是同班的寇遂同志一条大腿被炸断，不能同行了。看到被炸死的马匹骡子。一匹马的前胯处炸掉一块还在流血。这时我才感到后怕。那时的我们就是这样，“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继续前进”，我们又出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