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届科学家的坎坷之路

 

题记：英文字母V被作为胜利（victory）的标志。然而对于老五届科学家，V如其形，意味着必须先承受跌落谷底的痛与爬出谷底的难，然后才谈得上胜利。

从孩提时起，我就对大千世界充满好奇，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一不是我感兴趣的。少年的我，最爱读《十万个为什么》，最崇敬杰出的科学家们。1963年9月我考入南京大学，中国生物化学的泰斗、国家一级教授郑集先生亲自给我们作专业教育。他说生化是边缘学科，人才奇缺，勉励我们毕业后考研究生，立志毕生从事科学研究。

1965年，南京大学一位年仅20岁的学生崭露头角名扬全国。与我同年进校的化学系学生温元凯，大学二年级时就发表科学论文，专家认为其水平超过了一般讲师。学校把温元凯树为又红又专的标兵；以他为榜样，我就像干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汲取科学知识。

文革折翼 理想破灭

谁都没有料到，毛泽东于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当时在校大学生是1961年至1965年入学的，后来被统称为老五届。开始时大家破四旧、大串联，起劲得很，这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啊！可是没多久，我们就慢慢消沉了，许多事情都想不通，校长被打倒，德高望重的郑集教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去扫厕所。就连温元凯，也被批为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黑标兵。

中国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学校停课，除了翻来覆去读毛的那几本书，专业书看一看就是罪过。一旦广播里传出毛的“最新最高指示”，那怕深更半夜都得去游行。毛泽东又派来“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占领大学，难道毛就永远正确吗？为什么他要无休无止地折腾？我们对这种无聊的日子腻烦透顶，唯一的希望就是早点离开大学这是非之地。

1968年12月1日，我们班级在离校前拍毕业照，古今中外的大学，这样的毕业照堪称奇葩。占据中间位置的，是无处不在的毛泽东像和他派来的“工宣队”；而辛勤教导我们的郑集教授等老师，竟无一席之地。更可悲的是，有些班级在文革中分裂成势不两立的派别，连毕业照都照不成；时隔近半个世纪，到现在仍是老死不相往来。

跌落谷底 忍受苦痛

我被分配到一个偏僻小县的偏僻小村，跌入了社会最底层。在那里我断了科学研究的念想，除了劳动还是劳动。全国大学生多半都是这个命运，因为毛泽东指令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里的农民远没有摆脱贫穷，他们住泥墙草顶的房子，劳动一天所得，只值三、四个鸡蛋，连饭都吃不饱。这里连电灯和电话都没有，同伴装了个用电池的半导体收音机，才把我们同世界又联系起来。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我平生第一次听到美国之音，让我重新认识了中国和世界。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被灌输，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穷乡僻壤我才明白，其实三分之二就在这里。明白了真相，是我接受“再教育”的最大收获。

1969年7月20日，美国之音报导美国航天员成功登上了月球。我长久长久地凝望月亮，思绪万千。我既为全人类共同的科学成就高兴，又为祖国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黯然神伤。许多国家都在快速前进，而我们受过高等教育的老五届大学生，却年复一年地被糟蹋生命。想到这里，我不禁潸然泪下。

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又到一家小化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在这个偏僻小县整整10年，生活之苦自不待言，当时的处境用两个字便可概括：无望。一是事业无望：所学非所用。二是前途无望：如果说自己这辈子注定要被耗在这里，只得认命；难道我的孩子们也不得不在这穷乡僻壤度过一生？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

承受艰难 爬出谷底

1976年毛泽东死了，中国逐渐发生着变化。1977年10月22日，我习惯性地阅读报纸，那时报纸只有四个版面，两、三分钟便可看完。然而那天的报纸，我足足看了一个小时，读的都是同一条消息：高等学校将恢复招收研究生。这条消息只有二、三百字，却让我振奋不已：改变无望现状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可是我已经长时间没有正规学习了，还能把荒疏的学业补上去吗？还有实力竞争取胜吗？不过我很快坚定了决心：考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这不是我的夙愿吗？自己朝思暮想盼望的，不正是这一天吗？我既无后台、又无门路，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再难也要考，而且要考好。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

老五届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与我的校友温元凯有一定关系。他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绍兴塑料厂，1973年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系。1977年8月，他有幸参加邓小平主持的国务院科教工作座谈会，是最年轻的与会者。温元凯大胆发言，说高考制度要改革，并提出十六字方案：“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听了后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这是温元凯生平最闪光的时刻，他不但影响了老三届知识青年的命运，也影响了老五届大学生的命运。

1978年5月5日，全国有63500名考生参加了研究生招生考试。四个月后尘埃落定，10708人考取了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多数是老五届大学生。我有幸成为这万名研究生之一，当我收到盖有中国科学院鲜红大印的录取通知，内心激动得如同迷路的孩子终于回到妈妈的怀抱。

我十分认同作家柳青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考取研究生，无疑是老五届人生道路的紧要处。可叹的是，从文革停课到考取研究生，老五届竟然耗费了整整12年才跨过这一步。1978年10月5日清晨，我登上长途汽车去中科院报到。当太阳跃出地平线洒下第一抹曙光，我再次凝神注视这片挥洒过青春岁月的土地。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生命中长长的无望的一页翻过去了，我终于能圆自己的科学研究之梦了。

我们研究所招收了15名研究生，个个都是拔尖出来的。我们的日历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我们要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老一辈科学家追求真理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言传身教的科研之道，极大地帮助我们成长。1981年8月我们毕业时，老一辈科学家们同我们合影，对我们寄予了极大期望。

（哥伦比亚大学）

再次展翅 终归平淡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就算受伤也不闪泪光/ 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隐形的翅膀》歌词）。我永远忘不了1990年9月15日，我乘坐的飞机腾空而起，那熟悉的城市和乡村急速远去，机翼下的海水由黄变绿，再由绿变蓝。再见了，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凝视着最后一抹海岸线在天际消失，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

在美国，我的科学研究走上了轨道。我与美国学者提出一个理论模型，在本门学科领域里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我看到它在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上被一再引用，当我听到它又被译成某一国文字出版，当我得知它被写进教科书向学生们传授，我就为自己能在科学殿堂上添砖加瓦而高兴。让我感叹的是，为什么我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能取得这些成果？难道果真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其实科学研究根本就不必由政党控制；灌输式的政治学习和几年一次的政治运动，只能是科学发展的桎梏。

与我同届毕业的研究生共14人，有12人先后来到美国。对我们寄予很大希望的老一辈科学家，何曾想到学生们几乎全部离开了中国？来到美国的老五届科学家，往往发现自己的导师或老板是自己的同龄人，因为美国同龄科学家，已经积累十多年研究经验，开始崭露头角了。许多老五届科学家不得不面对一个严酷现实：自己的知识已经陈旧，又过了最富有创造力的年龄段，力不从心，难以与美国科学家竞争了。为了生活，不少老五届科学家不得不放弃研究，改做其他行业。

就连老五届中的佼佼者、曾经是中国最年轻教授的温元凯，也遭遇了同样的困境。1992年，温元凯到加州理工大学留学。遗憾的是，他毕竟在文革中蹉跎了青春岁月，此后又在社会活动中投入大量精力，1989年更因支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而坐了一年多牢，以至于在专业领域再难有所建树。1994年后他不得不转向到经济领域，不再称自己为化学家了，令人唏嘘不已。如果没有文革的折腾，温元凯本来是有可能成为优秀化学家的。

留在国内的老五届科学家，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者寥若晨星。以生物学部为例，现有的132位院士中，老五届只有区区五位。这是因为科学研究需要投入毕生精力，而老五届的生活道路太过坎坷，遭遇过太多磨难，荒废了太多岁月。钱学森生前问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老五届科学家的经历足以回答他的问题：原本大有希望的老五届，经受了文革浩劫、蹉跎了青春岁月，若是遭受过这么多磨难还能产生出科学大师，岂非咄咄怪事？

从文革开始到恢复招考研究生，时间跨度之长，竟与抗日战争加国共内战相当。中国损失了整整一代有用之材，老五届科学家则损失了整整12年。人的一生能有几个12年，何况是最可宝贵的青春年华！尽管老五届科学家喊出“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但12年的损失毕竟是无可追回的。就整体而言，本来大有可为的老五届科学家，就这样被耽误糟蹋，再也飞不高了。原本有望成为一代精英的老五届科学家，如今已届古稀之年，就这样归于平淡、面临凋零。

（图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