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的俄罗斯情结几乎和“苏联”无关。真正深切而温暖我们的可能是高尔基的《童年》；因为他的童年比“中国的童年”更像我们的童年。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俄国人的印象是由相反的两部分记忆构成的，关外断续着老毛子的奸淫掳掠，关内倒错着红与白的东施效颦。前不久看凤凰台一个关于俄罗斯的节目，让我想起中国作家怎样普罗旺斯，中国学者怎样言必称希腊。长得像包子一样却一定要去追狗，这就是中国人的外国文学。不过在那三个人当中有一位好像还多一些诚实：他承认他在俄罗斯最多只能进入阿赫玛托娃的厨房，根本无法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桌；因此他的俄罗斯游记无法竞言。他最好到此为止。炒卖鲁迅和红楼，我就假装你们是专家了；但中国人一定要外国文学，就会陷入困境——你不可能理解你根本不懂的东西。仅以俄罗斯绘画为例。一方面，只有“极北之地”的人才能对俄罗斯的风景画冷暖相知和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只有东正教的俄国信徒才能那样认识列宾《旷野里的基督》，和波宁诺夫的《基督和淫行妇人》（Vasily Polenov，Christ and the adulteress）。你如果对基督教东正教和神学一无所知，你的俄罗斯游记就只能是中国式的旅游——在天安门前照一张相和在雅典庙前照一张相说我来过了是一样的。我这样说绝非要谬托知己或藉着抬高话语对象将自己分别为圣；而是要与诸位分享：俄罗斯思想是一个独特的福音现象，而今天中国刚刚抵达这条神学歧路的始点。
一、罗斯受洗
仅仅了解那帮子残暴而诡诈的蒙古匪徒对俄罗斯近300年的蹂躏是远远不够的。蒙古人送给俄罗斯人的主要是酒精和军事制度，以及男人从军女人执政的游牧式的女性主义。但是，真正全面塑造俄罗斯前世今生的历史事件，乃是“罗斯受洗”（Baptism of Rus' ，Christianization of Kievan Rus' ）。别尔嘉耶夫无疑在告诉中国读者一个常识：“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化中，宗教问题具有决定意义”。斯拉夫（slova）这个字的基本含义是“语言”，这个名字可以是人类在巴别之后因混乱语言而分地居住的一个见证——同语则同族。“罗斯”可能是一个地名，或罗斯河，或别处。这个名称可以追溯到圣经中的“罗施”（?????）以及玛各、土巴和米设（???????，Mesech，莫斯科？创世记10:2；以赛亚书66:19；结38:2-3，39:1）。?????的基本含义是“头”或“源头”（创世记2:10，1:1）。俄罗斯的文明史的第一阶段被称为“基辅罗斯”（882-1283年），然后经过蒙古入侵，进入莫斯科公国（1283-1547年）和沙皇（1547-1721年）以及帝国（1721年—1917年）时代。俄罗斯文明史首先是基督化的历史。而俄罗斯的福音历史是从一个女人开始的；从此似乎奠定了俄国神学和俄国文学的女性（母性和情人）根基。
这个美丽的女人是一位遗孀，名叫（圣）奥丽加（Св. Ольга；Olga of Kiev，890-969），她是基辅大公伊戈尔•留里科维奇（Игорь Рюрикович；约877-945年）的夫人。如果说伊戈尔是俄罗斯国家的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的实际创建者；那么奥丽加则是俄罗斯第一位受洗归入基督的贵族。不仅如此，这位“母亲”也是基辅的慈禧。奥丽加于955年或957年前往帝都君士坦丁堡，她在那里受洗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并得到一个基督教名字叶莲娜（Елена，De Ceremoniis）。一个大国的最高领袖成为基督徒，而且她还是一位女性，这两方面的事实对俄国思想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从此以后，俄国心灵一方面要苦苦寻找奥丽加取代传教士所诠释的那位基督；另一方面，俄国作家在受到任何伤害之后，寄身于奥丽加的温暖，如同冬夜的猎人投宿将残的灯火。俄罗斯的基督，一直是冬天里的基督。马克思在中国成了一盘腊肉，而基督教在俄国从“父与子”演绎为“母与子”。
但是无论如何，俄罗斯从荒蛮走向文明的历史开始了，这恰好在耶稣降生的1000年。第一个1000年福音征服了西方，第二个1000年福音征服了北方，第三个1000年福音必将收复东方。但这不是一个业已完成的事工。奥丽加的孙子（圣）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Св.Влади?мир Святосла?вич，教名瓦西里；约955或960-1015年）完成了在罗斯彻底或正式的基督教化，基督教成为国教。“罗斯受洗”因此是和弗拉基米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988年，第聂伯河的上空仿佛天开了。不过罗斯人首先看见的不是十字架和复活，而是拜占庭的教堂怎样比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更加“悦人眼目”；特别是，只有基督教不妨碍俄国人继续作酒徒，而东方教会更鼓励政教合一。值得一提的是，在瓦西里的“归正”中，女性的作用同样是关键性的：988年，拜占庭帝国皇帝瓦西里二世和康斯坦丁八世“被迫”将安娜公主嫁给弗拉基米尔大公。而弗拉基米尔的童年几乎是高尔基童年的先声：由于他的父亲“斯维亚托斯拉夫几乎一生都在远征中度过，童年时的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更多地是待在祖母奥丽加的身边”。
希腊正教或东方教会的圣母崇拜与西方教会略有不同。如果说罗马的圣母更多在于造就了一种骑士精神；而在“第三罗马”，圣母崇拜更多地造就了一种全新的母子关系，甚至是一种恋母情结。11世纪初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把一个圣母像送给了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大公国的统治者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外孙，这幅画后来成了东正教的圣物，被称为“弗拉基米尔圣母像”。这个圣象不仅仅是圣母像，而是圣母子像——不仅马利亚，而是马利亚和圣子的关系，成为俄国灵魂的真正安慰。很多时候，俄国作家关于父子关系的恶性记忆，进一步成为他们恋母文字的灵感源泉。这些女性化的文字似乎总是让人想起蒙古人的原始宗教即萨满教。不仅如此，摩梭人的母系文化中的老祖母，是否可以与高尔基的祖母相提并论尚待考究；但我同意这个观点：母系社会的出现与加强，实与男子经常长期外出，长时间从事贸易或者军事战争有关（哈里斯，1977）。金帐汗国（1242-1502年）杀害了很多俄罗斯男子，但是，他们很有可能加强了俄语中母系文化的势力。
俄罗斯人的女性情结从“索菲亚情结”到对十二月党人妻子们的移情，一脉相承。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凝聚俄罗斯民族的不是血液，而是信仰”；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信仰不仅是中国文学完全无知的，也与神学中的信仰不同。奥丽加之后的“马利亚”是索菲亚•帕列奥罗格，原名佐伊•帕莱奥洛吉娜（Софья Фоминична Палеолог，Sophia Palaiologina；1455-1503）。索菲亚是拜占庭帝国的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后，她在莫斯科成了大公伊凡三世(伊凡雷帝的祖父)的第二任妻子。索菲亚不仅带去了象征拜占庭帝国荣耀的双头鹰国徽，在她的影响下，莫斯科成了 “第三罗马”。十六世纪早期正是西方近代史的黎明，是“新教”的纪元；而在北方的冰天雪地中，在那些早晨，第一个叫醒俄罗斯男孩子的是这位伟大的女人。索菲亚之后的“俄罗斯女人”是叶连娜•瓦西里耶芙娜•格林斯卡娅（Елена Васильевна Глинская ，Elena Vasilyevna Glinskaya; c. 1510 -1538年），她是莫斯科公国大公瓦西里三世第二任妻子和俄罗斯摄政（1533至1538年），也是伊凡四世的母亲。
伊凡四世•瓦西里耶维奇（Иван IV Васильевич，1530-1584年）被称为伊凡雷帝，他是“沙俄”的真正缔造者，或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这位沙皇一直是俄国知识分子厌恶的对象，原因之一是莫斯科主教菲利普（Philip）因谴责伊凡四世的残酷统治而被勒死。列宾的油画“伊凡雷帝杀子”（或伊凡雷帝和他的儿子，1581年11月16日恐怖的伊凡和他的儿子）让我们看见俄罗斯思想对父权和父子关系经久不息的厌恶；这种表情深深掩映在《卡拉玛卓夫兄弟》的字里行间。 赢得知识分子好感的俄国男性统治者好像只有两位，第一是彼得一世•阿列克谢耶维奇•罗曼诺夫（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Рома?нов，1672-1725年）。“俄罗斯思想”愿意对彼得大帝表示尊重，主要是因为他的西化改革。亚历山大一世•巴甫洛维奇（Алекса?ндр I Павлович， 1777- 1825年）部分地分享了彼得大帝的荣耀，他因击败拿破仑成为“神圣王”和“欧洲的救世主”。但是亚历山大一世是杀父（保罗一世）继位的，我不知道这场杀父罪恶多大程度上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创作激情（特别是《克拉马卓夫弟兄》）。第二位就是末世沙皇尼古拉二世。对尼古拉二世的尊重是迟到的尊重和补偿式的尊重——被披露出来的列宁党徒的灭门暴行，以及英国以东人式的隔岸观火（英国拒绝提供政治庇护），激发了俄国天鹅绒般的伤情。
然而在彼得大帝和亚历山大之间，屹立着叶卡捷琳娜二世•阿列克谢耶芙娜（Екатерина II Алексеевна，Catherine II或Catherine the Great ，1729-1796年）。俄国的“崛起”实际上和这位女皇密切相关。中国文痞在妖化了妲己-武则天之后，凯萨琳二世或凯萨琳大帝成为他们的第二个武则天。而同情十二月党人的中国知识分子更愿意污化这位德国公主。向邻舍进行道德和性道德报复是中国文痞和中国泼妇共享的种族习性之一。中国只在肚腹和裤裆之间思想和神学，经营称义和成圣。凯萨琳二世原名索非亚•奥古斯塔•弗雷德里卡，（Sophie Augusta Fredericka），是德国安哈特-采尔布斯特亲王的女儿。1745年她与彼得三世结婚并皈依东正教，改名叶卡捷琳娜。俄国作家笔下的彼得三世不仅是丑陋不堪的昏君，而且另有新欢。这位索非亚和伏尔泰、狄德罗等法国启蒙先锋交往密切，这使得她得“神学思想”带着德国和法国固有的反教会传统。值得一提的是，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发生的普加乔夫起义，虽然被中国洪秀全的继承者们津津乐道，但实际上普加乔夫的真正“信仰”只是“彼得三世复活”。普加乔夫从来没有在东正教国家获得过洪秀全在中国的地位。
二、百年惺忪
历史到了十九世纪。我同意这个观点：俄罗斯人只思想了一个世纪。但我不同意“分号”后面另外那半句恬不知耻的话：而我们中国都思想或博大精深5000年了。事实的真相只是：俄罗斯还毕竟思想了100年，而中国人还从来没有思想过。没有基督就根本没有思想，或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思想。“任何一种认识都以信仰为基础”（英诺肯大主教）。没有上帝的思想就是一场侏儒的醉话。只有瓜娃子和别有用心的小市民，才会把醉鬼及其昏话当成学习和传讲的对象。狂人或骗子、蠢货和小贩，构成人类思想史或人本主义文化的两极。中国文人只是一群永远被耽误风骚、却靠抱怨仍然可以风骚的乞丐，而中国教会只是一群相信上帝无所不在的萨满和佛教徒。东方-北方-西方在思想谱系上的位置，大约可以按这个方式排列：妖精-白痴-罪人；或者：灾民-农民-市民。“北方人”是道德白痴（好人）和土里土气的农民；“西方人”是蒙恩罪人和市场中的商人，基本上是真实的人；而“东方人”只是成精的灾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可以指俄国知识分子；但他的《群魔》用来映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更为精确。
不过北方人的思想同样是一条歧途。我很庆幸俄罗斯只思想了100年，就从黄金时代的道德偶像完成了向白银时代语言偶像的终局。今天俄罗斯思想是一片废墟，但废墟也比丘坛更有希望，正如白痴总比妖魔更有指望。当然，当代中国连废墟都谈不上，因为废墟的昨天还耸立过拜占庭的建筑。这里从未建筑，只有箭猪。妖魔的意思还不仅仅指每个人都在道德吃人，而是每个罪人都不认识自己的罪，却在吞吃别人的过程中演上帝。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每个罪人都是上帝的国度，因此才是世界上极其可谓、实在太可怕了的“神州”。只有上帝和上帝之间的争战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机变百出、赶尽杀绝的，因为“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东方思想与北方思想相差1000年，和西方思想相差2000年；这与“圣诞”在不同方位发生的时间大致相当。俄罗斯的今天总是中国的后天。需要儆醒的是：中国妖人正在从“我君子你小人”的萨满阶段，向“我圣灵内住你没有生命”的萨满阶段转移。面对中国群魔或中国上帝，“孙长老快收了神通吧”，就是中国教会福音的第一预工。
俄罗斯盛产道德白痴，因此我同意别尔嘉耶夫的定义：知识分子是典型的俄国现象。从根本上说，俄罗斯思想是一种人学，而不是神学，所谓人本主义或人类学。但“圣母子”为俄罗斯思想提供了一个叫醒服务，只是俄国人花了100年的时间用来起床或惺忪。这个惺忪过程就是俄罗斯思想史的本质。俄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敏感和大地情怀，是对福音的深刻误解造成的一种白痴现象。中国的人本主义或人类学并不关心道德问题，他们的道德是一种政治，而他们的政治是一种谋生方式。中国道德哲学主要服务于人与人之间争夺生存资源的需要，旨在降低竞争成本，提高竞争优势。换言之，中国道德与道德无关，只是一种魔鬼式的谎言。而俄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敏感是真实的白痴。“白痴”不仅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恰达耶夫的反讽，更是一种现实：俄国神学只关注人，而且是关注圣经已经解决了的人论。圣经关于人是什么已经充分而简要地解决了，但俄罗斯知识分子视而不见地彼此竟相炫耀他们关于人性没完没了的新发现。俄罗斯思想中的人论不仅仅是盲人摸象，更是毫无意义的重复。
圣经还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俄国的读物，而他们所引证的基督还不是圣经启示的基督。实际上，圣经翻译成斯拉夫语，对俄国人的影响是有限的。圣经说：人就是罪人；人算什么；神爱罪人，使之得救。白痴和蠢人总是惊呼：人怎么可以是罪人；并且这个罪人要用一生的时间写一个罪人怎样是罪人或如何为罪不安。没有基督，更没有基督的赦罪，复活和称义。在圣经和基督之后另辟蹊径“对生命进行理性思考”是瞎眼的。别尔嘉耶夫1946年出版的《俄罗斯的思想——19世纪到20世纪初俄国思想的基本问题》，本身就是俄国思想的基本问题。卡拉马卓夫不过是人；卡拉马卓夫是谁根本不重要——但是，卡拉马卓夫是一个焦虑不安的罪人竟然耗尽了俄罗斯思想的全部热情。俄罗斯知识分子以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以及极权主义的方式兜售人的道德不安。其中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则兜售他们尘世千禧年的白日梦，并在狄奥尼索斯和禁欲主义之间候鸟一般地飞旋。这群疲倦的候鸟中途歇脚的地方不是耶稣，而是圣母。俄罗斯的圣母可以同样是三位一体的：圣子的生母、大地母亲以及女性化的索菲亚（“智慧”）。
俄罗斯文学是从共济会和讽刺小品的“道德训诫”中启程的，到十二月党人完成了文学领导革命的梦想。别尔嘉耶夫这样评论从维诺科夫到拉吉舍夫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殉难史：“在俄罗斯，道德因素永远比智力因素占优势”；“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是拉吉舍夫，他预见到并且规定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当他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普希金也说：“上帝则像而我们俄罗斯一样忧伤”。普希金被称为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太阳，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契坷夫、恰达耶夫、赫尔岑、格拉诺夫斯基、别林斯基、索洛维约夫、费奥多罗夫、罗扎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披萨列夫、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基列耶夫、霍米亚科夫……一直到20世纪初的布尔加科夫、弗兰克、勃洛克、伊万诺夫、梅尼日科夫斯基以及舍斯托夫，和所有“彼得堡时代的漂泊者”一样，他们都是俄罗斯上空的道德星辰，他们都“非同一般的善良”。白光一直闪烁到阿赫玛托娃这位俄罗斯的月亮。的的确确，他们一生都在燃烧，但却过早地燃尽了生命。波洛克这句诗在我看来是一种双关：“我在俄罗斯上空远远看见，火辽阔而沉静地燃烧”。俄罗斯思想的道德终点一定站着布尔什维克——道德成了肉身。希加耶夫说：摆脱了无限自由以后，我就被无限的专制所包围。
“宗教问题折磨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根本原因是白痴们无法洞见的：赦罪的是圣子，而不是圣母。当圣母而不是圣子站在罪与罚之间的时候，罪孽感导致的沮丧和“人神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人格论”（托尔斯泰）从两个方向毁灭了俄罗斯。俄国神学最危险的结论就是“人的神化”，而这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俄国天才或白痴共同达到的黑暗之巅，而索洛维约夫的《神人类读本》和涅斯梅洛夫的《人的科学》以及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继往开来。白痴的罪在这个地方：圣经让希腊人“我是谁”的追问大白天下，但俄罗斯重新煞有其事地把人变成“宇宙中最大的秘密”。俄罗斯的星辰成功粉碎了“欧几里得的智慧”，但却没有到达上帝的智慧（就是基督），于是只能半途而不废地栖身在索菲亚的智慧之上。俄罗斯的女性气质和无神论都是从苦难和同情中诞生的，“知识分子和人民”，这是一个俄罗斯的问题；人民幻象之后站着安娜和娜塔莎，慈母、娇妻、和女恩人，这是俄罗斯另外一个问题。在讨论俄国“女基督”之前，需要强调一个常识：俄国的无神论和中国的无神论也不完全是一个东西，至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无神论比斯大林的无神论更充满清教徒和苦行僧的特征，他对妻子的爱让中国食物为天妻子为衣的无神论变得猥琐不堪。而即使在斯大林的无神论暴政之下，本雅明告诉世界，莫斯科的教堂仍然存在，东正教的圣物仍然充斥着俄罗斯的大街小巷。
女人在俄罗斯思想和文学中至关重要。别雷说：“妻子”的象征对于我们来说变成了一道曙光。我深信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看见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的时候，一定感动得热泪盈眶。越是在冬天，越是在西伯利亚，俄罗斯精神越是充满关于女性温柔的狂信和依恋。“你们中的任何人早就不爱了”，但俄罗斯知识分子仍然相信爱情，几乎无一例外。柴可夫斯基在冬夜里说：“有时候我真的很希望能够被一个女人温柔的触摸与疼爱”。俄罗斯的男欢女爱具有宗教性质，这一点，是西方人和东方人无法理解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和汉娜阿伦特可以和平相处，但本雅明和阿斯婭“这对恋人除了吵架什么都不干”。爱情是俄罗斯的十字架。柴可夫斯基和他的女学生安东妮雅•米露可娃（Antonina Miliukova）的婚姻破裂后，陷入自杀莫斯科河的绝境。这位作曲家的余生也基本上是在这种“自杀般的幸福”中度过的：他和俄国铁路大亨富孀梅克夫人（Nadezhda von Meck）保持了14年的通信和“柏拉图式的爱情”，在通信被迫终止三年后，柴可夫斯基郁郁而终或自杀身亡。女人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冬之梦”。女人也是曹雪芹的信仰，但曹雪芹的女人只是安慰的对象，而不是安慰者。普希金的夫人娜塔丽娅•冈察洛娃只有在俄罗斯才是“圣彼得堡的天鹅”。
只是女性依赖会产生一种“男怨妇”现象，托尔斯泰的《谢尔盖神父》就充满着这种情感悖论：女人的诱惑和女人的光辉闪耀在小说的黎明和黄昏。俄罗斯思想中的上帝同样不在教会中，而在善良的帕申卡身上，偶尔在修道院和西伯利亚。良善不在拿撒勒木匠那里，而在俄罗斯情人那里。《谢尔盖神父》仍然与神学无关，仍然是一场道德抒情或道德失败的抗议，仍然是在“老祖母”帕申卡那里安顿道德绝望。谢尔盖神父一直记忆着曾经的羞辱，这种回忆着的道德神学，这种谢尔盖及其软弱和失败很重要的关切，恰恰是俄罗斯思想的羞辱或悲剧。因为人本来就是那样的，而且你这“断腕的装士”也那样，你就是那人；所以我们需要基督和教会。人不过是泥土，而连上帝都体谅挪亚和摩西不过是泥土，因此泥土谢尔盖神父就多此一举。俄罗斯思想没有能力从这个人本主义的泥潭中仰望基督，他们留在各各他山上，没有能力返回加利利海，更从未到达橄榄山。俄罗斯继续“在死人中找活人”。他们因找不到活人而痛哭，他们看见坟墓边上的马利亚而幻出玫瑰色的恋情。但耶稣复活使我称义，所以你们要去；这才是信仰，这才是解放，这才是神学，这才是自由。
如果说俄罗斯思想为“人为什么是人”而自责，中国人用“别人为什么是那样的人”而吃人。俄罗斯文学拥有真正的道德敏感，那是一种道德抑郁症；但中国的道德从来不是一种自我的道德敏感，只是拥有针对别人的道德敏感。谢尔盖神父的挣扎是俄罗斯思想的主题或自我折磨；但谢尔盖神父的丑闻在中国思想中只是消费和饕餮的对象。很多时候，“谢尔盖神父”是中俄文学的共同主题，但托尔斯泰关切谢尔盖是为了表达：在上帝、人民和女人面前，我就是他。霾国箭猪借着谢尔盖若非映射私敌，则总是暴露他们吃人的魔性：但我不是谢尔盖，我不像这个税吏。由于从来缺乏宗教精神，中国文人只能通过耍流氓和政治热情、两性控告来解决才华和野心之间的致命冲突，以及通过阴间般的残忍或嫉妒，来消解成名太早和后继乏术之间的张力。所以谢尔盖神父在中国会被谢尔盖神父会同荡妇淫娃们吃掉；但在俄罗斯，他还可以流放到西伯利亚，在俄罗斯大地和女性身上从重新梦游。中国文明中天空和大地都撤去了。俄罗斯同样是没有天空的国度，万里无云也是伊万诺夫和索尔仁尼琴永恒的悲伤。但俄罗斯大地似乎大的足够容纳一些流放者，使沙皇和革命党人至少可以存放一些悬而未决的残忍与冥思。只有中国是绝对走投无路的。这里没有大地，更没有天空。或者中国人伟大到这种程度，可以将天空变成大地又把大地变成天空，然后住在这种“境界”中摆开吃人的筵席：每个人都是上帝。像西藏，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海子）。
三、永失吾爱
别尔嘉耶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弥赛亚意识最卓越的阐释者，并且因此和托尔斯泰相比，只能在更小的范围内获得注意。这话部分是真的。托尔斯泰临终仍然是俄罗斯知识分子，而且转向东方关于涅槃的骗局。忏悔的贵族托尔斯泰不愿承认他的绝望，他致力的方向是示范俄罗斯上层要深感自己有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绝望的方式显示他的不甘。后者比前者深刻的地方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致力于揭露“神人”和“人神”之间致命的对立，不断深化他关于“无形教会”的想象。陀氏的神学悲剧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不断用双方的和好或“复调文学”来放弃他的绝望，泰山和北斗总能在人身上看见神性的光亮。他看见了宗教大法官和所有人、所有政权都接受了魔鬼在旷野中的三重试探；但他作品中的“亮光”却成了北方的末底改和以斯帖，又成了一种试探。那是一个不需要基督也可以的异教方向。另一方面，他所有关于教会的理解，不是在新娘和新郎的爱情之间完成的，而是在教会和国家这个假问题之间“创作”出来的。因此他和所有十九世纪的白痴都不能接受“有形教会”和教会领袖、基督徒人性的缺陷，他们都要另辟蹊径、误入歧途。在这条歧途上，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结伴同行。
俄国文学具有暴露癖。这首先是对人的暴露或揭露，这是含对挪亚的事业。但是，俄罗斯文学暴露的不仅仅是别人的罪恶，也包括自己的罪恶及个人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负责将人示众，并因同时暴露灵魂深处和同时暴露很多人而成为文学恭维的对象。但他所有关于人是什么的“惊人的思想”、“关于人的伟大发现“都是圣经中的常识。罪与苦难、多重人格、分裂的人格、地下室里的人、潜意识，这种文学批评和加尔文主义的新概念神学是一个路数，如果不是故弄玄虚，就是同义反复。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艺术上日渐成熟，但在思想上却日渐白痴——《穷人》、《双重人格》、《被凌辱的与被羞辱的》、《死堡手记》、《地下室手记》、《赌徒》、《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玛卓夫兄弟》——“人那点破事儿”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使命。这个死刑犯也许被“死”吓破了胆，“生”从地下浮出水面，人生和人性，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礼拜堂。
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要返回他的死刑犯和苦役犯的经历，司各脱和巴尔扎克的影响，以及他不断和俄罗斯“思想文化界”闹翻的壮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里埋葬了他过去的自己或神学自由主义；而借着《群魔》，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整个俄罗斯精英和意见领袖都义愤填膺。这家伙干得漂亮。但是，死堡和地下室走出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离开贾府的那位富家子弟走在一条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无处可去。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所提出的“复调艺术”及后来的文人学舌，都是一种伪学术。复调着的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诩的那种创作自由和对象独立，而是他自己的灵魂。这是一个没有救主的世界，于是灵魂只能处于“无主”的状态，雅各和以扫，此消彼长。每个人坐在教堂里眉飞色舞或泗泪横流地讲述自己的“个人见证”，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但真知道基督的人马上就会起身离去——你絮絮叨叨的这些东西与真理何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理想据说是：人是一个谜，需要解开这个谜；我研究这个谜，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这些被很多批评家看为深刻的自白其实不过是俄罗斯盛产的废话。雅各本来就是雅各，以扫成为以扫，这有什么意义呢？真理只有一个，使命也只有一个。基督，并且真知道祂。
正因为如此，我个人睡前的消遣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作品，而是早期的几个中篇。实际上我很喜欢《穷人》这个故事。当一个作家越深刻实际上越肤浅、越成熟实际上越白痴的时候，你还不如去看他的初恋。我从不欣赏任何一位文学家的思想，但我偶尔会翻阅一个文学家的文学。《穷人》可以圈点两处。第一，似曾相识的文字让我觉得他们好像剽窃了我的通信。第二、两个穷人的爱情及其悲剧性的诀别，好像是俄罗斯思想的一种寓言：生存现实，残酷而真实地夺走了俄罗斯知识分子道德的敏感和女性的温柔。初恋结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整个俄罗斯追赶拖走瓦拉瓦拉的车子，绝望而无可奈何。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读到这里泪流满面，这话我信。这是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和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最后一次通信。在没有基督的世界里，爱情是两个天真而无助的小孩儿的一个下午。当日落西山，会有一种属世的力量将两个孩子永远分开。对这种生活的暴政孩子是绝对永远无能为力的。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但天父却不在场。你所爱的人要嫁给别人了。
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致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该办的事都办完了，我的命运已经定了……明天我们动身。最后一次向你告别。我最亲爱的，我的朋友，我的恩人，我的亲人！别为我悲伤，高高兴兴地活下去，不要忘记我，上帝会赐福给你的！我会常常想念你，常常为你祈祷。这一段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回忆不会给我今后的生活带来多少乐趣，因此你留给我的记忆将会更加宝贵，你在我的心中将会更加宝贵。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在这里只有你一个人爱过我。我全都明白，我全都知道。你是多么爱我，我的一声微笑，我的一行书信都会使你幸福。从今以后你要把我忘掉！你一个人留在这里该怎么办啊。你一个人留下了，有谁来安慰你，我善良的、宝贵的、唯一的朋友……你要常常想起你可怜的瓦莲卡，她是那么深深地爱你……那么，现在我们要永远地分别了，我的朋友，我的至爱，我的爱人，永别了！我现在多想拥抱你。再见了，我的朋友，再见了，再见了。你要高高兴兴地活下去。啊，我是多么伤心，我的心是多么沉重。贝克夫先生在喊我。……我的心充满了，充满了泪水。泪水压得我窒息，撕裂了我的心肠。别了。天啊，何等悲伤，记住，记住你苦命的瓦莲卡！”
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致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亲爱的瓦莲卡，我的至爱，我的宝宝。你就要被带走了，你走了！现在他们要把你从我这里带走，这还不如把我的心从胸膛里挖出来的好！怎么能这样！你在哭，你真的要走了？！从今以后你将跟谁在一起，又将如何在一起呢？在那个地方，你会感到悲伤、烦恼和凄凉。忧伤抓住你的心，将它撕成两半。你的生命将会在那个地方被夺去，你将会被掩埋在潮湿的泥土下；也没有人为你哭泣，贝科夫先生将一味地追猎他的兔子……我要跟你一起走，如果你不带我走，我就跟在你的车子后面跑，拼命地跑，直到断气为止……从今以后我在哪儿能找到你，我的小天使？我会死的，瓦莲卡，我一定会死的。我的心无法承受这样的痛苦！我爱你，像爱护上帝的光明，像爱护自己的女儿。我爱你的一切，亲爱的，我的宝宝，我仅仅为你一个人而活。我工作，我抄写公文，我来回奔走，我漫步街头，我把我的感受倾注在纸上，写成亲切的信，所有这一切只是因为你。你就住在这里，就在对面，就在我的身边。这一切你也许并不知道，可是事情确确实实是这样！你看，雨正下着……天啊天啊，你就这样一定要跟着贝科夫先生到草原上去，一去不复返——我天上的安琪儿，这将变成最后一封信了，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让这封信变成最后一封……”
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尘土飞扬或一个雨雪霏霏的黄昏，跑着追赶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渐渐远去的车子，这一幕将俄罗斯思想史定格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人追赶人的安慰，但那安慰我的也需要安慰，并且永远不能再安慰我了——贝科夫先生掳走了我的瓦莲卡。瓦莲卡及其安慰，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真正的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托尔斯泰们更深刻的地方在两个方面。第一、他知道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的贫穷，甚至比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还要一贫如洗。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不能总是安慰心灵的祖母、妻子和女孩儿。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自己在命运的冬天里瑟瑟发抖，百病缠身。她不是冬日旷野中的火炉，任何一股叫贝科夫先生的冷风都会熄灭她，如同卷走无根的秋叶。第二、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或俄罗斯知识分子会继续追赶远去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直到累死在中途。正如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明明知道这是最后一封信了，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这封信变成最后一封”——俄罗斯思想还会变幻出新的花样，继续追找他们可怜的瓦莲卡。瓦莲卡一次又一次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实际上他这篇处女作之后的每一部著作，就是和瓦莲卡的一次通信，对贝科夫先生的反复鞭挞。
然而，在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和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这个爱情悲剧中，有什么出路吗？爱情悲剧具有普遍性，这两个人的悲剧和所有名著中的爱情悲剧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怜的瓦莲卡和苦命的马卡尔没有能力让玫瑰永远开花。追上了也是一种悲剧，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我们还相信爱情吗？这一切不是真实的吗？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致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的第一封信不是真实的吗：“今天早晨一切有多美好呀！家家户户敞开了窗户。阳光明媚，鸟儿啁啾。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芳香。大自然苏醒了——就连周围的一切都和谐美好，春意盎然。今天我甚至连幻想也是极为愉快的，而我的幻想也总离不开你，瓦莲卡。我把你比作天上的飞鸟，给人们带来慰藉和使自然变得更加美丽的飞鸟。……你别以为我多么羸弱，以为连苍蝇的翅膀也能把我打倒。不，亲爱的，我是不甘示弱的。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是个颇为坚定沉着的人……”这是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的回信：今天我故意把窗帘掀起一角。早点睡吧。昨天我到半夜还看见你的蜡烛亮着……”实际上两只蜡烛通宵在彼此照亮。我喜欢“苍蝇的翅膀”这个经验，那场苍蝇起来扮演天使天军的暴行，已经被瓦莲卡引发的百花开放、百鸟争鸣彻底隔绝了。
那个美丽的春天和爱情所造就的坚强与一体，都是真实的。这不是幻觉。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和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实际上隔一条叫珀斯菲克的街道比邻而居。他们真诚而纯洁地相爱着，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也从来没有任何一句神谕要剥夺和拆毁他们的雅歌。现在的问题是，这份爱情为什么不能地久天长。贫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任何人都是贫穷的，在爱情上都是穷人。穷人或两个小孩儿本身，并没有能力建成一个家。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和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应该从他们的春天学到一些宝贵的功课，知道那个春天并不是他们自己的爱情营造的。不，还有另外一个力量，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夏娃带到亚当面前，放在已经造好的乐园中。如果没有耶和华神，贝科夫先生就会把可怜的瓦莲卡带走，然后让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风中哭泣。蛇就这样夺走了夏娃，然后亚当表现得软弱而丑恶。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和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之间的通信是不够的，亚当夏娃在天起了凉风之后的对话是不够的。“贝克夫先生在喊我”。他们需要先知和使徒的书信。俄罗斯大地拥有成千上万次开放玫瑰的机会，会有一对情侣将这个机会证明出来。
任不寐，2015年10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