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29日傍晚
清华附中学生 卜大华 與 駱小海、鄺桃生、王銘、張曉賓、張承誌等17名學生聚在圓明園遺址上讨论学校和国家形势并成立紅衛兵的組織，并在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红卫兵”三个字的后边有100多人签了名，卜大华 名列其首。
1966年6月24日，7月4日和7月27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先后贴出三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
前两篇大字报7月28日前后经中央文革转交毛泽东，（另说： 是寄给毛泽东的）
毛泽东于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回复，即《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作为会议第二个文件下发并附有清华附中的几份大字报内容。
8月2日晚，清华附中红卫兵办公室接到电话得知毛泽东写了回信，
8月3日，王任重将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召至钓鱼台，向其传达和展示了毛泽东的回信。
三篇大字报于同年8月被《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11期全文刊出，迅速成为全国文革群众运动的冲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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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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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附中红卫兵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毛泽东
过去，工人打倒资本家，农民打倒地主，剥削阶级诬之为造反。无产阶级造反的帽子真是光荣得很！
今天，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等产生修正主义的东西，都完全消灭了吗？
没有！
各地各单位的黑线黑帮现在都完全消灭了吗？
没有！
现在消灭了黑线黑帮，将来就不会产生新的黑线黑帮吗？
不是！
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消灭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产阶级能不造反吗？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怎么能不万岁呢？
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这群造反之众，有领导，有武器，有组织，有“野心”，来头不小，切不可等闲视之。
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
我们的武器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组织是彻底革命的红卫兵！
我们的“野心”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撼山易，撼红卫兵难！
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特殊心情：你们被我们专政了，你们痛苦了，你们也想喊一声“造反”了。无怪乎，最近出现了左派、右派齐喊造反的怪现象。老实告诉你们，珍珠不容鱼目来混杂。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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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附中红卫兵
对待革命的造反行动采取什么态度，是鉴别忠实于最高指示还是反对最高指示的分水岭，是鉴别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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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29日北大附中的中学生成立了“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为宣传部长。彭小蒙的父亲彭炎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是党内比较有名的文化人。其母阮波是作家。
1966-7-16 毛主席 在武汉 畅游长江
7-18日晚 乘列车 回到北京
7月26日，江青在北展剧场接见红卫兵，公开支持红卫兵，彭小蒙（高一学生，17岁。）发了言。
７月２８日，江青将清华附中卜大华等人６月２４日写的《论无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请毛主席回答一些问题，和彭小蒙７月２６日在北大的讲演稿，交给了毛主席。（另一说法：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清华附中红卫兵把两张大字报和一封信寄给了毛泽东。--- 这样才 有毛泽东 “复信”之说，否则，只能说是写信，不能说是复信）
８月１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还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回信。
８月３日王任重在钓鱼台约见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 （头头）卜大华 和 王铭，转达和展示了毛主席的回信。（并未将信交给他们带回清华附中。）
据说：
前两篇大字报（两论）等文件，7月28日前后经中央文革 - 江青转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于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复信如下：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复信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７月２８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６月２４日和７月４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７月２５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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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
八月七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在五日所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人民日报》1967年8月5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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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8-18
1966年7月28日，江青将清华附中卜大华等人6月24日写的《论无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7月4日写的《再论无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请毛主席回答一些问题的信，
和 彭小蒙7月26日在北大的讲演稿，交给毛主席。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 宣传部长 彭小蒙1966-8-18在天安门上代表红卫兵讲话。
讲话的还有 聂元梓，大学的代表。
彭小蒙后来被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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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附中学红卫兵）卜大华 自述中说：“8月3号，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突然把我们召到钓鱼台，给我们看了一份令我们惊喜万分的文件。当时中央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后面附着我们的'两论’（7-27写的第三论未包括在内）。（毛主席的）信是8月1日写的。”
【毛泽东的复信实际上并没有发出去，即清华附中在校红卫兵并未看到复信。】
据说：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
“我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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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4 月5 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担任过北大附中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小组”宣传部长的彭小蒙，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对当时有些报刊发表批判红卫兵的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彭小蒙在信中说，近来，许多文章都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运动，似乎罪魁祸首就是这些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正好17 岁，那时，我们这些中学生血气方刚，幼稚纯朴，真的把这场动乱看成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保住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永不变色，奋起投入战斗，自发成立了“红旗战斗小组”，我担任了宣传部长。1966 年7 月25 日，在北大万人大会上，我们见到了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一伙。在这个会上，我讲了一个多小时，滔滔不绝地背诵马列主义的时髦词句。8 月1 日，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向他们表示热烈支持。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我们这批幼稚无知的青年，也冲昏了我们的头脑。8 月18 日，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我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我当时认为，自己的“革命”已推翻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统治，剩下的就是如何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创建新型的学校。我们组织了二十几个人到江西共大参观，几乎跑遍了全江西，收集了大量资料，设想办一个当年抗大式的共产主义学校。但是到了1966 年9 月，各地各单位开始揪第一、二把手，工厂乱了，交通乱了。这一切在我心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在我头脑里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怎么当权派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呢？共产党不就是这些人组成的吗？我结束了串联，回到北京，和几个同志起草并散发了“五问中央文革”，向江青等人提出责问。从此，我从“造反派”变成了“保皇派”，也成了昙花一现的“政治扒手”。我被施加“喷气式”斗争，半夜里被投进监狱，突击审讯。当时，我曾给主席写了三封血书，陈述被关押的人对毛主席、党的衷心赤胆，并向江青、陈伯达、戚本禹提意见。
虽然主席批准释放了“联动”成员，但我的命运同成千上万的老干部家庭一样，父母被关押，自己在上海坐牢。释放后，四处流浪，挨打受骂，历尽艰辛。我颓唐过，悔恨过，挣扎过，斗争过。十几年来去始终坚信一条，就是林彪、“四人帮”总有垮台的一天。
回顾过去的13 年，我深感由于自己的幼稚，的确做了一些错事，说了一些错话，伤害了一些同志。当年我们一腔热血，带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把革命想成自己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看问题很不全面，好走极端，似乎我们生下来就是革别人命的。因此被利用，上了当，一度充当了打手。一个青年人走了革命道路，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犯一些错误是难免的。今天总结这些错误，并非是要忏悔，而是从中收到教益。我认为，谁也不是天生的圣人，能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明了这整整十年竟是如此这般“史无前例”的一场浩劫。如果当年我们对毛主席发动的这场革命漠不关心，甚至反对，那真是不可理解了。站在今天看，当年虽然是错了，可我们有理想，有抱负，有最基本的阶级觉悟。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只有等待历史来做结论。但是，对待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做出正确的、历史的估价，却是应该做到的。是谁造成了这场悲剧？是谁几乎毁了青年一代？难道要今天要我们这些当年十七八岁的孩子来为那几个千古罪人承当罪责吗？现在不少青年人思想十分混乱，“看破红尘者”甚多，他们不但对社会主义发生怀疑，对党也失去信心。许多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使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我却认为精神上的崩溃更为严重。有什么比青年人没有理想更可怕的吗？！我们要建设祖国，实现四化，如何教育青年一代，使他们振作起来，既发扬过去的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又避免那些盲目性、片面性，积极投入新的长征，是当前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总结过去，我觉得失掉的东西固然不少，但绝不后悔。要革命就得受点挫折，把革命想得像诗人描绘的那么美，才会一遇到这些“污秽和血”就惊慌失措。革命是艰苦的工作，实事求是纠正错误，同心同德克服困难，团结起来搞四化，才是我们革命青年当前的正确方向。这就是我想要和您谈一谈的出发点。
胡耀邦同志在接到彭小蒙的信后，批转给有关领导同志，认为她的意见很值得我们注意。“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青年，有一个相当大的数量，我们必须作具体的历史分析，并要在这样那样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总的来说，其中的绝大多数是因为他们缺乏经验，受骗上当是难免的。对他们的绝大多数如果仍然采取讥笑、讽刺和歧视的态度是很错误的。他们中的情况，十几年来又有很大的不同，对于不同的情况更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总得原则是要注意团结绝大多数，并且要使他们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地干四化。只对极少数仍不觉
悟、表现不好的要进行批判教育。帮助他们转变。
资料来源：徐心华著《三记集》页41--42，科学出版社，2011 年。
* 未能见到 彭小蒙的原信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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