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有个的日瓦戈医生，我认为我父亲是中国的日瓦戈医生，相比而言他的事迹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篇文章是我发表在互联网上的第一篇文章，首发在美国华夏文摘网站，当时以为该网站不许用真名来写文章的主要人物，所以我隐去了父亲和他的朋友们的名字，只用“梁医生”或“某叔“，“某伯”来代替，发表后没有人开讨论线评论，我以为没人看，深感失望。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所以开始发布一些我写的一些关于个人生活经历的文章，结果却引发热烈讨论，这时我在讨论线上表明我写过这篇文章，并把链接放到了讨论区，于是就有的网友向我父亲致敬，还有网友说她把这篇文章打印出给她也是医生的母亲看。这篇文章中所提到有名有姓的父亲的朋友，他们本人或后人都找到了我，给我提供了很多我不知道的我父亲的事迹，还有人说我写的远远不够。
我把这篇文章发给了上海第二医学院校友会（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校会），一些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的退休的老医生把这篇文章打印出来在传看，甚至于传到了我一个姑姑的手中，他们问她：“梁定中是不是你哥？”。。。。。。
我澳大利亚的姑父姑姑当时都快90岁了，看了我的文章，看得泪流满面，姑姑说：这星期只能看一遍，下星期再看第二遍。
我的个朋友，他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哲学博士，他说：“你父亲的事迹令我们深为感动， 缅怀先辈是为了激励自己和后辈生活的更好, 你父亲是逆境中的成功人士, 我们知道的一些人结局是悲惨的。”
我父亲梁定中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在国内他是一个小人物，但在锦西（现在的葫芦岛）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我希望通过我对我父亲的记录，为读者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看看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一个小地方是如何度过那个年代的。我的文章是为了纪念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所以里面都是真名实姓，内容100%真实，为的是个我父亲做个传，同时记录一段历史。这篇文章已发表在2011年3月11日的《葫芦岛日报》上，但由于可以理解的的原因，被大量删减，也有一些改动。
我父亲他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他是名医-有用，所以他不是很倒霉的，圣约翰最倒霉的是那些学英语的，学经济的，共产党那时一边倒向苏联，他们没有用了。那个群体因为不是中国自己培养的，共产党不当他们是自己人，在49年后，受到重用的很少，也没人去“捧”他们，很多人就这样了无声息地消失了。我将来还会写一写我父亲的同学们和校友们（在青岛他有几个好友都是约大的校友）。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是圣约翰的毕业生，学生时代是地下党，他和我父亲是圣约翰中学的同学，在90年代他常住在珠海，还记得我父亲-“小广东”。我父亲在珠海时，别的同学给了他鲁平的电话号码，我父亲把那个电话号码压在他写字台的玻璃板下，但我父亲从来没有拨过那个号码。
“ 最后的贵族”
2010年3月是我时隔26年来第二次回到锦西，居然找到了几个儿时的伙伴，儿时的好友凯和欣分别请我吃饭，有几个当年的伙伴出席，许席间谈及先父，特别是我的一起长大的伙伴提起先父用的语气非常的尊重：“我梁大爷”如何如何，我特别感动。回来英国后，和当年初一的同桌芳保持通电邮，因为在锦西时男女生从小就不说话，她根本不知道我的家世背景。我问她她的父母是否知道我父亲，她在电邮中写道，“我父母那代人对你父亲十分景仰”。
几个月后，找出2006年先父大学同班同学陈阿姨写的一篇口述笔录转给凯和芳。没想到他们的反应很热烈。凯说一定要让文章发表。他说他要找一个记者，好好写一篇。他希望我把我父亲的简历发过来，发表用。
凯对芳说我的父亲一点架子都没有，对小孩子特别好，到我家随便玩，还给好吃的，不像有的家长不耐烦。他还提起第一次吃大白兔奶糖的故事，还有看我父亲使用英文打字机。
我曾经在互联网上尝试搜索过父亲的名字，但很遗憾没有任何关于他的信息。对他这样的人，我想我如果不能为父亲在锦西树碑，也应为他在锦西立个传，至少在互联网上有篇关于他的文章，以此纪念我的父亲和他的已逝朋友们，还有感谢哪些帮助过我们的好人们。
在锦西很多人根本不相信任何善的东西，但即使是一些很痞的人对我父亲也表现出相当的尊重和爱戴。在50，60, 70年代先父是锦西地区以致锦州地区第一名医，也是第一名士。现在锦西特别是化工区60岁以上的老人应该对先父几乎没有不知道的。在计划经济时代辽宁省那时叫辽老大，东北在1950/60年代是中国的最发达地区，锦西是中国当时的化工和炼油基地，锦西化工厂是所谓“新中国三大化工厂”之一。锦西那时有全国各地分（发）配来很多大学生，这些人对锦西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段时间锦西可以够得上藏龙卧虎，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陆陆续续离开了锦西，但锦西是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其中在医学界先父是首屈一指的第一人，很多手术像剖腹产，割阑尾，宫外孕，断臂再接，都是先父做的第一例。像他这样的医生，在锦西是前无古人的，在1950-2050年这一百年，在锦西也将后无来者。因为只有在那个时代才有可能发生那样的事在：锦西这样一个小地方有一位如此好的医生。他在锦西时，锦西少死好多人。我父亲是当时锦西的“最后的贵族”, 一个精神上的贵族。
一份口述笔录
记录者陈敏娴阿姨是我父亲的圣约翰大学的同班同学，也是医学专家。在２００６年我初次只见到这篇文章，我的反应冷淡，深为为我父亲感到不值，实际上他一直是我２０岁以来的反面教材。我认为父亲付出的太多，得到的太少，而得到最大的好处是文革时没怎么挨打，所以好多年来我处处反其道行事，以他的经历作为我的经验教训。所以我不在乎国内的毕业证，户口，职称和工作关系等等，毕业一年多就毫不罗嗦辞职南下广东，以游走于体制之外为第一目的。我在广东第一年很苦，一年后回青岛时，在广州买完船票，已没有回来的路费，但即便如此我仍感十分欣慰，因为我知道我当时可以完全独立谋生，而不受制于任何体制，并且有了流窜全国的本钱，而现在我已加入英国国籍，又有了流窜国际的资本。但是这次的锦西之行，我发现很多人提起我父亲还都非常地尊重他，我家1982年离开锦西时我当时才初中二年级，至今已28年，而且父亲已去世10年了，这让我深思，看来很多人并没有忘记他，我也在反思我对他的认识是不是也有问题。
下面是陈阿姨的文章：
好医生梁定中
今年9月我老伴在北京住院做膀胱结石和前列腺手术，同病房一病友是锦西市来的，听说是锦西市我忍不住问他是否认识梁定中，真是很巧，这位老人原来曾经在锦西化工厂工作多年，一听到梁定中的名字，立刻兴高采烈地竖起大拇指说梁医生是我们锦西第一名医，真是个好人啊！于是就滔滔不绝的谈起了梁定中：
梁医生怎么好呢？首先是医术好，他来我们职工医院后，解决了好多疑难病症，他帮助和指导了妇产科医生做了我厂第一例剖腹产。他诊断一名高度昏迷的病人是脑瘤，立刻转北京，凭他一纸介绍信，到了北京找到梁医生的同学，立刻手术，挽救了生命，这个病人名叫张克中，至今还活得好好的。
我的丈母娘得了肝昏迷，病情严重，请他来看了之后，他说我给她开药，但她的病已过不了三天了，你们准备后事吧, 果真第三天老人就去世了。另一次我的孩子病得不轻，我在上班时家里来电话说孩子不行了，都翻白眼了。我立刻请梁医生到家中看看，梁医生问孩子出过麻疹没有，当时我们也记不清了，梁医生关照我们把房间弄热一些，果真第二天麻疹都发出来了。
锦西市的领导生病也都派车接梁医生去看病，梁医生是我们锦西医疗技术鉴定委员会的专家，他的威信很高，大家都很信服他。
梁医生是个好人，他没有架子，对领导和工人都一个样。上面曾经要他当院长，他不当，他说我做医生就是要看好病。在困难时期工人们浮肿，梁医生说是营养不良，就因为这一句真话，他就挨斗，说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虽然挨斗，但没有挨打。一来是他比较机灵，不吃眼前亏，说他什么就承认什么，另外，主要还是工人们都爱戴他，保护他。他离开锦西我们都舍不得。
梁医生也很爱孩子，他的女儿在托儿所时，他每天接送，还给孩子送奶去，大家看见他都亲热的称呼他“梁妈妈”来了。
当我告诉他梁医生已去世时，他表示很遗憾，他说他若在锦西，知道他走了，工人们都会来送他的。
原锦西化工厂职工 张国元口述 陈敏娴整理 2006年9月
家世
我的爷爷梁庚长，是广东人，是民国时期上海的名医，他在13岁的时候后，我的曾祖父病逝，后来在两个哥哥的帮助下来上海闯天下，最早是在一家英国人的教会医院（即现在上海仁济医院）里当小工，当时的英国人院长Dr Ceil John Ｄｅｖｅｎｐｏｒｔ 发现我的爷爷非常聪明，就开始培养他，送他去当时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学医。毕业后很快我的爷爷30来岁已是当时上海滩有名的眼科医生，是当时广东人在上海的一杆旗帜，就是说做百货的是某某某，做医生的广东人以我爷爷为代表人物。有一段时期他是仁济医院唯一的一个华人董事，再后来自己自立门户开诊所，据我父亲讲当时爷爷一天可以挣７０多个大洋，他的挂号费就是一块大洋。在三十多岁的时候，３０年代，我爷爷就已创下很大一片家业，汽车洋房乃至电冰箱都有了，其中一个电冰箱在86年我的一个姑姑还在用。上海在江湾一带过去曾有个地方叫梁家花园就是我爷爷的家业，占地是２０亩。爷爷和奶奶有7个孩子，爷爷因为幼年丧父，对童年有巨大缺憾，所以他对子女非常痛爱，他对子女的要求几乎从来都是无条件满足。教育上7个子女都是大学生，其中我父亲的学历最高，我的父亲从小生活非常优越。
爷爷和奶奶有很多英国朋友，主要是英国的传教士，爷爷中文很一般，不太会写，但英文极好，我父亲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从小他上的都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教会学校，在高中时期他已经可以和爷爷的英国朋友用英语自由交流了。我父亲上的大学是上海圣约翰，圣约翰是1905年在美国注册的教会大学，圣约翰的毕业生按美国国内毕业生对待，本科生可直读美国研究生, 而学生则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圣约翰大学直到1947年才同国民政府注册，所以圣约翰大学不是中国的大学，而是在中国的美国大学。圣约翰大学早自1907年就可授予学士学位，这在中国也是最早的。莫约西（莫约西是广州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创办人，圣约翰医学院创办人之一）1931年曾撰文说："圣约翰医学院的最低入学要求已达到美国A级医学院的入学要求", 圣约翰医学院创办早，学制长，重质不重量，约大医学院存在的56年中，只培养了466名毕业生。圣约翰应该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名校，也是第一贵族学校,除国语外，全部用英文授课。像我父亲他们在最后一年，需要专门用中文来讲各种术语，比如肱骨，他们得知道中文叫什么。事实上后来我父亲看资料主要是看英文的，我家的藏书大多数都是英文的，相比中文，他更习惯看英文。
圣约翰读医科相当严格，读医预科的学生大约只一半能进医学院，正常情况下，在一年级是120人，7年后只有七个左右可以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49年地下党（共产党）找到学校，因为即将到来的新政权急需人才，要圣约翰多放一些学生毕业，我父亲是52年毕业的，他大学读了８年，他们那一批出来了28个,父亲的大学同学在国内的都是顶级医学专家，但多被整得七荤八素，其中有两人自杀和一人精神失常。而在国外或香港的（圣约翰医学院的毕业生在香港可不经考试直接行医），象陈伯伯在香港上世纪80-90年代一个手术就会收入几十万港币（顶我父亲做一辈子的收入）.他们这批同学有着情同手足的感情，和我们其他国内大学的同学关系很不一样，我曾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想是由于4点原因：1。朝夕相处7，8年，1952年毕业时没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 2。 大家大都来自同一地区的富裕家庭，出身背景相似； 3。 1949年以后多挨整因而同病相怜； 4。圣约翰的精神。
圣约翰的学生１是质量极好，2英语极好，特别是写非常地道，像我已在英国读书，工作，生活九年多了，我的英文程度，连我父亲的一个小指头都赶不上，我认为他们的英文写作，比我的英国大学老师写的要好，写的非常正统纯净。
父亲兴趣爱好十分广泛，他会几种乐器，小时还曾得过上海小提琴比赛的名次，在书法，国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他酷爱旅游，有非常广博的中国历史地理知识。在我眼中我的父亲是个医学天才，我认为构成天才的，并不是指智力超群，而是指对他所从事的事业的兴趣和专注，但这样的天才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某些方面相当的弱智，特别是在生活上。医生大体有两种人，一种非常干净，有洁癖，另一种是一切都无所谓，我认为后一种更有可能成为最伟大的医生，因为这样的医生不会嫌病人脏，而且他在行医时胆子大，没有忌讳，我父亲就是后一种。
本来父亲还可以去英国读书，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把当时的英国人都关入了集中营，后来可能是供给不足，日本人就允许他们的中国朋友给他们送衣服，食物和药品。我的爷爷和奶奶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的英国朋友，当时可能是每人只可带一定的数量，爷爷奶奶就带上尽可能多的孩子去看他们。那些英国人在日本投降之后，对我爷爷奶奶非常感激，当时英国教会向爷爷奶奶承诺把他们的三个儿子都带到英国。结果只有大伯出来了，当时父亲还在读大学，叔叔还在读高中就没有出来，错过了机会，但是对锦西来说是却有机会得到一位大医生。
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奶奶
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
我对父亲50，60年代这一段经历知道的不多。
父亲一直说他是被全国统一分配到锦西的，但后来父亲去世后，我的姑姑告诉我-父亲是为爱情去的锦西，他本来在上海工作都已落实了，但他的女朋友被分到锦西，他就跟了过去，结果后来女的想方设法回到上海，而我父亲由于医术太高锦西坚决不放，就留在了锦西。对于这一点，用我哥哥的话来说“他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1957年反右前，国家管理上很有秩序，规章制度也很健全，为留他每年给他涨几次工资，4年后，即1956年，已是医务八级，137元月薪，好像是县团级, 锦西那时还只是个县, 而我父亲当时只有29岁，所以我父和我说过他是1952年全国统一分配的那一届大学生里工资最高的一个。后来是28年没涨工资，在青岛涨过2级到180多。
在1957年反右之前，我父亲在锦西就有了很高的声望，有人提名把他打成右派，我父亲实际上是喜欢乱讲话的人，肯定当时也给党提了一些“宝贵意见”，但当时的领导说“他这人心里有什么说什么，不是那种什么都不说却心里头对党不满的人，再说，你把他搞成右派谁给你看病？！”他得以幸免，后来到83年才知道，他档案里，他一直被内定为中右分子（内控右派）。
在国外，包括高等教育，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输灌知识，而是获取知识的能力，学习是终生。父亲说每次会诊他都有新方法，有的同事说他留一手，父亲解释说他懂英文，当时化工部特批给他订阅一份外国的医学期刊，由化工厂报销，有什么新方法他就认真思考，看能不能借鉴过来，所以他办法多，知识新。
当时锦西地区转院去锦州市的病人，锦州的医生，大多数情况下，都先要问“梁大夫有没有看过？梁大夫怎么说？”
他和我说他有几次被请去看死人。有的人父母或爱人去世，心里难过，为安慰逝者也安慰自己，明明知道人已经死去多时，还是请父亲来看，“我把最好的梁大夫请来了，我们尽了全力了。”父亲在这种情况下，他把这当作一种殊荣，这是病人家属对他的最高的信任。他也非常理解，尽量配合，安慰丧家，说这是什么原因，不治之症，是谁都是无力回天的。
父亲为人非常好，在锦西积了大德。工人为什么对他好? 他对病人一视同仁，没有贵贱高低之分。特别是他有个原则就是他不接受工人的礼品，那时工人一个月３０－４０多元工资，上有老下有小，有的老婆还没有工作。他说“我喝他一瓶酒，就是喝他一瓶血” 他真的是不忍心，也做不到，哪怕是他救过工人的命或他们家人的命，他也不收的。这不是装出来的“表现”，因为在他事业上最顺利的时候他就这样做了，否则文革时期，现装也是来不及的。这种性格和他的家庭出身有很大的关系，父亲是个非常仁慈的人，他对工人和农民有着发自内心的深深的同情。这源于他的基督教背景，在西方基督教有一个含义即Mercy-仁慈。
特务嫌疑和海外关系
父亲他多次自我调侃地说，他是在1949年以后“加入国民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他有个罪名是特务嫌疑。
1963年到1969年期间，美国的总统叫约翰逊。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圣约翰大学，只知道约翰逊是中国最大敌人-美帝的大头子。所以我父亲那时在锦西广为人知的是他毕业于美国“约翰逊大学”。对于那些想抓特务立功的人来说，我父亲就成了“天上掉下来的”美国特务。
他在圣约翰的时候，有朋友在逃离大陆时，送给他一把勃朗宁手枪，我父亲是一个毫无政治头脑的人，再说那时兵荒马乱的有把手枪也不算什么。那把枪曾被我叔叔带到学校，和同学开玩笑，拿枪指着人脑袋。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这把枪。上海解放后，收缴枪械，父亲怕事，把它扔到了黄浦江里。后来不知怎么被人揭发出来，这把枪找不到，这是他特务嫌疑的第二点。他当时有辆苏联摩托，还有一台英文打字机。于是有人发挥想象力，说打字机是发报机，说他骑苏修的摩托跑到什么山洞，用摩托车带动发电机发电，再用打字机发电报，可在锦西周围根本找不到山，这件事后来父亲当作笑话和我们讲。
50，60年代有个反特电影《羊城暗哨》，讲的是潜伏在广州的国民党特务们，在一个以佣人身份为掩护的老太太领导下要去炸广州发电厂。高婆婆是父亲兄妹们的老保姆，父亲兄妹7个都是由高婆婆带大的，解放后我父亲他们每个月都寄钱（或送钱）给她，这就引起了锦西化工厂“革命群众”的警惕。一次批斗他，要他交代高婆婆如何领导他从事特务工作，万一炸了锦西化工厂的氯气罐那可不得了。我父亲就说，旧社会我们剥削了她一辈子，现在她老了,干不动了，我们受到良心谴责。。。。。。，才讲几句，就被匆匆打断，说他是资产阶级假仁假义，给自己涂脂抹粉，这件事当时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这次我回锦西，一个当年的小朋友，现在40多岁了，还提起这件事，这一定是他父母在他小时和他讲过这个故事。
我父亲在香港有个最好的朋友，阮大新伯伯，阮伯伯是父亲圣约翰高中时的同学，当时父亲有一帮朋友，他这帮朋友成绩不是很好，却喜欢赌博，有一天聚赌，被其中的一位的哥哥报警来抓赌。父亲因为不好这一手，站在窗口看风景，被那哥哥叫了下来，其他的一锅端，都被开除，这些人大学没读，都跑到香港或国外，凭借圣约翰高中打下的基础，结果20多年后都成为了大老板。这帮人中父亲的成绩最好，父亲在圣约翰读医学，被大家公认为将来最有出息的一个，结果却是生活最差的一个，命运捉弄竟至如此。
阮伯伯的父亲当时在香港做汽车生意，日本占领香港后，生意急转直下，阮伯伯被开除以后，每天去上学，就是跑到梁家呆在把爸爸的房间。我的爷爷奶奶对子女的朋友特别好，来的就是客，一视同仁，这后来也是我们家的传统。父亲那时和朋友出去旅游常常都是爷爷给钱，有时给他们一兜子钱去玩。阮伯伯后来是某国际大烟草公司的高管，自己还有公司。中国一开放，他就开始寄钱，寄东西和寄杂志给我父亲。所以锦西地区的第一台电子计算器，两喇叭收录音机，指针式和数字式电子表应该都是我家最先有。当时因为计算器可以免税，他一连寄了10来个给我父亲。其他的他知道我们交不起税，每次寄东西，他把税全额付完。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他每年至少寄两次钱，中秋和春节各一千港币，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款子。在我大学毕业后，在父亲反复坚持下阮伯伯才停下了，但他每年还是用我父亲的名义捐一笔钱给香港的慈善机构一直到父亲去世。我们一家人对阮伯伯非常感激。他为我们几个孩子在那个时代开了一扇面向世界的窗口，特别是对我影响极大，是他老人家要我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何等的精彩。
这一点也可看出父亲的为人，因为他对朋友很慷慨和义气，所以别人才会这样对待他。
阮大新伯伯 （1964年于香港）
“黑白两道”
锦西当年有个“大哥”，因脑部长东西而住院，当时经父亲的同事诊断后，准备开颅动手术。手术前父亲检查了一下，认为不需要开颅，特别讲以锦西当时的技术条件，如果开颅后会有很多问题，搞不好不死即残，后来用父亲的办法治好了他的毛病，那个大哥对父亲非常感激，临出院前再三向父亲表态“梁大夫你有啥事，吩咐一声，一定帮你办了”。我父亲说那个大哥住院，有两三个女孩子伺候他，排场很大。他还讲这个人性格暴烈，有一次被一块石头拌了一跤，他就一直把那块石头砸得粉碎。
锦西是战略要地，当地有陆军，空军，海军飞行学校，和后来的中国核潜艇基地。我父亲他是特务嫌疑，所以地方上的干部对他多是敬而远之，地方上的干部（包括公检法系统）级别不高，一般都小心谨慎，对我父亲这样的人很客气，不得罪，有事有限度地帮忙。但军队干部，特别是那些老干部，老红军，他们就没所谓，偏偏就信任我父亲这种美帝培养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找他看病，不拍父亲下毒，也不怕刺探军事机密，（其实当时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多时留洋的或教会大学毕业的）。
父亲他跟我说他一生中吃的最好的一餐饭是在困难时期，他给锦西的空军首长看病，他说吃完饭，水果是一道一道上来的，我父亲出生于南方的富贵家庭，但在东北苦寒之地，有的水果他都没见过，所以这也是我后来怀疑大饥荒是故意制造的一个原因。
父亲在1997年和我说70年代他上过中国的核潜艇，但是要求保密，所以他20年以后才和我们说，他没有说为什么上去，后来赵绵伯伯的儿子和我确认是在尼克松访华前请他去参观的，看来真的当他是特务，中美建交后，故易泄密给他，好向美国炫耀武力，可惜他竟然为中国保密了20多年！
那时我记得70年代锦西周围的煤矿经常有矿难，一有矿难他就会被请去抢救，还有远的地方，有几次他是乘锦西空军的军用飞机去的。有一次他和我讲大型液化气储藏罐着火，他们都到现场准备抢救，有一个爆炸了，他说看见里面的消防队员“像蜡一样融化”。
在80年代初期，要父亲作副院长管职业病鉴定，这是个非常糟糕的工作，父亲是个坚持原则的人，不是职业病，他不会认定为职业病。有一次一个病人闹职业病，还打了我父亲一个耳光，当时我们都小，我才12来岁，哥哥才16岁。这样的事父亲就默默忍受，他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我父亲救过多少人啊，黑白两道什么人没有，以东北人的义气，他只要找几个他救过的人，说一声就行了。我们兄弟对这一点一直愤愤不平，他的“黑白两道”根本没用，他怕把事情闹大。我父亲那段时间经常讲他有三个儿子，这是对这种事情的自我安慰，他很无奈。我们们那时就是太小。我小时很顽皮，12岁时，有一次在防震棚上跑跳，摔断左臂，正骨时，要把上臂拉开再用手捏来对正骨头，虽然打了一针杜冷丁，但是我只是哇哇乱叫而不哭，捏完了我还和爸爸的同事开玩笑，当时父亲的同事和他说，你这个儿子是土匪，“有发展前途”，没见这么小孩子能忍得住不哭的，父亲应该很得意，后来他对我在社会上混基本上睁一眼，闭一眼，我觉得他是被人欺负多了，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要有一个将来能够为他来点“武”的来保护他。如果我家不离开锦西，我十有八九会是个小流氓, 正如孔二狗在《东北往事：黑道风云》所说：“东北年轻人的世界观多少都有些扭曲，多数人都动过混黑社会的念头，仿佛在黑社会上混得好那才是真的好。”我当时有非常强烈的想法，我长大了我一定会为我父亲报复那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