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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合肥新四军研究会的胡升信同志给了我一篇论文，接过一看，是童志强写的《关于高敬亭》（《党史信息报》2011年3月2日）。胡老说这篇论文对于高敬亭案提出了“新观点”。提出新观点本来是好事，学术争鸣嘛，或许可以提供研究问题的新视角、新思路。但是细细阅读该文之后，心中却反有了点堵，在此，有必要写些文字予以质疑。
童志强写《关于高敬亭》一文，结合了以前对新四军有关人士的采访，且查阅了一些台北方面的相关档案文献资料，应该说童文在占有资料上是充分的。童文关于高敬亭案件主要提出了三点“新见”：一是枪毙高敬亭是中共中央同意的，当时“已不存在对其挽救问题”；二是项英在错杀高敬亭这件事上“肯定有责任”；三是叶挺是“党外人士”，与高敬亭冤案没有多大干系。童文看似分析客观，符合常理，但却经不起细细推敲，有些则犯有逻辑性错误或常识性误读。
中共中央是否同意枪毙高敬亭？
一般认为，中央主张让高敬亭离开四支队去延安学习，对于枪毙高敬亭事先并不知情。但是童文认为，在1939年6月下旬公审高敬亭期间，大会“宣读了中共中央开除高敬亭党籍的决定和新四军军部开除高敬亭军籍的决定，说明此时已不存在对其挽救问题。”该文还引述原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话称“如果不是党中央批准，谁有这么大的胆敢动他？”
事实上，就在高敬亭被枪毙后数小时，中共中央复电要求“对高采取过渡办法”，并准备调其去延安学习。童若称没有在档案中查看到这份中央电文，同样你也没有查到中央关于开除高敬亭党籍和批准枪毙高敬亭的电文呀！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事后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枪毙高敬亭都曾表示不解、惋惜甚至震惊。毛泽东在接到枪毙高敬亭的电报后连称军部领导“好糊涂”；1943年，毛泽东曾经问前往延安的新四军五支队副司令员周骏鸣：“高敬亭不枪毙，送来延安学习好不好？”刘少奇也曾问周骏鸣：“不让出大别山，不是更好么？有这块根据地，与敌人斗争不是更有力量吗？”毛泽东、刘少奇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果连他们都不知道“中央批准枪毙高敬亭”之事，那么究竟是哪个“中央”批准此事？
1975年10月，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写信给毛泽东，希望了解枪毙父亲的真相。毛泽东让汪东兴调查此事，汪东兴没有找到中央批准同意枪毙高敬亭的任何复电或文件资料。
项英是否该对高敬亭冤案负责？
童文称项英应该对高敬亭冤案负责，其根据有二：项英是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对于枪毙高敬亭事先不可能不知情；项英曾经发给中央的电报中有“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之语。
不错，项英是新四军的最高领导者，但若以此揣测项英对高敬亭冤案事先知情则实属枉言。历史文献资料显示，虽然项英对高敬亭在江北、皖中的一些做法不满意，但他对高敬亭曾经为革命所作出的贡献是肯定的，因此他主张对高敬亭在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应采取教育方式。
据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事后回忆，“当高敬亭被错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后来，叶挺巡视江北回到皖南云岭军部时，项英在慰问叶挺辛劳的同时，也委婉批评了叶挺在处理高敬亭案件上存在的问题。
至于那件份量沉重的“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复电，项英仅是署名而已。当时叶挺在江北处理高敬亭案时，曾向延安和重庆各发过一份电文，只是重庆蒋介石的复电先到，于是便造成了高敬亭冤案。事后，作为新四军实际最高负责人的项英与叶挺联名向中央汇报工作附带上述电文内容，这并没有违背组织原则，若以此推断项英对高敬亭冤案负责，则属于因果倒置的逻辑。
叶挺与高敬亭冤案无关？
童文认为叶挺与高敬亭案件无涉。该文引述当时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关于公审大会的报道称：“叶挺连大会主席团成员都不是”，他只是“从党外人士和军长的角度在大会上发言”。
不错，叶挺当时是“党外人士”，但他更重要的身份是新四军军长，且担负巡视江北新四军的重任。
高敬亭是一位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但由于在贯彻东进战略不够坚决、部属叛逃（杨曹事件）等事件中存在过错，这让一向治军甚严的叶挺难以容忍。对高敬亭给予适当组织处理或处罚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其实施“枪刑”显然不当。
有人说由于叶挺是“党外人士”，重要事务他甚至无权参与决断，像枪毙高敬亭这类重大事项叶挺没有说话的份。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此处有两点例证：其一，1938年，新四军特务营营长叶道志、徐长胜等三人因思想问题脱离部队奔往延安。叶道志是红军时期的师级干部，叶道志被抓到后，叶挺在没有征得项英同意的情况下便下令将其枪毙。此处可以看出，叶挺既然可以枪毙叶道志，为何不敢下令枪毙高敬亭？其二，1941年5月13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高干会议作报告时，谈及高敬亭案件时称“大别山的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英）搞掉的。”（见《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8册第329页）陈毅讲这番话，是在项英当时遭到批判的情况下，这从另一方面证实叶挺与高敬亭冤案有很大干系。
对于高敬亭一案，叶挺处理是欠周详的，当叶挺事后得知中央复电要求“对高采取过渡办法”时，心情是沉重的。
对于叶挺与高敬亭案件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论者都持“为尊者讳”，其实亦没有必要。叶挺是北伐名将，他忠于党的事业，为新四军的创建和中国革命曾经作出过很大贡献，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在处理高敬亭等案件上由于没有慎重考虑，造成了一些损失，这是属于瑕不掩瑜、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类的问题。人非圣贤，孰能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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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将军之女上书毛主席为父平反大揭秘
时在2002年7月26日，安徽省安庆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和岳西县委在岳西县举行集会，隆重纪念“岳西国共和平谈判65周年”。当年威震鄂豫皖边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政治委员、为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立下汗马功劳、后被错杀的高敬亭将军之女高凤英女士应邀出席会议。会后，本报记者在她下榻的岳西县大别山宾馆采访了她。以下是她的口述：
史玉清和高凤英生活点滴
1939年6月24日上午8时，父亲高敬亭将军被错杀，终年32岁。其时，父亲和母亲史玉清结婚才一年多一点，我姐姐刚刚一岁，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母亲也是一名红军战士，父亲被错杀后，母亲受到牵连，也被开除党籍。父亲的死对母亲的打击很大，但她很坚强，硬是挺了过来。
据父亲生前的战友说，父亲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他十分热爱学习，毛笔字写得很漂亮。在革命斗争中，党的信息和报纸都被国民党封锁了，父亲能根据国民党的报纸分析形势，掌握情况，打击敌人。母亲年轻时很漂亮，也很活泼，在部队文工团和宣传队当演员。她非常机灵，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她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熟悉环境，查看地形。当时有不少随军女人被敌人抓住，但母亲每次都能逢凶化吉。父亲和母亲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在部队结的婚。
父亲被杀之前，被关在肥东县青龙场储家老圩。他被关押后，自知凶多吉少。当时不让他与家人见面，他就写了个字条给我母亲，说：“孩子你能带则带，不能带就托付给老百姓……”母亲回话给父亲：“敬亭，你放心，我会把孩子抚养大的……”1939年8月份，母亲生我时，家里缺衣少食，有很多老百姓给母亲送吃的穿的。送的人都不敢进门，就把东西偷偷地放在门槛上或窗台上。我们至今都不知道那些好心人的名字。
1940年，在母亲随部队行军途中，准备把我寄养在江苏省盱眙县古城一户老百姓家里。这户老百姓家里的条件很差，家有5个孩子。母亲怕我在他们家受苦，不想把我放在他们家，但老百姓家死活不让我走，因为当时寄养战士的子女，家里可享受战士待遇。母亲最后只好把大一点的姐姐留了下来。然后通过地下党，把我寄养在盱眙县另一户人家。这家3口人，爷爷、养父贺长贵和养母汤品，家里的条件较好，没有孩子。这家人待我非常好，把我当成女儿、孙女。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其间，由于地主告发，国民党把养父抓了起来，要把他毙掉，理由是他家藏了共产党，并说我母亲把枪和子弹藏在他们家里，是养母花了26担多粮食才把他担保出来的。我在这户人家一直待到解放后。1950年，母亲才从合肥来到盱眙来寻找我和姐姐。她当时在安徽省皖北行政公署工作。她自己和她派的警卫员先后三次到江苏来接我，我都不愿意回去。后来，是养父和养母把我送回合肥的，送来后，他们怕我还要和他们回江苏，在一天清晨瞒着我偷偷回了盱眙老家。其时，我已经十岁了。母亲把我送进学校读书，我在合肥读完小学、中学之后，考取了安徽中医学院，读中医专业。但姐姐却远没有我幸运，母亲去找她时，据当地人讲，姐姐和她寄养的那一家子人，早已全部因传染病去世了。
我和养父养母之间有着很深的亲情，他们对我恩重如山。为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恩情，母亲每年都寄钱给他们。我工作后，就由我寄钱去。养父于1983年去世，养母于1985年去世。在他们生前，我和母亲经常接他们到合肥来小住，我也去江苏看望过他们。
1942年，母亲以她对党的至诚忠心，重新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再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后，她被派到合肥市工作，先后担任过安徽省卫生厅副科长和合肥市牙病防治所副所长等职，离休时享受地市级待遇。母亲对我要求很严，她一直教育我要热爱党，热爱祖国，好好读书，长大后做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我在大学担任班长、团支书，一向表现优秀。党组织培养了我，我在大学时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是1960年。父亲的事对我的学习和工作没有造成较大的影响。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了一段时间，因表现好，修成（都）昆（明）铁路时被挑选入伍，在三十七医院当眼科医生。1971年，因母亲身体不太好，又只有我一个亲人，她于是向组织打报告，将我调回到合肥市105医院工作，后任眼科主任，享受正师级待遇。我退休后不到两年，医院又把我返聘回去，现在激光美容中心上班。
我丈夫方正平，原来在西安空军技术工程学院毕业，江苏人，1975年转业后，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现在也退休了，退休后在万博学院任管理系主任、校长助理。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高岐在安徽省军区第三干休所搞行政管理，营级干部；小儿子方忠在合肥公交总公司物资处工作，都成了家，各有一个女儿。大孙女儿今年九岁，小孙女儿两岁半，都活泼可爱。大儿子一家单独过，小儿子和我们老夫妻俩一块过。我们家现在住在105医院，生活得很幸福。
高凤英上书毛主席为父鸣冤
我年轻的时候，父亲的死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个谜。我曾无数次地追问过母亲，但是她一直不对我讲父亲为什么被杀——她怕我知道事情的原委后，会因此仇恨中国共产党，以致站到党的对立面上去。
母亲不说，我只好去问父亲生前的战友。但是他们开始也不肯说。到我上大学一年级时，父亲的老战友们才含含糊糊地对我说：“小高，你爸爸的事是怨假错案。”但等我求他们告诉我更多的事时，他们又都缄默了。于是我又逼问母亲，但母亲还是死活都不说，只是一个劲儿的哭。后来，我断断续续地从知情人的谈话中了解了大致的情况。母亲这时才对我讲了父亲被错杀的经过。母亲还说，她曾于1959年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但没能到毛主席的手里，转到了安徽省委，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我知道实情后，总想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想弄清楚父亲的事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当时我正好看了一部戏剧，名字叫《杨三姐告状》，很受启发和鼓舞，于是拿起了笔。一开始我写的信很长，有好几页纸。母亲说，你写这么长，毛主席他老人家哪有那么多时间看呢？于是我又重新写了一封一页纸的信，请求毛主席重新审查父亲高敬亭的问题。信的原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我是已故红二十八军军长、新四军四支队政委兼司令员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中共党员，现在安徽省105医院任军医。我母亲史玉清也是红军中的一名妇女干部，因为我父亲的案件一度受牵连，在恢复组织生活后也一直在安徽省卫生系统工作，现因身体多病，离职休养。
敬爱的毛主席，我写这封信主要是向您老人家汇报我对我父亲问题的想法和要求。特别是通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您所制订的一系列无产阶级干部政策，在全国得到落实的大好形势的鼓舞下，我才鼓起勇气写了这封信，因为我父亲的问题对我压力很大。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父亲遭受如此极刑？别人对此有许多不同看法，而我却一点也不清楚。据我母亲说，我父亲对党，对毛主席，对革命事业是忠诚的。在党的领导下，他坚持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红二十八军一直打到抗日战争时才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从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所吓倒，当然他在工作中，在执行党的某些方针政策上有什么错误，我是不清楚的，但从他一生的主要方面来看，我父亲是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然而既是革命的却又为什么被杀了呢？对此我曾听毛主席在党的七大时，对来延安开会的原新四军四支队的有些同志问到我父亲的问题：‘不杀是不是可以？’为此我们全家对您老人家是非常感激的，我相信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历史，中央是会有正确的结论的，我希望能够早日知道这个结论，来解除我们母女政治上的压力。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高凤英
1975年10月10日合肥”
我写信的时候，“文革”尚未结束，党内正在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为慎重起见，这封信托人带到北京寄出。此后，我们母女俩一直处于焦急的等待之中，这一等就是两年。其实，这封信不久就到了毛主席的手里，正在病中的毛主席阅信后于当年11月30日批示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让其向了解高案的同志询问此事，“以其结果告我。”并且，毛主席对父亲的问题一直是很关心的，早在抗战初期就曾作出过一系列指示。父亲在被处死前，延安就电示：“争取教育改造四支队，对高采取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队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改造与整理。”1943年在延安中央党校看戏时，毛主席巧遇参加延安整风的原四支队第八团团长周骏鸣，也曾当面询问：“周骏鸣，高敬亭不枪毙，送来延安学习好不好？”表示了对“反高斗争”的反思。全国解放后，毛主席在1953年视察安徽省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谈话时，又谈及父亲被杀的话题，毛主席说：“这是戴季英搞的鬼。”1975年12月9日，汪东兴将了解的情况向毛主席写出报告，指出经过了解，从中央当时给新四军的复电看，未查到中央复电中提到同意枪决之事……毛主席于12月14日在汪东兴的报告上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
动荡不安的1976年很快来临。这一年，国内重大事故迭起，毛主席也于9月9日逝世。他生前批示的对父亲一案的复议和讨论被搁置下来。一直到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才终于正式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批示，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给予平反，并恢复名誉。”不久，国务院民政部又专门发文，追认父亲为“革命烈士”。在部队和地方的配合下，在肥东青龙场找到了父亲的遗骸。1980年4月19日下午，父亲的骨灰安葬仪式在合肥殡仪馆举行。4月25日，《安徽日报》对骨灰安葬仪式作了长篇报道，公开为父亲平反。他的骨灰如今安放在南京殡仪馆军人馆内。
父亲三十六年沉冤终于得以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