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外公外婆一家结束下放生活，回到了福州城。
我从母亲嘴里得知：老黄一家也回来了。他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嫁给了当地乡下人，从此留在了农村。老黄夫妇只带回了十五岁的遥遥，八岁的梅梅和几岁大的小弟。
我16岁时，大年初一去浦下新村给暂住在可诚舅舅家的外公外婆拜年，突然碰到了遥遥来串门。小时在我眼里又瘦又高一脸机灵相的遥遥变了很多，壮实了，我俩之间相差不到一个头。而在杜坑那阵，我还不到他的肩膀。所以再次见到遥遥时，他的形象在我眼中没有那么“高大”了，我心里有些小小的失落。
母亲对我说，文斗堂的乡下女孩米丹十五岁去采石场做苦工，每天推好几车重重的石头，挣薄薄一叠钞票。乡下的女孩成家早，米丹大我两三岁，估计已经嫁了。
母亲还感叹：出身决定命运，我生在城里，起点比农村娃高出很多。
我大学毕业刚刚参加工作后不久，在爸爸单位的宿舍楼前与梅梅打了照面。梅梅交了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凤凰男。检察院的单身宿舍不够，向爸爸单位租了几间宿舍，梅梅的男友恰巧住在我家楼下。梅梅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去了福州最大的百货商店做了化妆品柜的售货员。她去男友的宿舍约会，恰巧在楼前碰到了外出的我，可惜我俩谁也没有认出对方，我骑着自行车匆匆走了。我前脚刚走不久，母亲出门逛街，遇到了挽着男友胳膊的梅梅。梅梅曾经在福州见过我母亲一两回，对她还有些印象，赶紧问她：“姨姨，晶晶在哪儿？”
母亲一笑：“晶晶刚刚从你身边走过。你俩小时那么要好，如今相逢对面不相识。”
老黄一家回福州后，继续与我的外公外婆来往，我和母亲与他们一家只算生命中的过客吧，彼此间生疏了，几乎没有再交往。
然而杜坑村和文斗堂的一切，已经深深植入我的精神世界，丰富了我的创作素材。我的几乎每一篇关于杜坑乡居生活的文章都获得好评。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得出那是用真心和生命谱出的对美好生活的赞歌。
97年出国留学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村女》的散文，以杜坑为背景，勾勒出一个名叫“米丹”的福建山区女孩的二十岁之前的人生。我是这样想象米丹的爱情的：在父母的安排下，米丹和一个外村的小伙子定了亲。米丹和他见了几面，后生话不多，看样子是个老实人。出嫁前的那个晚上，米丹睡不着，夜半时分悄悄来到了村中的小河边。月亮已经升得老高了，月光撒向周围黑魆魆的群山，几缕清晖，将静谧的村庄勾勒出来，如一副版画。米丹是画中的灵魂。米丹哭了，为了古老的村庄，也为了流逝的岁月......
一位好友将我的文章推荐给省级杂志的主编。主编大为欣赏，因杂志改版不再接受散文和随笔，他建议我将文章转投其他杂志社。
在此之前，我的习作从来是由中学老师写了推荐信，并亲自寄到杂志社发表的。我从来没有主动投稿的欲望，也没有想过要吃“文学饭”。母亲说了，写文章 的人容易犯政治错误，一不小心要锒铛入狱，甚至“灭九族”的。鉴于我们家长辈们复杂的社会背景，做小辈的还是老老实实找个本份的工作，平平安安过一生就 好。写作嘛，只能当作人生爱好，千万不能从事这项“高危行业”。
我将这篇习作扔在抽屉里，出国多年，早就不见了。
这十多年来，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我发现当年的文章有很多偏颇之处。首先，我从百度查知，杜坑村可不是我文章中描述的闭塞愚昧的小山村。虽然处于重重的福建丘陵之间，它却是沙县的名村。 文斗堂的主人胡嘉会于1948年任尤溪县县长， 49年逃到台湾，据说在台湾还当过金门县县长等官职。所以，和我一起住在文斗堂的米丹极有可能是胡姓读书人的后代，他们一家并非粗鄙无知的乡民。其次，改革开放后，福建省的变化那么大，杜坑村的米丹们怎么可能安心一辈子面向红土背朝天呢？
四十年未曾再次踏足杜坑村的我，是时候重返故地，采风访故人，为我的《返乡记》记录一个真实的结尾了。
去年年底，我从温哥华飞往厦门，一路风尘仆仆，去了福州，长乐（包括梅花，二刘，金峰等地）。闺蜜敏和好友詹主任坚持陪我去杜坑村。他们忙完了手头的工作，于12月31日驱车从福州前往沙县。也就是说，我要在魂牵梦萦的沙县度过一个难忘的新年夜。
我九十年代出国前，福建的公路设施还是很落后的，到处都在修路，工地上挂着“要想富，先修路”的标语。
我回来时，福建省的公路网线已经相当发达，再偏僻的山区都有水泥公路铺进村了。从福州到沙县，我们只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所以乘着绿色的蒸汽火车一路缓缓行进，然后夜半在沙县下车的场景已经永远停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了。
我们在沙县与为我收集资料的蔡先生和肖先生会合，换了一辆面包车，请了当地的司机，朝着杜坑村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