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从农业展览馆西邻工人俱乐部传来咿咿呀呀的歌唱声。初云鹏知道，1971年过去了，新的一年开始了。他几天前从楼上搬到了楼下西跨院里。青年人总是往好处想：也许他们怕我在楼上冻坏吧？楼上的房间四壁透风，又不生炉子，从早到晚冻得手脚麻木，字也写不下去，只得在房间里不停地走动，或者干脆钻到被窝里取暖。他被释放后才知道，那些日子有人受不了虐待，爬墙外逃，在自己村头的树上吊死了，有人在厕所里自杀了。为了防止他跳楼自杀或外逃，他才被迁到了楼下。此是后话。
西跨院有个砖砌的园门，门外有岗哨。审讯的添了新面孔，初云鹏认出其中的一个是公安局的。他吃了一惊，为什么在林彪这个清查5.16的总头目叛国投敌，丧身异域之后，运动反而变本加厉，咄咄逼人呢？严叔叔这个原先的法院院长如今担任了“清查办”主任，怎么也随波逐流了呢？初云鹏迷惑不解。好几天的时间，他忧心忡忡，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向屋外望，院子里杂草丛生，蒿子有人头高，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到门口。房间四周墙上张贴着1947年国民党二次进攻山东，还乡团杀害革命群众的图画，晚上灯影下看去令人毛骨悚然。云鹏立即想起儿时的遭遇，风声呼呼，河水哗哗，母亲抱着他拼命地跑。父亲和严叔叔被还乡团抓住了，押往城里。一定要同亲人见上一面！母亲看见丈夫和严叔叔被敌人押上了大桥，她急得喊起来：“等一等！我来啦！”就在这时，两个押送兵被推下河里，被俘的两个人拔腿逃跑，上了东山。突然一声枪响，父亲倒下去了……云鹏霎时泪如泉涌，他在心中喊道：“爹！我对不住你啦！你看我如今落到什么田地？他们说,我背叛了你和母亲，不忠不孝，可我坚信，我不是那样的人！有人往死里整我，我要咬牙坚持住，决不轻生！是非、善恶、美丑，总有明白的一天！
“谁是那次绝食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和操纵者？”这个问题已经向云鹏多次提出了。看来“清查办”想要从教师中抓坏人。根据反右派的经验，中学生是不抓右派的，那么只有从教师中揪出几个。云鹏见牛头头死死地盯着他，他严正声明：“那事是我和几个学生头头领着干的，跟老师没有关系。”牛头头摇摇头，故作吃惊的样子，质问道：“不对吧？凭你们几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能想的那么周到吗？不错，那次绝食，你初云鹏是头面人物，上蹿下跳，出尽了风头。可是总有人帮着你们出谋划策吧？你老实交代！”初云鹏坐在被告席上，他不想把事件的过错推诿给别人，也不想乱攀咬别人，把老师当成自己的替死鬼。好汉做事好汉当。他说：“事前老师并不知道，我们绝食后，老师才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的。”牛头头气愤的站起来，挥着手大声嚷嚷，好像在向公众演说：“什么玩意儿！自己吃饱了肚子，却挑唆学生到县革委绝食！这还有没有人性！骂他们臭老九，他们还不服气，看他们的作为，地地道道是一伙伪君子，教唆犯！这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真该下十八层地狱，让他们万劫不复，永世不得翻身！”初云鹏不理解，这位牛头头论起来也是个知识分子，他能向人炫耀自己读过《扁鹊见蔡桓公》就是证明。可他为什么对教师，对一切有知识的人充满了刻骨仇恨？只有牛头头心里明白，他这个小知识分子，人们并不把他放在眼里。他站在书店里，每天见到一中的学生在街上向自己的先生鞠躬行礼，或是热情打招呼，而走进书店看书，买书，却不爱搭理他这个店员。于是他产生了嫉妒，随着年岁增长，自己出头无望，这种怨恨便越来越深。我们社会上确实有一些人害了“红眼病” ，他们对比自己混得好的人，无论是事业有成的或是职务升迁的，买卖红火的，都产生一种仇视心理，造谣，破坏，无事生非，必欲别人倒台、破产才高兴。牛头头就害了这种“红眼病”。而且他知道，柿子专拣软的捏。这帮臭知识分子是鹰嘴鸭子爪，平日好发议论，说东道西，嘴上硬，却没有真本领，一、手上没有枪，二、腰中钱囊羞涩，因此好欺侮。元代，蒙古人统治中原，在划分人的等级时，把说书人划在娼尤之后。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更倒霉，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屁股后面，成了“臭老九”，真是斯文扫地！还有一点牛头头没有向人袒露，如果他在这次清查运动中抓出几个“反革命”，在他的政治仕途上就会增添几个砝码，从此官运亨通。哼，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你老实交代！你们是怎么策划那次绝食的？”他向初云鹏吼道。
初云鹏清楚地记得1967年5月那次绝食的前前后后，甚至一些重要的细节。事情总是有前因后果的。经过半年的动乱，各地的“山头”壮大起来。王洪文、张春桥等人首先在上海掀起了“一月风暴”，夺了市委市府的权，宣布建立革命委员会，得到领袖的首肯。各地纷纷起来仿效。一个滨海城市的副市长被发现，认为是干部中“坚定的左派”，破格儿提拔到泉城。林彪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位副市长根据上海的经验，镇压了不听自己话的一派，拉上另一派，匆匆宣布建立省革委，自己坐上了第一把交椅。由此埋下了动乱的种子。这位新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支持各地、县被压的一派起来造反，于是战火重燃。五月四日是青年节，是“五四”运动纪念日，初云鹏带领“造反团”的学生涌向县广播站，要求发表声明，要求为他们组织平反。原来旧历年前，武装部、公安局派人砸了工人造反联络站，逮捕了两个人。“造反团”和工人造反联络站是一派的，因此遭到攻击，成了“黑组织”，勒令解散。县革委也就在“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情况下建立了。“造反团”的学生当然不服气，在地区造反派重新树起大旗后，也闻风而动。广播站是舆论宣传阵地，谁掌管了谁主动。县革委当然明白这种利害。于是调武装部的官兵进驻广播站，宣布“军管”。怒火填膺的学生撤出广播站，整好队伍，唱着领袖的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冲进县革委大院，宣布不答应他们“声明”中的条件，就开始绝食。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事件，立刻轰动了全城。“简直是胡闹！”几个教师头头慌了神。不支持吧，关系到“造反团”几百学生的前途命运；支持吧，就要承担怂恿学生与政府对抗的罪名。他们犹豫了。学生代表来找他们，催促他们明确表态。骑虎难下，只有拼命一搏，“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匆匆起草了声明，于是几位教师头头来到县革委，当着绝食学生的面，当着围观的群众的面，宣布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立即招来学生鼓掌叫好，也惹得牛头头等人跳脚骂娘。
不眠的夜。来来往往的人群。鼓劲的、劝止的、诅咒的，各种人群依据自己的利害、观点表明了态度。领袖说：“党内有派，党外有党。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内的两派斗争演变为一场全国的大动乱：打砸抢、武斗、流血……这些恐怕是他老人家始料未及的吧？第二天，县革委仍然不答复“造反团”的条件，绝食继续进行。中午，毒日头下有人晕倒了，抬回了学校。怎么办？决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初云鹏等人同老师商量，决定到泉城告状。初云鹏和几个战友乘车出发了，深夜到了省革委报告了紧急情况。省革委抓住了把柄，把棘手的刺猬抛给了县革委，干部们只得双手捧着服了软。绝食停止了。
这次初云鹏几个人在省城见了世面，同他们在乡下的小打小闹比起来，省城那场大规模武斗，使他们惊心动魄，至今记忆犹新。5月6日，他们到一处宾馆会见了参加全省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本校同学，报告了绝食的前前后后，接着又到几处大学串连，傍晚听到高音喇叭广播紧急集合通知，知道省革委出了事。接着一队队大学生、工厂工人浩浩荡荡开往省革委。原来当天下午，泉城受压的一派群众数千人冲进省革委大院，张贴标语，撒传单，静坐示威，向省革委那位新贵讨还公道。省革委一声令下，十几万人马层层包围了省革委大院，经过一场武斗，冲击者被擒拿，一个个手抓稻草，双手高举，被押出了大院。阳光初照，大街上人头攒动，俘虏们走过人的夹巷，遭到唾骂、拳打脚踢，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被人架往医院。云鹏惊得目瞪口呆，原来夺权这么残酷啊！不久，街上的高音喇叭播出了张春桥、姚文元在“红代会”上的讲话。张春桥喊道：“红卫兵战友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接着是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和欢呼声。
在回县的火车上，初云鹏的心情一会儿振奋，一会儿抑郁，他知道自己受省革委支持的一派必将胜利无疑，可是他怎么也欢乐不起来，大街上被俘的工人、学生遭受侮辱的情景，时时闪现在眼前，他禁不住想：应该这样对待他们吗？当时他来不及多想。如今他不也变成了一个俘虏吗？他被囚禁在一个斗室里，反省往事，阅读领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似乎有了新的见解。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是没有完全结束……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 ，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现象。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
云鹏心想，“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地方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有的地方甚至动用了枪炮，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吗？而且连续几年翻来覆去“站队”，究竟哪方面是正确路线？他深切地体会到，派性压倒了一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以派性划线，让一批流氓无赖、投机分子、野心家爬上了政治舞台，兴风作浪，祸国殃民，他们已经成了社会上的毒瘤。这些人心狠手辣，不择手段地整治别人，却装出一副卫道士的面孔。牛头头不就是这样的人吗？云鹏懊恼、颓丧，在牛头头这样的人面前，他休想过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