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刚进中学的时候，我家对门陆老头的外孙女黄平平（化名）每逢周末就会来大杨浦的外公家里。
黄平平和我一般大，长得水灵，伶俐聪明，家住在当时全体上海人民梦寐以求日夜向往的“上只角”，申城闹市中心南京路的江西路上。
她不但爱唱歌，在年幼时就亮出了甜美的歌喉，而且能说一口韵味浓郁，糯腻爽脆流利的上海话，不象我的上海话里家乡口音很重，常常被大家耻笑为：“江北驴子学马叫”。
黄平平来到外公家以后，第一时间就是跑到我们家里，不是找我妹妹跳橡皮筋，躲猫猫，就是央求我拉胡琴，在她演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李铁梅“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唱段帮忙伴奏，再者就是讨论“东风吹，战鼓敲，革命形势无限好好，全靠毛主席来领导。”之类的诗歌。
那时我非常喜欢练写毛笔字，一九七三年夏天，自己曾认认真真用擅长的古隶挥毫抄录了一首大诗人李白的七言绝句《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赠黄平平惠存 朱东东敬书于一九七三年夏
等黄平平来的时候我就匆匆忙忙的到陆老头那里赠送给她，黄平平很高兴的接受了。她将我的“墨宝”拿到她当时所在的上海风雷中学狠狠炫耀一番以后又小心翼翼的压在她家里梳妆台的玻璃板底下，还说每天早上起来梳头照镜子的时候看见了我的字迹就好象看见了我本人。
那段时间在每逢过革命化春节的第一天，我故意穿着平时舍不得穿压在箱子底下的绿军装模作样的去陆老头家叩首拜年，黄平平总是在一旁一手指着我嬉笑，说我象新郎一样，一手又指着她自己嬉笑，说自己穿着粉红颜色的棉袄更象新娘呢。
于是我和黄平平在开始了这不平常的交往同时，自己的心灵深处也溅起了爱情，更可以说是单相思的火花。
每到星期六晚上，我就会莫名其妙的激动，猫在家里时刻关注着对门陆老头家里的动静，急切的等待着黄平平的到来，黄平平来了我又是迫不及待的快速跑去，但是看见她又时常嘴笨的不知说些什么好。
一天很快的就过去了，星期天的晚上黄平平要回去了，每当她向我说“再见”的时候，我总是惆怅万分，呆呆的不知所措，仿佛她一走也把我的欢乐也带走了。于是我又耐心期盼着下个星期六晚上的到来……
黄平平的生父是中共的一位海军战士，当年曾经多次受到赫赫有名的中共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中将接见和嘉奖。只是非常不幸的是在五十年代末的一次国共两党海上鏖战中光荣的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光荣捐躯了，当时的萍萍还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中学毕业了，由于黄平平是烈士子弟加上她自己有音乐细胞被党和政府保送进入了上海歌舞剧院。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作为老大的初中六七届的姐姐去了崇明跃进农场，那时老二的我还在小学里慷慨激昂的“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因为按照当时国家“上山下乡”的政策我是“有农无工”的档次，可以笃定泰山的把枕头垫得高高的睡大觉，若干年以后可十拿九稳的大摇大摆的进入上海的工矿企业上班，不去受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役。
可是命运的安排由不得自己，我是七四届的，姐姐不早不晚，偏偏在一九七四年春节前夕我中学毕业前一年的敏感时刻由崇明的农场调到了上海的公交公司担任售票员，这下我傻眼了，煮熟了的鸭子飞上天，我的身价大跌，变成“有工无农了”，板凳上钉钉——铁定要去农村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了。
一九七五年清明节的凌晨，细雨朦朦，阴风惨惨，我和很多本校的七四届毕业生一起象生猪送到屠宰场那般被硬生生塞进由上海吴淞码头开往崇明南门港客船，运送到了也是崇明岛的跃进农场磨炼和跌打。
由于我所在的十一连队位于孤岛的西北角，那里看不见到日出，却见霞落，翻过杂草丛生的大堤，一眼就可以望见黄浪滚滚的长江。那时尽管广阔天地的艰苦锻炼折磨得我疲惫不堪，每当结束了一天繁重的劳役之后，我总是拖着沉重的双脚，在夕阳无力的残辉伴随下，一个人独自盘桓在长江的堤岸上，我悲观失望到了极点，以为自己的未来就象浑浊的江水那样没有希望，就把对黄平平的爱恋之情永远的埋在心灵深处了。
于是在我由农场回上海休假的短短四五天里，如果恰巧遇到是周末，自己就借机躲到同学家里一整天，疏远黄平平。以至老妈总是唠唠叨叨的埋怨：“平平几次来我们家找你，你为什么总是不在啊……”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知青的回城风骤然吹起，我闻风而动，三天两头写信威胁老爸，说是他再不提前退休，就会闹出人命了，老爸在我这个宝贝疙瘩的软硬兼施下，抵挡不住，也隔三差五的跑到厂党委办公室，频频向领导们施加压力，寻找各种理由提出退休的申请，最后终于使得我如愿以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