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年即公元636年三月二十三(癸丑),唐太宗李世民送新封的诸王前往他们的藩国。六月二十(己卯),无比贤惠的长孙皇后在立政殿病逝。
贞观十一年即公元637年春正月初一(丁亥),唐太宗改封郐王李元裕为邓王,谯王李元名为舒王。
正月初五(辛卯),唐太宗任命吴王李恪为安州都督,晋王李治为并州都督,纪王李慎为秦州都督。他们即将赴任时,唐太宗赐给一封书信告戒他们说:“我本想送你们一些珍宝器玩,但担心你们因此更加骄奢。所以不如得到一些建议为好。”
正月初七(癸巳),唐太宗加授魏王李泰为雍州牧兼左武候大将军。
唐太宗开始兴建飞山宫。正月十四(庚子),特进魏徵上疏认为:“隋炀帝仗恃国家的富强,不考虑后患,穷奢极侈,致使百姓穷困潦落,以至自己死在他人手里,社稷也变成废墟。陛下拨乱反正,应当时刻考虑隋之所以失去天下,我之所以得到天下,撤去他们的高峻楼宇,安于自己的谦卑宫室。如果在旧基上增广扩建,对旧殿加以豪华装饰,这将是以乱易乱,祸殃和罪咎必然就会自来。艰难得到的东西容易失去,陛下不能不时刻放在心里!”
房玄龄等人早先接受诏书制定律令。他认为:“根据旧法,兄弟如果分开居住,门荫互不相及,然而谋反时却连坐而都被处死。祖孙有荫,连坐时只能判处发配流放。根据礼仪和考虑人情,连坐处死非常不妥。今天制定律令,祖孙与兄弟连坐的全都处以发配流放。”唐太宗同意了。自那以后,近代的死刑,大半都被废除了,天下称道。房玄龄等人制定了律令五百条,建立了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少了九十二条死罪,减少了七十一条流放发配罪,其他削减烦琐,去除不当,变重为轻的改革,更是不可胜数。他们又制定了法令一千五百九十馀条。根据唐高祖武德年间的旧制,在太学举行释奠仪式时,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房玄龄他们建议停止祭奠周公,以孔子为先圣,颜回配享。他们又删除了武德以来的敕格(即朝廷颁布的律令),只留下七百条,到这时(即正月十四庚子)正式颁布施行。还有,所有用于体罚的刑具,诸如枷、笞、钳、锁、杖、笞等,都有长短宽窄的规定。
正月二十八(甲寅),房玄龄等人呈上所修撰的《五礼》。唐太宗下诏让有关部门实行。
自从张蕴古冤死(见贞观五年事)以来,法官都把他为犯人减罪的事作为警戒。经常有些误判的事,法官也不因此被治罪。唐太宗曾问大理卿刘德威说:“近来刑法有点严厉,这是什么原因?”刘德威答道:“这原因关键在主上,而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根据律文:错判的官员降职三等,错放的官员却降职五等。但如今错判的没事,错放的罪倒更大了,所以官吏为了保护自己,争着从严判决。其实并非有人要他们这么做,只不过怕得罪而已。陛下如果要求严格根据律法断案,那么这一风气将会立刻改变。”唐太宗很高兴,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断狱变得更为平允。
唐太宗觉得汉朝时为皇帝预先修建山陵,免却了子孙到时仓促办事,费用也更高的麻烦。他又一心想要节俭薄葬,担心子孙会依照习俗在安葬上过分奢靡。因此他于二月初二(丁巳)下诏为自己制定了终制,要求依山为陵,墓穴的大小只要能容纳一部棺柩就行了。同时,他还要求朝廷为去世的佐命功臣和宗室贵戚营造一座坟地,配以秘器,让他们在逝世时不至于丧事欠缺。
二月初九(甲子),唐太宗前往洛阳宫,还命令去祭祀汉文帝。
三月初一(丙戌),日食。次日,御驾抵达洛阳。唐太宗来到显仁宫时,因为官吏缺少储备,献上的食物不够满意,所以有人受到严厉谴责。魏徵谏道:“陛下因为储备不足而谴责官吏,臣担心会因此造成不良风气。今后官吏为此而造成民不聊生,岂不是违背了陛下出巡的本意吗?当年隋炀帝暗示郡县进献食品,根据它们的奢华程度决定赏罚,最终造成全国反叛,这都是陛下亲眼所见。为何今天仿效他!”唐太宗大吃一惊道:“要不是魏公,我是听不到这样的忠言。”于是跟长孙无忌等人说:“朕以前经过这里,自己买饭吃,随便找个地方睡而已。今天他们供应得如此周到,朕哪能还嫌不足!”
三月十一(丙申),朝廷将洛州改名为洛阳宫。
三月十五(庚子),唐太宗在洛阳宫西苑举行宴会,并在积翠池泛舟。他看着侍臣们说:“隋炀帝修建这座宫苑,结果和百姓积下怨恨。今天这些地方全被朕拥有,正是由于宇文述、虞世基、裴蕴这帮人在内极尽谄谀,在外蒙蔽视听的缘故。能不引以为戒?”
房玄龄和魏徵呈上他们制定的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三月二十一(丙午),朝廷下诏颁布施行。
唐太宗任命礼部尚书王珪为魏王李泰的师傅。唐太宗跟李泰说:“你事奉他应当像事奉我一般。”李泰见到王珪总是先行下拜,而王珪也以师道自居。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了南平公主。先前,公主下嫁,一般都不按照妇礼事奉公婆。王珪说:“如今主上钦明,总是遵循礼法。我接受公主的谒见,岂是为了自身的荣耀?其实是要成就朝廷的美名。”于是和他妻子就席坐下,让公主对公婆做行馈之礼。皇家出嫁的公主用媳妇的礼仪侍奉公婆,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三月二十六(辛亥),唐太宗在广城泽举行大蒐礼(原是春秋时期诸侯借用田猎活动来组织军队、任命将帅、训练士卒的重要军事活动,后来演变为重要的国事与军事活动)。两天后,御驾回宫。
群臣再次请求到泰山封禅。唐太宗让秘书监颜师古等人商议封禅的礼仪,然后由房玄龄裁定。
夏四月初十(甲子),乾元殿前的槐树被小地震震倒。两天后,唐太宗下诏让河北和淮南地区举荐孝悌淳笃和兼达时务的人才,送他们到洛阳宫。
四月二十五(己卯),魏徵上疏认为:“人主善始者很多,但善终者却很少。难道是因为夺取政权容易,保守政权很难吗?其实是因为充满忧患时,人主会竭诚尽心对待下属,而安逸无忧时,人主容易骄横专恣轻视他人。竭诚待下则胡越同心,骄恣轻人则六亲离德。即使用威严和愤怒震慑部属,他们也都将貌从而心不服。”
他接着说:“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僣,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这就是魏徵著名的十思之谏,意思是:希望人主真能做到以下的十个思考:在欲望上来时思考到知足常乐,在大兴土木时思考到适可而止,在身居高位时思考到谦卑恭谨,在面临丰盛时思考到减损压抑,在安逸玩乐时思考到朴素节俭,在天下升平时思考到潜在后患,在耳目闭塞时思考到延纳贤才,在疾恶谗邪时思考到端正己行,在实行封赏时思考到因喜而僭,在施用刑罚思考到因怒而滥。一旦兼有了这十思,又能选贤任能,那自然就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让自己过度操劳,去取代朝廷各部门的职责!”
五月十八(壬寅,通鉴作壬申,疑有误),魏徵上疏认为:“陛上从善的愿望似乎不如以前,闻过必改的真诚好像也不如前。对臣下的谴责和惩罚逐渐增多,威严和恼怒也逐渐严厉。臣这才体会到‘贵不期骄,富不期侈’(语出《书·周官》:位不期骄,禄不期侈。意思是贵人不期望变成骄横,而骄横自至;富人不期望奢侈,而奢侈自来),并非是一句虚言。而且隋朝府库、仓廪、户口、甲兵的强盛,现在怎能和它相比!然而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安危的道理,一目了然。当年隋未大乱时,他们自以为必定不会大乱;他们尚未败亡时,也自以为必定不会败亡。所以他们不断地搜括赋税,征用徭役,讨伐不息,以至祸难即将降临,自己还没醒悟过来。要想看到自己的形状莫过借鉴河水,要想了解失败的原因莫如借鉴亡国。还希望陛下吸取隋亡的教训,除去奢侈,崇尚俭约,亲近忠臣,远离佞幸,在当今平安无事的情景下,继续实行先前恭俭的政策,那就尽善尽美,无人可比了。夺取天下其实很难,守卫江山其实容易。陛下既然能办到很难的,难道不能守卫容易的!”
六月,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病逝。温彦博幼年时就十分聪悟,很有口才,也涉猎经书传记。当初,他父亲的朋友薛道衡和李纲常见到温彦博兄弟三人,都惊叹道:“你们都是宰相的人才。”隋文帝开皇末年,他经州牧秦孝王杨俊推荐,授任文林郎,在内史省当值,后转为通直谒者。当隋朝大乱时,幽州总管罗艺聘他为司马。罗艺在幽州归降唐朝时,温彦博极力赞成,因此被授任幽州总管府长史。没多久,朝廷征召他为中书舍人,不久升迁中书侍郎,封西河郡公。当时高丽派使者来进贡地方特产,唐高祖跟群臣说:“名实之间,理应相副。高丽当时称臣于隋,最终又抗拒炀帝,这算什么臣下?朕敬重天下万物,不想独自骄贵,既然占有了天下,就必须和天下人和平相处,何必一定要让他称臣而妄自尊大?可以书写诏书,阐述朕的这一心怀。”温彦博进言说:“辽东的地盘,周朝时只是箕子的封国,汉朝时也不过是玄菟郡而已。魏、晋以前,它都在我国版图之内,所以不能允许他们不称臣。如果高丽敢于分庭抗礼,那么四夷又怎会瞻仰本朝?况且中国对于夷狄而言,犹如太阳对于群星,所以道理上不能自降尊严,把自己跟夷貊同列。”唐高祖这才打消了这念头。那年,突厥入寇,唐高祖派右卫大将军张瑾为并州道行军总管,出兵抗拒,并任命温彦博为行军长史。结果兵败,温彦博被突厥俘虏。突厥因为他是唐高祖近臣,便一再逼问他有关国家虚实以及兵马多少,温彦博拒不回答。颉利可汗很愤怒,就把他迁徙到阴山苦寒的地方居住。唐太宗即位后才开始征温彦博回朝,授任雍州治中,不久让他代理吏部侍郎。温彦博有意要淘汰不胜任的官员,所以不少人被降贬,而退位的人不服,在朝堂上闹事。温彦博能言善辩,和他们当面争吵,整天喧闹不已,因此有点被人嗤笑。后来又官拜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贞观二年,他升迁御史大夫,仍代理中书侍郎事。温彦博善于宣旨,谈吐不凡。每次从外藩奉使入朝,朝廷向他了解四方风俗,他总是高声应对,胸有成竹,犹如朗诵事先写好的诗歌。他声韵高朗,响彻殿庭,举止雍容,让观者无不拭目。贞观四年,他升迁中书令,进爵虞国公。唐高祖当年经常宴请朝臣,曾让太子李世民宣旨。回宫后他老是问近臣:“太子跟温彦博相比如何?”可见他看重温彦博的程度。
温彦博去世时六十四岁。他自从掌管机务后,就杜绝宾客,对国家大事,他总是知无不言,唐太宗因此很赞许他。他去世时,唐太宗跟侍臣说:“温彦博因为忧国的缘故,身心耗竭。我见到他身体不行,已有两年了。遗恨没让他纵情安逸,得享天年!”温彦博家里没有正式的寝室,所以他去世那天,不得不在另一个房间下殡。唐太宗命令有司部门为他建造灵堂,追赠他为特进,谥名为恭,陪葬在长孙皇后的昭陵。
温彦博的长兄温大雅也是名臣。他字彦弘,是太原祁县人。父亲温君悠曾任北齐文林馆学士和隋泗州司马。隋炀帝大业末年,他担任司隶从事,见到隋政日益混乱,便称病回家。温大雅性格至孝,少年就好学,以才辩知名。他曾历任隋东宫学士和长安县尉,因父亲去世去职。后因天下大乱,他就呆在家里。李渊镇守太原时,对他十分礼遇。李渊晋阳起兵时,聘他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管文翰。李渊禅代隋朝之际,他与司录窦威和主簿陈叔达参定礼仪。武德元年,他历次升迁后成为黄门侍郎。温彦博当时任中书侍郎,办事的地方和他靠近,人们都觉得他一家很有面子,甚至唐高祖李渊都开玩笑地说:“朕在晋阳起义,就是为了你们一门而已。”唐太宗即位后,温大雅累次升迁后官至礼部尚书,封黎国公。他将要改葬祖父时,占卜的人警告他说:“改葬在此地,害兄而福弟。”温大雅说:“如果能让家弟得到永远安康,我将含笑入地。”可惜的是,改葬一年多后他真就病死了,他曾撰写过《创业起居注》三卷。
六月初四(丁巳),唐太宗临幸明德宫,并在两天后下诏,让荆州都督荆王李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的刺史,全由自己的子孙世袭。六月十五(戊辰),他又任命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并定制让功臣成为世袭刺史,也让他们子孙世袭,除非发生巨大变故,不得废黜罢免。同时,他改封任城王李道宗为江夏郡王,赵郡王李孝恭为河间郡王。次日,唐太宗改封许王李元祥为江王。
秋七月初一(癸未),洛阳一带下大雨,谷水和洛水泛滥,溢入洛阳宫。水深四尺,淹坏了左掖门,毁坏了宫寺十九座以及不少民居,溺死的多达六千馀人,还冲走了六百家房屋。
七月初八(庚寅),唐太宗下诏,因为水灾命令百官呈上密封奏事,极言朝政的得失。
魏徵上疏认为:“《文子》说:‘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意思是信任和真诚至关重要。自从陛下实行王道,政治清明以来,已有十多年了。然而德化尚未普及的原因,是因为陛下待下之情还不够诚信的缘故。如今制定政策以取得大治,一定得委任君子。有得有失的小事,或许可以去询问小人。一般来说,对待君子都敬而远之,而遇到小人却轻而近之。亲近则言无不尽,疏远则难以沟通。中等智慧的人,岂能没那么点小聪明!然而他们的才器不能治理国家,考虑问题无法深远,即使竭力尽诚,也难免有出大错的时候,更何况那些心怀奸宄的人。他们必然会造成深远的灾难!即使君子也不能避免犯些小错,但只要不危害正道,可以忽略。既然认定他们是君子而又猜疑和不信任他们,这跟树立了一根直木而去怀疑它的影子是否弯曲,还有什么两样!陛下如果真能慎重挑选君子,用礼义和信任使用他们,还怕无法取得大治吗?要不然,国家何时危亡,就说不准了。”唐太宗赐给他亲笔手诏,褒扬赞美他说:“当年晋武帝平吴之后,意气骄慢惰怠。何曾位极人臣,高居台辅,却不能直谏,而是私下跟子孙说司马氏败亡在即,自以为十分明智。这是极端不忠的表现。得到魏公的直谏,朕知道自己的过错了。朕准备将魏公的奏折放在案几上,当作弦韦(弦指弓弦,韦指兽皮。弦紧而皮软,比喻性子急缓不同。古人佩弦以警戒自己的性缓,佩韦以警戒自己的性急。“弦韦”逐渐演变为朋友的规劝)随时警戒自己。”
七月十三(乙未),唐太宗的御驾回到洛阳。他下诏说:“洛阳宫殿里被洪水毁坏的地方,稍加修缮,就可以居住。从外地运来的木材,都给城里损坏了住宅的百姓使用。朕下令百官各自呈上密封奏事,极言朕的过失。”七月二十(壬寅),唐太宗下令拆毁明德宫以及飞山宫的玄圃院,将拆下的木材给灾民使用,并赐给他们不同数量的布帛。
七月二十四(丙午),唐太宗下令在亳州修建太上老君庙,在兖州修建孔宣尼庙,各让附近二十户人家免税去负责祭祀;同时重新免除凉武昭王李暠墓陵附近二十户人家的租税,让他们担任守卫,仍然禁止在墓地周围放牧或砍柴。唐朝宗室将李暠当作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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