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记忆力极好，知识面也比较广。但在填字游戏中要用到各种词汇，还要写说明，单凭自己的记忆远远不够，所以他很注意收集新的信息。为此家里订了《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新观察》、《大众电影》和《电影故事》等报刊。过一段时间，如果手头没有急着要赶的稿件，他就要做“抄报纸”这件事，就是把报刊上他认为有用的信息抄下来。
信息收集到以后，还要有一个存放、取出的办法。二哥解释了爸爸的信息系统是怎样工作的。
在爸爸的写字台上常年放着一本大本子，厚约6厘米，大小约为35 X 25厘米。他就用这本本子记录他多年累积下来的词条。
每一个词条在这本本子里要抄录、出现几次。例如“少林寺”这个词条会出现三次：在第一个字是“少”字的页面上，在第二、第三个字分别是“林”字和“寺”的页面上也各出现一次。他还自己发明了一种编排词条的方法，称之为“二角号码”。可惜我只是知道有这么回事，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去弄清这个二角号码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在制作填字游戏的时候，如果需要第二个字是“林”的词条，就根据二角号码的编排找到这个页面，上面可能会列出几十个满足这个要求的词条，如少林寺、儒林外史、森林公园、快活林等。往往就能找到所需要的词条。
每个词条后面附有一个索引号，按这个号就可以在另一本红色的布面笔记本里找到这个词的出处，如“新民晚报60.12.5六版”、“旅行家59.3第25页”，这样就可以在说明里加上词条的出处了。
这个信息系统很像一种早期出现的KWIC（Key Word in Context，即“文件中的关键词索引”）索引方法，即把一段文字或文章标题中的关键词按出现的次序轮流出现在一个索引里，只不过KWIC里用的是英文里的词，而爸爸的系统里出现的是汉字。这也有点像图书馆里老式的卡片式目录。一本书的信息会抄在几张卡片上，分别按书名、作者、主题排列，放在在多个卡片抽屉里。现代的计算机化的图书馆目录系统其实也是由几个不同的索引（index）构成的。计算机技术中的信息检索技术基本上就是用的这个indexing的概念。
现在有电脑，实现这样的词条编排、检索是很容易办到的，但在五十年代爸爸已经有了这种“索引”的概念，并能设计出这样一套靠手工、人脑运行的系统，而且结构合理，使用方便，真是太了不起了。五十年代时，国际上才开始系统研究信息检索理论，当时国内可能仅有极少数的机构在做这种研究。爸爸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也不可能接触到有关的信息，但凭他自己的聪明才智就想出一套办法解决了在制作填字游戏时寻找信息的问题。我越想越佩服我自己的爸爸了。八十年代初我开始接触信息检索方法的研究，但直到最近写这篇文章时才意识到爸爸比我早三十年就已经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前不久跟一位小学同学联系，他还记得我爸爸的这本大本子和家里堆着的许多报纸。
过一段时间，爸爸会把积累下来的报纸按月用麻线整整齐齐装订起来。用的工具是妈妈、外婆纳鞋底的锥子。这把锥子我还常常用，依然很好用。因为是重要的信息来源，而且须臾不可缺，这些报纸、杂志就放在家里。所以家里总有堆成垛的报纸和旧杂志。另外爸爸还精打细算收集了一些工具书，如《词源》、《世界知识手册》等。
因为家里现成有许多书报杂志，，随时可以拿来翻阅，让我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而且吸收了许多杂七杂八的知识。这对以后从事我的工作有极大的帮助。
妈妈、外婆纳鞋底用的锥子，爸爸用来装订报纸
收到的稿费要用来贴补家用。我们兄弟几个的成长、求学，爸爸的稿费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在《新民晚报》上登一个填字游戏的稿费是八元，逢到节日登一个大作品，可以有十五、二十元。偶尔，稿费来了还可以上一次馆子。有一次我们全家到洪长兴去吃了一次涮羊肉。那是我第一次吃涮羊肉。许多人围着一个大圆桌，中间是口大锅，那汤一直在沸腾。虽然是冬天，屋里暖洋洋的。以后我才知道这叫共和锅，其实也可以一家人坐一张桌子，中间有一只小火锅供涮肉。
大哥回忆到，他在唸高中时，有时要到圆明园路上的新民报社去取稿费或者送稿子。我们家在文化广场附近，到外滩有不少路。但他那时正年轻，有时就走去，顺路还可以逛逛南京路、福州路一带他喜欢的书店、科学仪器商店。他以后成了一个化学家，可能那时候已经种下种子了。
此外，收到的稿费还要用来订阅报刊。那是制作填字游戏的资料，是不可少的。
正因为爸爸制作的填字游戏的信息可靠，设计比较美观、新颖，他的作品逐渐为各地报刊认可、接受，他投稿变得越来越顺了。可以说他是当时国内最多产、见报最多的填字游戏作者。好像读者们也喜欢他的填字游戏。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本《填字游戏》里有几页上还留下了某个读者玩填字游戏时写下的字。
读者玩填字游戏时写下的字
爸爸和我们兄弟几个
妈妈和我们兄弟几个
爸爸和我们兄弟几个，40多年以后
就这样，爸爸制作填字游戏，誊清，画稿样，跟报社、出版社联系；稍空下来就“抄报纸”，装订旧报纸，周而复始，整年地忙。上海的夏天，到了晚上还常常热得汗流浃背，爸爸为了做填字游戏，往往要到很晚才会到弄堂里乘凉。上海人家里冬天一般都没有取暖。长长的冬夜，爸爸还要伏案工作，以致每年手上都要生冻疮。
伴随着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我度过了我的童年，一点点长大了。想起爸爸做填字游戏，就会联想到他的黑色的写字台，半夜里醒来看到的昏黄的灯光，他的那本用“二角号码”编排的大本子和那本红色的布面笔记本。
大约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忘了是为了什么事我发脾气（妈妈说我是“发猪猡脾气”），抓起爸爸那本红色的笔记本狠狠地摔在地上，因为我知道爸爸的这本本子就放在写字台上最方便的地方，一刻也不能少的。后来也没有受到什么处罚，但我一定很伤了爸爸的心。
到我成年了，自己也在社会上做事了，才真正体会到要做成一件事是多么不容易。爸爸当年制作填字游戏，逐步打开局面，他的作品、笔名被各地报刊编辑认可、信任；为了储存他收集到的信息，又设计出一套科学、简便的信息系统，应该算是做成了两件了不起的事。这个过程中他要花多少劳动，经受多少辛苦、挫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