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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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花”意指那些活动在社交场合的美女,职责是为了买卖双方顺利交易而联络感情。交际花带贬义,褒义是公关小姐。大学里专门设有公关这门学科,主修心理学。公关是市场经济代表作,计划经济不需要公关。我第一次见到“交际花”这个名称是在文革时期的一张大字报上,大字报是批判文章的代名词,通常用白纸黑字书写,不同于喜庆时用的红纸金字。那时我认为交际花像妓女一样,靠出卖肉体灵魂生活。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家隔壁住着一位单身女性,叫黄英红。我那时小,记不得谁先搬来,总之经常搬家,即使在本单位也经常换房。她进出都要经过我家门口,每次都会朝我家撇一眼,因为我家的房门白天一直是开着的,见到我时会微笑一下,很甜。
 
去她房间时,黄阿姨会给我看她的相册。儿童时的照片,读书时的照片,大多已泛黄。最好看的是那张放大了的半身婚纱照,上了色的。黄阿姨烫着卷发,披着雪白的纱巾,旁边那位公子哥式的人物想必是他的丈夫,我不敢问。
 
她性格开朗,走路时步伐快,像阵风似的飘来飘去。喜欢穿旗袍高跟鞋,远远就听到那鞋钉发出的声响。爱打扮,近四十的她看上去不足三十。我不知她在学校里担任什么职务,总之不是教师。父亲最佩服的人是校长张天荣,一位近六十岁的老头,早年留学于日本。那时干部的办公椅是藤椅,他却爱坐木板凳,睡木板床。
 
六十年代初,父亲所在的学校里经常举办舞会,晚上老师与学生一起在礼堂里跳交际舞。我们一伙小孩子听到音乐声就跑去看,总是站在乐队的旁边看他们演奏,那时认识了贝斯提琴,小号和踏板鼓。黄阿姨自然是舞池里最活跃的一个,不仅自己跳,还要教别人。探戈,华尔茨旋起来像花瓣一样美,她的出现是个亮点。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中国的政治运动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从未间断过,斗这斗那的穷折腾,下了班还要开会学习,整天忙忙碌碌的。听父亲解释:人不能闲着,闲着就会干坏事。
 
文革初期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禁止烫发,不许蓄长辫,不准穿奇装异服,红卫兵在街上宣传移风易俗,见到姑娘的长辫子和裙子就剪。从那时起,我再没有听到那熟悉的哒哒声,没见过在大腿间飘逸的旗袍和那瞬间甜蜜的微笑了。黄阿姨改穿列宁装和解放鞋,在我看来,她还是那么端庄秀丽。
 
父亲是第一批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他是个书呆子,从不过问政治,作风严谨,得罪了不少学生。当看到学生贴他的大字报时,他觉得冤枉,竟然找他们理论。我祖父是官僚地主,父亲是旧职员,按当时的规定,家庭成分要追溯到祖宗三代,所以我的家庭出身也是“官僚地主”,尽管我还是个孩子。那阵子,凡是出身不好的都被揪出来批斗。说实在的,连那些校领导革命老干部都挨斗了,你算老几?不过我父亲算幸运的,没挨多少斗。当时红卫兵需要大量传单,我父亲的楷体字写得好,他们就找父亲刻钢板(用蜡纸铺在钢板上刻字),没日没夜的刻写,作为将功赎罪的表现吧。
 
黄阿姨也挨斗了,罪名是资本家小姐,舞女交际花,姘头,国民党特务。黄阿姨经常被提审,一天夜里她又挨斗了,回来时衣衫不整,头发凌乱。那天夜里,我隐隐约约听到她的哭声。
 
那时比她痛苦的人多得去啦,楼上的赵处长被剃了牛鬼蛇神的发型,跟鬼似的,第二天擅自剃了个光头。气得红卫兵要命:居然敢对抗革命运动!把墨汁浇在他的光头上,命令他在操场上作狗爬,杀一儆百。赵处长是南下干部,北方人脾气犟,几次想死被妻子拦下:“自杀是对抗革命运动,不能死啊!”时任校长白云昆是个佩手枪的干部,同样被斗得半死。能活下来真不容易。
 
学校停课闹革命,牛鬼蛇神们每天的工作是洗厕所,扫大街,修剪树枝。午休时要站在校门口“亮相”,让路人认识这些反动派。大热天,父亲穿着厚厚的棉袄,挂着沉重的木板牌子晒太阳。汗水从额头直往下淌,像蒸桑拿一样,回到家时,棉袄已被汗水浸透。久而久之,棉袄散发出难闻的汗骚味。
 
那阵子,黄阿姨和父亲一起劳动,父亲拉着板车,她在后面推。她憔悴了许多,已失去了以往的风采。父亲更消瘦,浮肿的脸皮塌了下来,隆起的啤酒肚子也不见了。不知怎的,远远见到他俩时我就会避开,怕玩伴鄙视我。一天父亲责备我:“你躲什么?惹得黄阿姨笑我。”我心里不服:“我只是躲,可姐姐还贴你的大字报呢,也没见你吭一声。”子女要旗帜鲜明地与牛鬼蛇神父母划清界限,红卫兵要我写揭发父亲的反革命罪行,我写了,但没有贴出去。
 
一天下午,黄阿姨突然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我解放了,你爸爸也解放了,一会儿就回来。”
 
好久没见黄阿姨笑了,我虽对自由的概念不是那么清楚,但已感觉到她的幸福和满足。
我赶紧跑到每天早晚挨训的那个房间看父亲,见他们几个牛鬼蛇神站在一排,工宣队的同志最后庄严宣布:“你们解放了,是毛主席解救了你们,要感谢党和毛主席。”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牛鬼蛇神们激动得热泪盈眶。
 
几天后,我接到了奔赴农村的通知,忙着凭上山下乡的证明购买日用必需品。那时什么都要凭票供应,连毛巾,脸盆,饭盒,热水瓶也属于战备物资。接着就到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去了,那几天就像做梦一样。
 
母亲在外单位工作,她晚父亲一个多月被解放,后来都下放到清江农村插队落户。“去哪都行,不能再挨斗了。”他们说。不知是高兴,幸运自己脱离苦海;还是悲伤,像逃难一样落魄。
 
打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黄阿姨,也许回上海去了。假如她还活着,应该有八十好几了。
 
春天,我家园子里的郁金香盛开,有一束紫色的花朵特别醒目。我从未种过紫色的郁金香,难道是花种变异?紫色,多么独特的颜色啊!使我记起那身在大腿间飘逸的紫色旗袍,以及那双哒哒作响的高跟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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