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际花”意指那些活动在社交场合的美女，职责是为了买卖双方顺利交易而联络感情。交际花带贬义，褒义是公关小姐。大学里专门设有公关这门学科，主修心理学。公关是市场经济代表作，计划经济不需要公关。我第一次见到“交际花”这个名称是在文革时期的一张大字报上，大字报是批判文章的代名词，通常用白纸黑字书写，不同于喜庆时用的红纸金字。那时我认为交际花像妓女一样，靠出卖肉体灵魂生活。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家隔壁住着一位单身女性，叫黄英红。我那时小，记不得谁先搬来，总之经常搬家，即使在本单位也经常换房。她进出都要经过我家门口，每次都会朝我家撇一眼，因为我家的房门白天一直是开着的，见到我时会微笑一下，很甜。
去她房间时，黄阿姨会给我看她的相册。儿童时的照片，读书时的照片，大多已泛黄。最好看的是那张放大了的半身婚纱照，上了色的。黄阿姨烫着卷发，披着雪白的纱巾，旁边那位公子哥式的人物想必是他的丈夫，我不敢问。
她性格开朗，走路时步伐快，像阵风似的飘来飘去。喜欢穿旗袍高跟鞋，远远就听到那鞋钉发出的声响。爱打扮，近四十的她看上去不足三十。我不知她在学校里担任什么职务，总之不是教师。父亲最佩服的人是校长张天荣，一位近六十岁的老头，早年留学于日本。那时干部的办公椅是藤椅，他却爱坐木板凳，睡木板床。
六十年代初，父亲所在的学校里经常举办舞会，晚上老师与学生一起在礼堂里跳交际舞。我们一伙小孩子听到音乐声就跑去看，总是站在乐队的旁边看他们演奏，那时认识了贝斯提琴，小号和踏板鼓。黄阿姨自然是舞池里最活跃的一个，不仅自己跳，还要教别人。探戈，华尔茨旋起来像花瓣一样美，她的出现是个亮点。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中国的政治运动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从未间断过，斗这斗那的穷折腾，下了班还要开会学习，整天忙忙碌碌的。听父亲解释：人不能闲着，闲着就会干坏事。
文革初期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禁止烫发，不许蓄长辫，不准穿奇装异服，红卫兵在街上宣传移风易俗，见到姑娘的长辫子和裙子就剪。从那时起，我再没有听到那熟悉的哒哒声，没见过在大腿间飘逸的旗袍和那瞬间甜蜜的微笑了。黄阿姨改穿列宁装和解放鞋，在我看来，她还是那么端庄秀丽。
父亲是第一批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他是个书呆子，从不过问政治，作风严谨，得罪了不少学生。当看到学生贴他的大字报时，他觉得冤枉，竟然找他们理论。我祖父是官僚地主，父亲是旧职员，按当时的规定，家庭成分要追溯到祖宗三代，所以我的家庭出身也是“官僚地主”，尽管我还是个孩子。那阵子，凡是出身不好的都被揪出来批斗。说实在的，连那些校领导革命老干部都挨斗了，你算老几？不过我父亲算幸运的，没挨多少斗。当时红卫兵需要大量传单，我父亲的楷体字写得好，他们就找父亲刻钢板（用蜡纸铺在钢板上刻字），没日没夜的刻写，作为将功赎罪的表现吧。
黄阿姨也挨斗了，罪名是资本家小姐，舞女交际花，姘头，国民党特务。黄阿姨经常被提审，一天夜里她又挨斗了，回来时衣衫不整，头发凌乱。那天夜里，我隐隐约约听到她的哭声。
那时比她痛苦的人多得去啦，楼上的赵处长被剃了牛鬼蛇神的发型，跟鬼似的，第二天擅自剃了个光头。气得红卫兵要命：居然敢对抗革命运动！把墨汁浇在他的光头上，命令他在操场上作狗爬，杀一儆百。赵处长是南下干部，北方人脾气犟，几次想死被妻子拦下：“自杀是对抗革命运动，不能死啊！”时任校长白云昆是个佩手枪的干部，同样被斗得半死。能活下来真不容易。
学校停课闹革命，牛鬼蛇神们每天的工作是洗厕所，扫大街，修剪树枝。午休时要站在校门口“亮相”，让路人认识这些反动派。大热天，父亲穿着厚厚的棉袄，挂着沉重的木板牌子晒太阳。汗水从额头直往下淌，像蒸桑拿一样，回到家时，棉袄已被汗水浸透。久而久之，棉袄散发出难闻的汗骚味。
那阵子，黄阿姨和父亲一起劳动，父亲拉着板车，她在后面推。她憔悴了许多，已失去了以往的风采。父亲更消瘦，浮肿的脸皮塌了下来，隆起的啤酒肚子也不见了。不知怎的，远远见到他俩时我就会避开，怕玩伴鄙视我。一天父亲责备我：“你躲什么？惹得黄阿姨笑我。”我心里不服：“我只是躲，可姐姐还贴你的大字报呢，也没见你吭一声。”子女要旗帜鲜明地与牛鬼蛇神父母划清界限，红卫兵要我写揭发父亲的反革命罪行，我写了，但没有贴出去。
一天下午，黄阿姨突然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我解放了，你爸爸也解放了，一会儿就回来。”
好久没见黄阿姨笑了，我虽对自由的概念不是那么清楚，但已感觉到她的幸福和满足。
我赶紧跑到每天早晚挨训的那个房间看父亲，见他们几个牛鬼蛇神站在一排，工宣队的同志最后庄严宣布：“你们解放了，是毛主席解救了你们，要感谢党和毛主席。”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牛鬼蛇神们激动得热泪盈眶。
几天后，我接到了奔赴农村的通知，忙着凭上山下乡的证明购买日用必需品。那时什么都要凭票供应，连毛巾，脸盆，饭盒，热水瓶也属于战备物资。接着就到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去了，那几天就像做梦一样。
母亲在外单位工作，她晚父亲一个多月被解放，后来都下放到清江农村插队落户。“去哪都行，不能再挨斗了。”他们说。不知是高兴，幸运自己脱离苦海；还是悲伤，像逃难一样落魄。
打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黄阿姨，也许回上海去了。假如她还活着，应该有八十好几了。
春天，我家园子里的郁金香盛开，有一束紫色的花朵特别醒目。我从未种过紫色的郁金香，难道是花种变异？紫色，多么独特的颜色啊！使我记起那身在大腿间飘逸的紫色旗袍，以及那双哒哒作响的高跟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