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博友的《我的小学班主任》一文后也勾起自己对启蒙老师、小学班主任的追忆和忏悔,在我到了读书年龄的时候,父亲也许是贪图学杂费全免和管理教育的方便,便将我安排在他们厂里的职工子弟小学就学,我的班主任老师名叫何芹萱,是一个身材不高的中年女性,她穿着朴素,皮肤黝黑,那双眼睛显得尤为突出,明亮中有时会透露出一丝的忧伤。
由于受我父亲的一再拜托,她对于我比较严厉,政治上严要求,隔三差五的让我写学习英雄人物心得体会文章给她看,学习上抓得紧,我在认真完成课堂作业的前提下,还要临帖练习毛笔字,如今我能写一手飘逸的诸遂良字体,其中很大一部分有何老师的辛勤付出。我还算争气,没有给她丢脸,是班上三个首批带上红领巾的其中一个,也是副班长和宣传委员。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开始了,使我傻眼的是何老师由于解放前在蒋介石的重庆陪都政府机构里当过一年的机要秘书而被揪出来,一夜之间便成为了混进教师队伍里的“国民党女特务”而关进“牛棚”,除了在里面老实交代其反革命罪行之外,便是在校园中扫地、擦玻璃窗和洗刷厕所,好多同学在她接受监督改造时,纷纷向她吐口水和扔石头。
虽然那时我已经是有一定阶级觉悟的《红小兵》战士了,但是始终没有采用这样极端的手法来伤害她,因为我听毛主席他老人家曾经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对这些“牛鬼蛇神”一般的“地富反坏右”,用暴力只是伤害皮肤,根本触及不到他们丑恶的灵魂。
寒假到了,为了防止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我们校园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保护好《大批判专栏》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横幅标语等等,工宣队负责人曹大发师傅决定让我们《红小兵》团的五个委员早晚轮流值班巡逻两次。
一个隆冬的星期五清晨,正好轮到我,刚走到校门口,一眼望去,只见凛冽的寒风中何老师穿着脏兮兮的灰色衣服双手哆嗦的拿着大扫把“唰,唰唰”的在清扫教师办公室周围,她左右瞧瞧,见四处无人便捷步跑到我身边,眼睛和蔼的看着我低声低气的说了一句:“朱东东是个好学生!好学生!!”
我听到以后立刻警觉起来,阶级斗争的这跟弦即刻绷得很紧很紧,我不知道这个“国民党女特务”对我又要耍什么花招了,于是我和她俩人一对一的展开了现场批斗会,我义正词严的警告她,不要乱说乱动,不然无产阶级的铁拳必将砸烂你的狗头……虽然天寒地冻的,何老师的额头上还是沁出黄汗,她连声称是的缓缓离开了。
现在仔细回想起来,我当时对何老师凶神恶煞是还有客观因素的,在她还是教师队伍一员时,何老师为了配合越来越好的革命形势,把我们班级也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她动员全班同学,在教室的周围,贴满了五星红旗和忠字红心,尤其是教室内正面的墙壁上让我恭恭敬敬的绘制了毛主席的头像,而后在左右两边对称的画了两艘巨大的轮船,轮船的上面仿林彪副统帅的字体写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何老师被作为隐藏的阶级的人被深挖出来以后,学校的广大师生口诛笔伐,更有人富于想象,大字报检举揭发说何老师教唆我画两艘轮船向毛主席同时开去,企图就是妄想撞死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风声鹤唳的我也整日整夜为此事惶惶不可终日,提心吊胆的恐怕自己遭受连累成为小坏分子,被开除红小兵。
父亲当时是厂里造反派的骨干,他和我们学校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张绪庆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当然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非常严重,于是那些日子里,他没事有事总是跑到张主任那里学习交流毛泽东思想的心得体会,回到家里又严厉的勒令我从思想内部挖根子,灵魂深处闹革命,在我一次又一次的检讨认罪以后学校领导才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所以见到何老师跑来向我献殷勤,我自然警钟长鸣,义愤填膺啊。
好多年好多年以后,沧桑巨变,物是人非,我大学毕业,又被分配在原来的企业财务科担任会计,何老师也早已平反昭雪提前退休,她的退休工资每月十号便有她的女婿赵师傅前来领取,也许为了表示对当年自己行为的内疚,我总是提前将何老师的那份工资放在自己办公桌的抽屉内,她女婿来后我又泡茶又在职工食堂请客吃饭,问长问短的热情款待,知道何老师眼下的生活还是顺心愉快也就稍微安心。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日,赵师傅又来领取何老师的退休工资了,我终于表达了自己已久的心声,想去拜望何老师,他不假思索的就代何老师婉言拒绝了:“说是不必了,还是让她不受干扰的平平静静的欢度晚年吧。”
二零零一年,我由蒙特利尔回上海和母亲小住三个月,期间我到原来的工作单位的财务科看望以前的同事,顺便问起何老师,老科长季平说她是已经离世三年多,经过了许许多多的人生的风风雨雨以后,听到这样迟到的噩耗,在感叹人生短暂的同时,内心越发的悔恨。
还有一个多星期又是教师节了(一九八六年一月,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这一议案,确定每年的九月十日为教师节),我的启蒙老师何芹宣如今却在那遥远的天堂,何老师呀,如果您老人家有感应的话,就接受我的忏悔吧,待百年以后我还想再一次的当您的学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