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是多年以前在谈到喜欢三人行这一挡节目时使用过的标题，记得最后一句，我说这个节目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真担心哪天突然停播了，我该怎么办。当时是担心文涛自己放弃，就像他的那挡“文涛拍案”一样。结果没想到就在它即将迎来二十周年生日的时候，竟然被叫停了。屈指一算，从九月十二号最后一期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件事还是让我耿耿于怀。毕竟我与它为伴十七年，想忘掉，真不是那么容易。
遗憾的是我还不是从它一开播就跟随的那一批观众，一直到了2000年，家里安装了SKY TV，才开始收看凤凰卫视的节目。和这个节目的相遇纯属偶然，但是从第一次收看，就立刻觉得它好，从此便盯住了它。可以说几乎没有间断过。即便是要出门旅行，我会把它录下来补看，即使错过了，没录下，我也要到网上搜来看。至于说为什么喜欢，大家众说纷纭，至于我，一是喜欢窦文涛的主持风格，真实，自然，不管是谁，来了一坐下，就先把面具拿掉，别端着，别装，人人都说“人话”；二，是这么多年，这个节目能够长久地吸引观众，老幼通吃，这和刘长乐的包容和窦文涛的坚持和不断地进步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两点，即使这个节目就像春晚那样永世长存，对我来说也会是如同虚设。
记得在纪念凤凰台生日二十周年活动中的一次采访中，刘长乐说了一段话，我记忆犹新。他说，“我本人看这个节目时，看到一半就会故意换台。因为他的观点与我对事物的看法有很大的出入，甚至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作为一个领导人，我不喜欢的节目，是不是有权利代表所有的观众去进行审查或者终止呢？我没有这个权利。我不愿意干涉或影响窦文涛他们的创作，所以我说，我对《锵锵三人行》的最好的支持方式就是尽量少看或者不看。因为看完之后就会不吐不快，他们就有负担了。所以，不看也是一种支持。”听这这一席话，立刻就让我对他肃然起敬，有这样宽容睿智的领导，难怪凤凰台不同凡响！（在中国这片地域内）窦文涛在节目里也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们老板从来没说过我应该干什么，从没要求我接受过某个嘉宾，……。我想也正因为如此，十几年来，三人行这个节目自始至终也保持了当初说人话，通常识，不反智，传信息的节目定位，让它具备了其他谈话节目都无法攀比无法复制的风格。
一档节目一播就是二十年，这样的事在英国不算什么，他们可以让一部电视剧一演就是几十年，没完没了。但是在中国，尤其是这样一档投入低，空间小，三人一桌子就开干的节目，尤其不易。它的最大的不容易就在于又能保持自己的风格，又能不断地进步，既要留住多年跟随的老观众，也要源源不断地吸引新观众。从我这个跟随多年的老观众而言，说实话，它也有让我失望的时候，但因为对它的了解和信心，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这就如同多年的老朋友，就算有点分歧，产生点小摩擦，由于长久的三观一致，共同与时俱进，共同成长，到头来必然会生死与共。
《锵锵三人行》看似简单，其实节目组用心良苦。跟着久了，也能看出一些道道。详细地说，主持人自不用讲，据说，窦文涛是事必躬亲，连剪接都要亲自过问。至于请来的嘉宾，除了他的最佳拍档，许子东，梁文道以外，其他大多客人也是动了脑筋的。来者大多也都能比较放松，不管是什么身份，大碗或普通人，没有贵贱之分，来者都是客，意见对不对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真诚地表达，争论也好，达到共识也罢，都是顺其自然，不是导演使然。记得有一次是陈丹青与查建英做嘉宾，谈到民国，陈丹青认为民国时期的教育，民风都是好的，至少比后来好，但查建英就认为民国时期民不聊生，社会落后……，俩人为此争执起来，窦文涛笑眯眯“坐山观虎斗”，直到音乐响起，字幕出现，没有胜负，也没有结论，多好。嘉宾争论起来也有窦文涛搂不住的时候，最明显的就是饶毅和刘炎焱那一次。两人为川普被选为总统一事争论，饶毅强势，刘炎焱也不示弱，言出尖刻，吵得不亦乐乎，连平日里最会和稀泥的文涛此刻连缝儿都插不进，煞是过瘾！当然，大多数情况下，三人谈都是侃侃而来，欲犹未尽。多年来也渐渐摸出一些规律来，查建英最好的拍档是王蒙，两人坐一块气氛最融洽；许子东的女宾最佳拍档是袁立，可惜后来不露面了。马未都无疑是最佳嘉宾，往那一坐，气场足够镇得住脚，一副窦文涛不在也没事的样子。孟广美是最柔和的了，和谁搭档都没有问题，谁骂她也没用，她安之若素，该坚持的依旧坚持。2017年以来，来了一个小伙子，叫司徒格子（刘少华），很不错。他虽年轻，但谁的话都接的住，还得体。既不觉得他客气，唯唯诺诺，也不觉得他年轻气盛，咄咄逼人。他和潘采夫坐一块，聊点什么都可以听。
第二，那就是窦文涛自己的进步。台湾的名主持人蔡康永说过，“如果一个节目有一天你发现你不再喜欢了，不要伤心，也许是因为你已经长大了，而它没有跟上你的步伐。” 这话说的有道理，也是一个节目难以长存的原因。《锵锵三人行》一播近二十年，如果他一直停留在初播时那种所谓以“黄段子“敲门的水平，还能吸引这么多人跟随吗？就算那些当年最爱听黄段子的人，慢慢地也都老的听不动了，还会跟吗？节目开播时，文涛才三十岁出头，，今年他满五十。岁月让我们一起变老，这话一点不错，我再加一句，还一起成长。这意味这什么？这就如同你和你年轻时的朋友，闺蜜，几十年一路走来，如果一起成长，那就永远有话说，如果不，那必然是渐行渐远，对吧？此话在这也适用。
二十年，永远都是那一张连桌布都不铺的圆桌和三把椅子，我却在这里见到了那么多在现实生活碰不到的人，听到他们谈了那么多我想都没想过，或者想过却没想明白的事情和问题，从而了解了那么多人的人生故事，了解了他们的观点，从他们那汲取了营养。在这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有一次，许子东，梁文道一块聊到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视死如归的党曾经的领袖，都英勇就义了，结果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而后成了叛徒的罪证。子东感慨道，文人搞革命，书呆子气一上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由此想到人做事做到彻底总是不容易的。比如经商不谈利润，净啄磨怎么儒雅，从政不懂办公室政治，天真地处处秉公办事；做学问的老想着做官，怎么捞好处，这种倒来不去的人生故事枚不胜举，终究会酿成各种不同的个人遗憾。但是，子东强调，这样的故事丰富了文学。
窦文涛的自嘲，自贬算是他的一种风格吧？这我不确定，但我总能感觉出他在推崇一种善意，用他自己常说的话，就是“择善而从之”，也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一种境界。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有些坐客来宾招致争议，比如，李敖，王朔，饶毅，李小牧，王冲，等等，但无论网民怎样骂声连天，窦文涛一句，“我这人没有原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混过去了。其实，这里有的是一种难得的善意和包容。
有一段时间，导演何平常来，一次和李扬坐到了一块。李杨自己出资拍了《盲井》《盲山》，国际上虽然的大奖，却因为说是揭露了黑暗面而在大陆地区成了禁片。他虽然是识王宝强的伯乐，自己却因为拍电影而几乎破产。何平就此发表看法，他说，再棒再顶级的导演，如果你只顾表达自己，只顾自己喜欢，无视市场需求，再好也没有人投资；如果自己也找不到钱，那也就拍不成电影，或者说，拍出来了，没人看得懂，那也是没用。他还说，不只是电影，一切艺术似乎都是这个道理，大众的喜爱，这本身就是一个标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接受不接受。（大意，不是原话）何平的看法道出了当时大多数中国电影界，艺术界娱乐界的一个共识，那就是迎合大众趣味。由此商业片大行其道，品位低下，没有任何营养的电影，娱乐节目，一时狂扫中国电影市场，赢得了大众狂热的追捧。存在就是合理的，我无话可说，只是默默希望有一天，像李扬这样的导演也能有自己的一片天，让愿意思考，愿意探究人性的观众也有一个自己的电影院。
有关类似的话提，崔健，梁和平也一起聊过，他俩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艺术家和政府的功能不同，艺术家是挑毛病，提出问题的，而政府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正常的社会，或者说一个能够正常起来的社会就必须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具备独立的思考和人格，他们的头脑使他们对社会，对人性，对历史，对人类发展都有一定的预见性，能看到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弊端和危险，他们虽然有时让政府头疼，但是他们必不可少。梁和平还提到，在音乐方面，中国人注重旋律，西方人注重和声，非洲人注重节奏……。
有一次，陈丹青，刘索拉在一块聊学校霸凌事件，就深圳某学校女生欺侮女生的事件发言。刘索拉说，一群女孩子欺负一个女孩，手段还及其残忍，这种事绝不能容忍。这样的女孩子就是坏，不管将来长大她们成为什么，肯定都是坏人，不管表面掩饰得多么好。陈丹青插了一句，这样品行的女人，一旦做了母亲，她将如何影响她的孩子呢？窦文涛说，许子东看到李阳《疯狂英语》忽悠他的学生给他下跪，竟然会失控，激愤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子东更年期了”文涛还调侃一句。陈丹青说，许子东并不反常，是这件事触碰到了我们这代人的“痛楚”。我们曾经被愚弄被侮辱的太久了，我们不能再容忍这样的事！
见到刘震云，梁文道在一块，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果不其然，那天他们谈的话题是“好人，坏人”。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好人，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坏人？刘震云说，八十年前鲁迅就说过，社会上的人就分为两种，狼和羊。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况，狼有可能会披上羊的外衣，羊有可能披着狼的外衣。一个温文尔雅，笑容可掬，举止文明的人可以表情优雅地吐出放弃3000人的性命来保全胜利的命令。梁文道说，杀死一个人，要被判刑，要抵命，杀死一万人，那就是一个数字。一个从来没有做过坏事的人，充其量就是一个平庸的善良好人，而一个成就了伟大事业，推动了历史的人，肯定首先得是一个坏人。这完全得看从什么角度去认识，以什么样的背景来看。刘震云说，河南大饥荒饿死三百多万人，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了一百多万，天灾人祸，让人无法评说。可是奇怪的是，人们很快就把这些忘记了。而当时那些濒临死亡的人会怎样呢，刘震云说，他问过，那既不是悲哀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幽默。他会想起他的某个邻居，某个熟人，得知两天前已经死了，便生出一种安慰，唉，值了，比他还多活了两天。----这就是普通善良人的活法。
关于死亡，有一天许子东和刘索拉也谈了这个话题。许子东说，我们这一代人是读着《钢铁怎样炼成的》长大的，我们害怕渺小，害怕碌碌无为地虚度，鄙视庸俗，渴望波澜壮阔，轰轰烈烈的的壮丽人生，我们甚至不知道人生完全有另外的活法，完全可以为自己，为自己所爱的人放任自由。刘索拉说，直到有一天她知道了，其实人生无意义，她才真正放松下来，才开始想自己要做什么。许子东说，赵丹离世前都渴望加入美术学会（不知是不是记错了）；矛盾临终前希望回复他的党籍；李立三临死前都还希望他的里通外国的冤情得以洗清。上一辈人把生死名誉都看的特别重，我们这一代人也不差，都希望自己能给这世界留下点什么。计较着写过什么论文，出过什么书，当过什么官，有过什么头衔，还指望着刻在墓碑上……。以前没想过，如此一提，让我看到了国人与西方大多数人之间生死观的巨大差别。
在此略举一二，意在缅怀这一节目的存在给我个人带来的乐趣，和失去它的遗憾。窦文涛在这个节目中不断释放出的幽默，智慧都是世俗的，他的通透也是世俗的。有人夸奖他这档节目长盛不衰，他说，调整一下，应该是长衰不盛。可是就是这样一档闲适，低调，不温不火的节目，不知为何受到了如此“调整”。长衰，示弱似乎也没能获得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