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把毛引进共产党,又启蒙了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社会主义信仰,但毛被捧上神坛后,他批评毛“头脑发热”。毛不能容他,在他向毛求救时,毛袖手不管,至李达惨死。
问:上次节目中,你讲了毛在文革中保护了章士钊的情况。你还提到,有人与毛的关系更密切,毛却一样整。我想你说的这个人是李达。请你给听众们详细谈谈。
答:好,只是这又是一段让人痛心、不堪回首的历史。李达死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官职不大。但是他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关键人物。更重要的是他把毛带进共产党,并且系统地启蒙了毛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更准确地说,启蒙了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毛在延安时对斯诺说,他20年夏天时,因读了《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而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现经专家考证,这个记忆不对。因为这三本书出版于20年底和21年,毛不可能在20年初读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点粗浅认识,主要是在《新青年》杂志上读陈独秀、李大钊的介绍文字,那时他正处在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向社会主义者的过程中。而李达却早在1913年就去日本留学,而且学的是采矿实业,这和毛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缺陷相比,知识结构更倾向清晰、准确、实在。这绝非无足轻重,后来他和毛的分歧,知识结构的不同起了很大作用。1917年他第二次赴日,弃理从文,在日本著名社会主义理论家河上肇门下,系统攻读马克思著作,包括毛一辈子也没通读过的《资本论》。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方面,李达是最全面深入系统的。
问:河上肇可是大权威。李达是他的学生,这对中国引入马克思主义太重要了。
答:不仅是从理论上引进共产主义,还要从组织上建立共产党。李达20年回国,住在陈独秀家里,一起商量成立共产党的事,后来找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在1920年成立了共产党筹备小组,并于同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三周年之日,创立刊物《共产党》,第一次在中国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陈独秀是当时公认的领导人。所以现在世界上许多研究中共的专家把中共成立的时间定为1920年11月,国内也有专家同意这个事实。但中共不承认,原因在于,20年成立共产党时,毛未参与其事,他的创始人身份就不存在了,至多是中共一大代表,这是中共绝不能允许的,所以必须篡改历史。而李达却是不折不扣的创始人之一,甚至在陈独秀去广东时还担任过书记一职。也正是在这件事上,李达对毛有再造之恩,也为自己最后惨死留下了种子。李达是《共产党》这个杂志的主编。在这本杂志上,他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亲自翻译了一些重要的文章。这本杂志成为左翼青年的精神食量,从这里汲取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人中就有毛!毛当时在长沙办有文化书社,这杂志就寄到那里。1921年6月,毛收到李达寄给他的通知,要他在7月20日到上海开会,又寄给毛100银元作为路费。这个会就是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现在认定这次会议是共产党创始大会,因为毛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而事实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到了上海,找到共产党当时代理书记李达,让他召集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中共今后的发展。毛赶到上海向李达报到,李达问毛:“你是CP 还是CY?”毛回答“是CY”。因为那时湖南只有青年团,还没有共产党。李达说:“我们这儿是要开CP的大会,你既然来了就参加CP吧。等回到湖南就去组织CP”。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李达是毛的入党介绍人。
问:听你介绍这段历史,李达对毛确实太重要了,等于他把毛引进了门。
答:这还仅仅是从组织上,从思想理论上,毛也得益于李达。因为1922年,毛请李达担任他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长。王炯华先生说,这等于中共的第一所党校。毛一方面组织这个学校,一方面也在里面学习。而且此时,毛与杨开慧同李达夫妇同住清水塘,比邻而居。毛经常敲门而入,向李达请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后来在延安时,毛又仔细读了李达所译《辩证唯物论教程》,夸赞该书“译得及时”。李达还给毛寄去了他写的《社会学大纲》和《经济学大纲》。毛说他把《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毛是聪明人,他读了李达的书,能将之化为己用。所以,除了中国古代文史,毛的知识结构中有关西方马列主义这一块,受益于李达不少,可以说李达是毛的启蒙者之一。在一段时间里,毛曾几次让李达去延安,但李达都推脱了,只是到处给毛唱赞歌。李达饱学之士,我猜他可能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中共得鹿后不久,李达和毛见了面,毛刚得天下,免不了要“礼贤下士”,对李达很亲热,甚至让他在自己的住地休息。李达后来对人说:“严子陵加脚于帝腹,忘其尊贵。我可没忘其尊贵加脚于帝腹”。他这里用了严子陵与东汉光武帝同床而眠,把脚放到光武帝肚子上的典故。但可以看出他是很知分寸的。他心里明白,毛现在已是新皇帝了。后来在安排工作时,他坚决不留北京,跑到湖南大学当校长,又转武大当校长,积极紧跟毛,吹捧毛,参加毛发动的各个政治批判运动。但是庐山会议之后,他开始沉默了。他和毛争论,批评毛“发烧到40度”,要毛“头脑冷静”,毛也批评他写文章“无锋芒”,“老生常谈”。这时的毛已不是湘潭清水塘的润之了,他已经是全世界人民的红太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思想家。到了文革,毛已经被捧成了神,而李达则成了牛鬼蛇神。
问:以李达和毛这么深的关系,文革中毛也应该保他啊?
答:情况恰恰相反。66年4月,中南局陶铸、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就开始整李达。他们深知毛和李的关系,所以王任重三次问毛,批不批李达。毛就是不表态,最后说“不要公开见报”。我想他心里明白党内有很多人知道他们的关系,他暂时不想让人知道他刻薄寡恩。毛心里最过不去的,恐怕是李达曾经在外面讲过毛去参加中共一大时还不是CP的事儿。当李达看到揭发材料中有这一条时,惊呼“后悔啊,我不该把这真实情况讲出来惹来大祸”。王炯华先生考证出一个细节,八大时,毛泽东在填代表登记表时,把入党年份填为20年。可按照中共的说法,20年共产党还没有成立。这个笔误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很容易解释,它反映主体潜意识中无法达成的欲求,一种被压抑的冲动。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毛是多么在意李达的这条“罪状”。再有,李达反对“顶峰论”,这也冒犯了毛的理论权威。毛倒不真以为自己就是“顶峰”,但我可以谦虚,你不能反对。尤其毛李双方知根知底,毛知道李的理论修养在自己之上,李知道毛当年读他的书学了多少东西。
问:那李达又是怎么给毛写的求救信呢?
答:武大斗李达极凶狠,大会小会,高音喇叭,弄得李达请求把他送到拘留所,说那里安静,好写检讨。他身边安插了密探,随时报告他的一举一动。那时李达高血压、糖尿病,验尿4个加号,血压200以上,坐都坐不稳。6月28日,毛到了武汉,7月16日畅游长江。李达从门外玩的小孩子口中知道消息,悄悄对夫人说,你去东湖给毛主席送信,让他救我一命。他夫人说,不行,我出门都有人跟着。李达没办法,跟他的秘书刘某说,你帮我个忙,给毛主席送封信,我知道活不长了,请毛主席救我一命。其实,这个秘书是安插在他身边的密探。李达就写了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这封信是7月19日写的,到了8月1日,毛看到了李达求救的请求。不是信,是一张字条:“李达要主席救他一命”。这种救命的事,毛要办还不当下就办了?像对章士钊,第二天当兵的就来站岗保卫。但毛闪烁其词地批了一句:“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问:这话什么意思?是救还是不救?
答:问得好。你说这种救命的事能“酌处”吗?一个人掉河里了,喊“救命”,您几个坐一块商量商量,斟酌斟酌,那人早淹死了。所以毛的意思就是不救。为什么?一般说来,在独裁制度下,一个人愈有恩于独裁者,便愈有害于自己,尤其在共产制度下,战友便意味着敌人,因为像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这种人,不需要战友,只需要佞臣,不需要诤谏,只需要谄媚。马基雅维利早就说过,君主“要防止人们阿谀谄媚,除非他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不会得罪你”。而独裁者恰恰最怕听真话。彭德怀是一例,李达又是一例。在独裁之下,最危险莫过于让君主想起你曾有恩于他。所以,已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毛怎能容忍自己曾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他这个共产党的创始人怎么能容忍他是李达通知去开会的,去时还不是CP?这有一条就万劫不复,李达却全占了。不早整你已是格外开恩,又怎么救你?李达请毛救他一命真太书生气了。果然,十几天后,李达口吐鲜血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