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战场游记之四十八：我的外祖父为什么要向危难中的南昌起义军和周恩来伸出援手？（下）
激战战场中心竹竿山：
天近黑时，起义军死伤不少，敌军的第十一师也是伤亡惨重，又投入了一个补充团，仍然感到支持不住。此时，陈济棠下令让最后的预备队－－－广东军阀的另一支主力第十三师也投入战斗。发现敌人越打越多，起义军为取得胜利，只好采取夜袭。当时任二十军第二师党代表的陈恭，在战后不久的一份报告上对此次战斗这样写道：
“此时我军始知敌人之兵力之较多，而火器亦极精锐，不易击溃，遂决计举行夜袭，令二十四师之七十一、七十二两团兵卒，齐上刺刀，乘间企图冲入敌阵，一面用二十军一、二两师兵力在高山用极猛烈之火力为之掩护，突击部队以火焰为号，以图围缴敌械。不料冲去二小时，不特未见火焰，且我方冲去官兵纷纷逃回，问之，则谓敌军已有准备，当我军冲去时，彼甚为镇静，将我冲去之兵卒，围住缴械。不愿缴械之兵士，既冲锋进，复冲锋出，一往一返，损失非常巨大。此时，能集合两地前进之兵力，只有二师之第四团，为数已有限矣。战至此，总指挥见我方一则兵力损失过多，二则全军弹药将罄，已无法再与支持，于是下令撤退。待退却令下,各师查点人数，已减损一半。遂由第一师掩护，全部向揭阳退却。”
汾水战役烈士陵园：
在激战之中，起义军刚刚由第七十一团团长提升为第二十四师副师长的区震反戈投降，更是致命一击。当时部队内共产党的组织不太健全（支部建在连上是三湾整编后的事），缺乏监督机制，一些人的叛逃自然难以控制。区震倒戈后，在第五次围剿中随薛岳一路追剿红军，１９３５年被授少将军衔,任国民革命军第９０师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参与东战场淞、沪、无锡东亭诸役的对日作战；１９３８任第４军军长；又在江西南浔线诸役参加对日作战，转战赣、湘、粤；１９４３年率部收复常德城，任第２７集团军副总司令。解放战争初期在山东战场与汤恩伯、王敬久分任一、二、三兵团司令。１９６９年病逝于台湾。
在这场激战中，大多数人的表现还是英勇的。夜袭未能奏效，激战至９月３０日天明，因部队在两天中伤亡两千余人，其中第二十四师伤亡过半，弹药也消耗大部，实在无力再攻，只好撤了下来。
汾水战役纪念馆：
此时在第二十四师教导大队的李逸民后来回忆说，他所在单位战前有100多人，天亮后撤了下来只剩40多人。这时老伙夫来送饭，见只有这点人，以为还有很多人在前线没有回来。同志们告诉他说“其他同志都已牺牲”，老伙夫当场就哭了起来。
叶挺这时也在教导大队吃饭，听到哭声就说：“哭什么，打仗总会有牺牲的。我们的队伍还要扩大，你说不定哪一天还会当连长呢! ＂叶挺、贺龙整顿了一下队伍，没有得到参谋团的命令便于３０日上午向揭阳后撤，退到哪里事先也没有想过，因此撤退组织得很乱，官兵情绪也大受影响。仅有这个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又是分路走，一时失去统一指挥。贺龙把自己的第二十军交给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带领，自己先赶回汕头去找指挥机关汇报（好像共产党军队战败后的战场最高指挥官都喜欢脱离队伍去远方的上级机关汇报，例如李硕勋、邓小平、陈昌浩、徐向前等）。叶挺考虑到潮州是总后方，部队的补给辎重都在城内，就率队向揭阳撤，在那里休整了一下就往潮州城走。１０月１日，部队走到距潮州城不远处，突然遇到一些零零散散的起义军官兵迎面跑来，其中有一个是留在潮州的贺龙的副官。他急急忙忙地说：
“潮州昨天就丢了，汕头也不能保。听说革命委员会已经向海陆丰方向撤了!”
这真是晴天霹雳!叶挺马上和党代表聂荣臻研究怎么办。两人拿着地图研究了一番，叶挺说：
“向海陆丰去不是办法，二十军伤亡太大，二十五师又被隔在三河坝失去联系。我们向海陆丰，越走离二十五师越远，这样不行。应该向福建去，那里敌人薄弱，只有张贞的一个师，没有多少战斗力，我们又可以带上二十五师，带上他们一块走。”
接着，叶挺又讲起他当初跟着孙中山的时候，在福建搞过一段，那里的情况比较熟。
聂荣臻开始也赞成叶挺的话，说“是个好主意”。可是他从自己是党代表的身份着想，感到还是要首先得到党的指示，于是他表示：
“这样不行，我们没有得到命令，这样一走，不就成了各走各的，单独行动了吗?没有命令擅自行动可不行啊!我们还是找到前委再说吧。”
周恩来为首的前委此时在哪儿呢? 叶挺、聂荣臻也不清楚，估计大概正从汕头向海陆丰撤退，于是他们决定部队掉过头向西走，沿路去寻找。此时，第二十四师只剩下几百人了。第二十军剩下的一千多人，此时也掉头向西，一起也向海陆丰方向＂转进＂。一路遭官军伏击，３日赶到了普宁流沙与周恩来、谭平山、彭湃汇合。刚开完流沙会议，陈济棠１１师４１团追兵就马上杀到，战场犹如绞肉机，起义军残部一边倒挨宰。那还有建制存在？全军从此烟消雾散。
可这时我外祖父还关在牢里哪！他被捕当天，我的大姨母就立即动身回德里乡向乡亲们求救。外祖父一向口碑不错，十多位乡绅马上集合起来进城向当局求情。也许他们的努力起了作用，也许外祖父作为当地名医的影响，也许官员们希望从他身上榨点袁世凯花，总之那几天没砍他的头。这就给了林保田医师足够的时间营救。
林保田是外祖父的好友，国民党元老、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第一届会员、牙医，和孙黄汪蒋都很熟稔。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回汕头开设牙医诊所。１９２５年蒋介石第一次东征到汕头时请他做一副假牙。林保田说，我的小舅子李世文做得比我好，我叫他替你做。
李世文的牙医诊所设在汕头市繁华的居平路２２号二楼。那天楼下接待处由蒋介石卫队把守，不准任何人出入。二楼诊室只有三个人：李世文、蒋介石、蒋妻陈洁如。她端水递棉花纱布打下手。林保田的本意是帮李世文挣个名气，没想到解放后李因此挣了顶历史反革命帽子戴着。他太太是我母亲的好友。我小时候跟母亲去汕头就住在居平路２２号牙医诊所（已公私合营？改造）的三楼住宅，曾替他抄过给派出所的思想汇报。改革开放后李世文平反，在《汕头日报》发表文章记述这段经历。自嘲＂一副假牙，卅年冤案＂。
我１９９４年拍摄的汕头市居平路２２号牙医诊所，牙医李超荣、李超明是李世文的的两个儿子，继承父业。１９９４年楼房的结构应该和蒋做假牙时相同，但外观显得很残旧。现在不知拆迁了否：
外祖父被捕当天晚上，我的三舅连夜冒险步行穿过绑匪出没的桑浦山到汕头向林保田求救。林保田立即到汕头什么什么司令部弄到一张＂着将陈犯德君即解汕审......是荷＂之类的命令，还有一个班的老总一起，雇了一艘小火轮来揭阳提人。据林保田说一上了小火轮就解了缚，＂我和德君兄品功夫茶＂。到汕以后的事就比较容易了，当然免不了破些财。外祖父释放后在林保田家隐居了一段日子，风声松了才回揭阳。他从不谈这事，照样当他的外科医生。
共产党对外祖父的＂功劳＂还是认帐的。不论是叶剑英、方方的和平土改，还是陶铸、赵紫阳的血腥复查，外祖父都以＂开明士绅＂身份过关，没戴任何帽子，不用检讨，更没有斗争。当然土地全以＂捐献＂名义没收了，还＂捐献＂了九百多块袁世凯给农会。１９５５年他结束德君外科医局兼附属药房的营业，产业全归了＂公＂（改革开放后发还）。１９６０年外祖父死于水肿病、肝昏迷，享年８６。
也是医生的我母亲回答我提出(本文题目)的疑问时说：＂因为他是个医生。＂这句话直到我自己也当上医生后才深有体会：那是职责，比政治、宗教、友情、金钱更重要的社会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