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红色圣地《延安 》!
当年外国人如何看延安!
中共中央在延安的13年间，不仅条件极为艰苦，并且相对外界也比较封闭。对于延安这块土地上的革命力量，当时中国人知晓的程度都很有限，国际社会就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难得的是有这样一批人，先于大多数中国人看到了这片红色土地上为国家生存、民族复兴战斗的热血群体。他们以异域人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用自己的体会和判断，对中共作了评价。这也是中共的历史上，除了早期与苏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之外，与西方世界最早的外事往来。
13年间到访延安的国际友人共70多位，包括医务工作者、新闻记者、科技和艺术工作者、各国使节及军事观察员等4类。
他们有的因受陕甘宁边区昂扬的氛围感召而留下来成为延安各项工作的参与者，有的将自己节省的旅费捐助给边区，有的给延安捐赠图书，有的提供自己的技术支持。他们在边区都发挥了特殊作用，并留下的一定数量的文献档案，包括专著、回忆录、日记、新闻报道、专栏文章、考察报告、实景图片等多种，内容珍贵而丰富。
这些外国亲历者的文献，不仅帮助当时中国和世界了解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在日后书写延安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延安地方历史中，发挥着重要的史料作用。
一、胸怀理想、英勇奋斗的领袖群体
外国人对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印象深刻。在埃德加·斯诺和尼姆·韦尔斯、约翰·高斯等人的著作中，都专门提到中共领导层。
尼姆·韦尔斯在《西行访问记》中记录了她采访过的70位中共领袖。她指出，“在过去十年间，只有少数共产党领袖的名字在报章上露过，但这些名字在中国已变成家喻户晓的了。其中大约有几个名字，是这样地连串在一起而为大众所咸知的：‘朱毛’。或朱德与毛泽东。彭德怀与林彪，贺龙与萧克……”，我“对于共产党中那些年轻的领袖，以及更少为人知道的天才们，也感到非常的兴趣，因为这些次级的领袖们是构成执行权力的基础;在年轻的政治委员等身上，情形尤其是如此”。
埃德加·斯诺写道：“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感受了。”
尼姆·韦尔斯说：“在和这些历史的人物晤谈四个月以后，我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的品质，无论集体的及个人的均获得了许多明确的——与无限量的——印象。”
这是外国友人对延安领袖群体的直接感受。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中共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更加促使美国总统罗斯福考虑同中共军队合作的问题。1944年 7月22日和 8月 7日，包瑞德上校率领两批 18人的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开始对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军事考察，得到了中共全方位的积极配合，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不拘形式地与他们交谈和会见，使得他们看到了一派朴素、朝气、开明、民主、军民关系亲密的新社会的新气象。在相当一段时间被作为内部参考资料的那些出自美国军方考察团成员的报告和著述，很多也同样对中共的作为和前途给予肯定性的论断。
在这些美国军方人士眼中，“延安之活泼自然的气氛和那些快乐的、热情的、讲求实际的八路军士兵，似乎迷住了每个美军官兵。他们对共产党简单的、质朴的款待彻底地感到高兴”。
“凡是开明的，曾在军队中受过训练的，对中国富有经验的美国军官，若同共产党军队有过好几个月的密切接触，就不可能没有这样的印象，即中国共产党声称其军事上的成就很大，那看上去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他们的战斗员与盟军协调配合，将会意味着盟国方面好几万人的生命得到保全。”
用第三任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彼得金对中共领导的话来说：“我反对你们的主义，但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同意，并赞赏。”
据统计，从 1936年到 1945年的9年中，与中共抗日根据地有过直接接触的几百名欧美人士，绝大多数都对中共和陕甘宁边区给予了积极评价。
冈瑟·斯坦认为：延安取得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他引用了对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采访情况：“我在边区政府工作的4年中，已经证明我对新民主主义的信仰是正确的。真的，我认为毛泽东是个天才。他对每个问题都看得很具体，而且没有任何偏见。毛泽东所想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个人所想的;而是人民大众所想的。他所做的，也就是群众要做而且能够做的。”
二、“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中国的了”
延安时期是中共的理论走向成熟的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毛泽东系列著作的发表，都进入了到过延安的外国人的观察视野。
在《斯诺文集》《斯特朗文集》《史沫特莱文集》《毛泽东会见记》《红色中国的挑战》等著作中，均可见到介绍、评价《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内容，包括作者自己对毛泽东一些理论文章的理解。
冈瑟·斯坦指出：“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人坦白地称作中国共产党员理所当然要遵循的‘正确的思想方法’; 而马克思主义的简单的要素，以唯物的观点来看待一切社会现象，看来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党员的思想之中，即使受教育很少的党员，也是如此。但是我并不觉得中国共产党党员是迷信教条的。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看来并不是由于热爱研讨理论，而是由于他们坚信，他们各种政策的成功基本上依靠这种哲学。”
“把实际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这一说法，我在许多不同场合都听到过。”
“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中国的了。共产主义在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彻底中国化，这使我印象很深，觉得它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不是什么宣传宣传的。”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有过著名的关于“纸老虎”的谈话，这位美国记者根据与刘少奇等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谈话了解到有关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来源，写成文章《毛泽东的思想》，发表在纽约左翼刊物《美亚》杂志上面。
她认为毛泽东“熟悉中国和中国农民的需要：具有分析所见事物的天才; 他能够用简单明瞭、丰富多采和铿锵有力的方式来表达思想; 他顽强地进行说服并懂得如何在党内坚持自己的信念”
斯特朗对《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评价很高，认为这是“共产党的经典著作”，是“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而制订的明确无误的爱国主义的纲领”。
其中，《论持久战》是“在中国抗战时期出版的同类书籍中最重要的一部”。《新民主主义论》则是“对中国爱国者吹响的又一次响亮的号角”。毛泽东“分析了通往胜利的道路以及领导人民取得胜利并在战后使国家富强的最好的政府组织形式”。这种政府不是一党专政，不是模仿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也不是像在苏联实行的一种“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种“新民主主义”制度。它是由所有的“革命的阶级”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参加的一种联合政府。甚至那些反对封建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家也包括在内。
斯特朗后来还指出，《论联合政府》就是毛泽东后来对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
有外国人认为，中共既然不能立即实现共产主义，不如改个能体现“社会改革者”形象的名称，“还不会引起国家的恐俄病”。对此，斯坦的看法是：“他们不能改变他们的名称——因为他们不但现在是，并且还想继续做共产党人。他们会解释说，作为共产党员的意思，只不过是接受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已。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时候于社会生活方面采取共产主义制度，完全要看每个特定的共产党所属国家的基本情况而定。” “共产党的领导们会用这样的话总结他们的论点: 我们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因为我们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我们了解中国目前和遥远的将来具体需要什么。”
三、打造了一座社会建设的新城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下辖 23个县， 13万平方公里土地，
150万人口。这片红色土地是什么样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无论是有“红色”倾向的国际友人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还是来自国统区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戴维斯、高林，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积极、正面地描述和分析了延安的社会面貌。
外国人记载的文献论及中共在延安期间的多方面情况。
在政权和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包括“三三制”、群众路线等独特的执政方式以及赢得人心的保障人权的举措;在经济建设方面，包括财权措施和经济政策，如二五减租等，有各种考察数据;在教育、卫生、文艺和科研方面，包括办了8所不同类型的学校，成立自然科学院等; 还有大生产运动的社会改造效益，“工合”组织及其活动，等等。
他们以“延安生活的感觉”“碗中豆”“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世界在前进，一个新的国家正在出现”等为标题，肯定性地介绍了延安的社会建设，赞美之意溢于言表。有些对延安作为当时中国的“特别边区”之特点的分析和评价，映衬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具体思想内容，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人们受国民党负面宣传而产生的误解，加深了“中间力量”对中共执政理念及能力的认可。
关于“耕者有其田”。
斯特朗曾总结道：对于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中共做了超越性的努力。他们发动农民起来取得土地并进而夺取政权;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并给予正确的引导;对农民革命实行了有纪律的领导，这种领导在过去是没有的;把土地改革纳入新民主主义三大政策更广泛的计划的一部分。“在这些政策中，土地改革列为第一条，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只有当他们成为能够购买商品的自由经营的农民时，工业才能得到发展。”
关于“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
在《北行漫记》作者哈里森·福尔曼的笔下，边区民主政权建设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九三八年，边区政府开始用直接的秘密的投票举行普选，不分阶级，党派，信仰，财产，性别或种族。一九三九年边区人民政治会议第一届大会开会了。一九四一年，选举方法修改为新的‘三三制’——其方法就是共产党限制自己党员被选人数只能占三分之一，余下三分之二的政府职位，留给非共产党的各阶级及各民族(即蒙族回族等)‘抗日而民主的’人。如果选举的结果，被选的共产党员在三分之一以上，那么他们就自动放弃。自从那个时期起，这个原则就经严格地遵守。”
在美国花旗银行汉口分行行长戴尔·霍尔看来，敌后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广大群众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畅所欲言，这种民主作风迫使政府推行廉政。
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次会议的情况：“闭幕式上，一位79岁的老农民登上讲台，激动地说：‘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第一次见到、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民主参议会会议。共产党一心为国家为人民……我很高兴……，过去我常听人们说，农民做出了很大牺牲(纳税和其他形式)。这次我才知道政府和其他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牺牲更大，受苦更多，生活更艰苦……。为了抗日，我们必须做出更大牺牲。这些我们要向农民说清楚……’”
关于生产互助和大生产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效益。
在外国人看来，中共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极有意义的事，他们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赞扬“延安是劳动者的社会”，生产运动“是对于实施边区封锁的一种反抗”。“每一个人，从最低的农民以至最高的政府官员，都立下生产计划，制定一年中在农业上所希望完成的大纲。(毛泽东在他的一块小小的地种下洋葱。朱德则种莴苣和白菜。)”
他们还对“变工队”“扎工队”这样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很感兴趣，认为“变工队制度在增加生产上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一方面，这变工制度类似苏联的集体农场，虽然在边区每个农民保有自己的土地的所有权。这制度或者更近似美国农民的收获团”。
英国共产党员大卫·柯鲁克在1947年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到晋冀鲁豫根据地考察，深入太行山区的村庄考察土改复查工作，写下了《十里店》。他认为，指导太行土改经验的来源就是延安。
四、“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工作”
外国人对中共的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有一个逐渐认识和理解的过程。从总体上看，他们对中共的奋斗目标给予了乐观性肯定。
关于中共设想的战后中国带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形态。外国人当年对这个问题猜想较多。
冈瑟·斯坦曾经问毛泽东：战后中共对工商业资本想要采取什么措施?毛泽东明确地回答：“我们坚信，私人资本，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在战后中国必将自由地获得很大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战后，中国和外部世界在商业关系上，要以自由平等的原则同各国进行贸易，借此取代日本在中国进行殖民地化的原则。在国内，我们要用我们在自由中国现在正在实行的政策，取代国民党政府那种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因而限制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促进人民的生产力，提高他们的购买力：从而获得最迅速和最巩固地发展现代工业的主要先决条件。”
冈瑟·斯坦观察到：“延安的资本家、商人和地主，他们都不反对目前政府在工业方面所担的主要作用。我发现他们都具有令人惊奇的工业头脑——他们知道，如果有朝一日他们能扩大或脱离他们本来的半封建职业的狭窄范围而从事制造业的话，他们将得到不少好处。他们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看来是满意的，因为它为这种转变提供了两个先决条件——保证私有财产和有利可图的前景。”
他评价：“延安的财政专家们从来没有上过牛津或剑桥大学，也没有进过哈佛、耶鲁、奥柏林，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国际货币会议。他们没有管理过大规模的银行和商业公司，可能也从来不曾开过银行户头。华尔街和伦巴第街从来没有听见过他们的名字。然而，他们却要比重庆那些在外国受过训练和国际闻名的金融界领袖更有成就。”
关于中共在战后扮演的角色。斯坦将这个问题抛给了毛泽东，并记录了毛泽东的回答： “我们党的全体党员当然只能是中国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只有那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数人民的意见，而且只有那一小部分人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工作，人民与党之间的关系才能健康发展。”
团结群众，为人民的利益奋斗，被视为中共的工作准则。在外国人记叙延安的著作中，“群众”一词出现的频率是相当高的。这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共服务人民角色的赞赏。
当年，外国新闻记者和国际友人们不惧艰险，冲破重重封锁到达并报道延安;西方观察员和军方代表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积极肯定中共在延安的作为。他们收集的大量当事人的一手资料，不仅使得对红军的谣言不攻自破，而且展示出了“窑洞里的预言家”——那些红色领袖们出色、坚韧、敢于担当的领导群体形象，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本文由察网(www.cwzg.cn)摘自《党的文献》2017年第5期; 作者梁怡，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