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泰斯获奖的意义
－－－谈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
茉莉
去年瑞典文学院刚宣布英国作家奈保尔获奖，作家、记者和编辑们纷纷发难，在瑞典媒体上闹了个不亦乐乎。今年却不同，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是在英、瑞文文学大辞典上找不到名字的主儿，虽然他的作品已有四本被翻译成瑞典文了，但大多数人都还没有读过，人们急着去补习功课呢。电视上，最先翻译凯尔泰斯作品的瑞典出版社职员一个个喜笑颜开，他们举起香槟酒欢庆：“哈！这世界还是有一点儿公正。”
只有出版社社长斯万特没有笑，他流着眼泪说：“凯尔泰斯和我很接近，他回答了我年轻时的许多问题，告诉我怎样认识纳粹大屠杀和共产党极权制度。”瑞典首相约然－佩尔松罕见地出面表态：“我非常高兴。我读过他的作品《一个没有命运的人》，这是一个伟大的吸引人的作品获得奖励。”虽然匈牙利语和瑞典语是两个不起眼的小语种，但瑞典和匈牙利之间曾有一段感人至深的历史佳话：1944年，瑞典外交官瓦伦贝尔曾经以中立国代表的身份，在布达佩斯使用一切手段，从纳粹手中营救出十万匈牙利犹太人。
他承担起人类的集体记忆
当年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有三个成为以笔作证的著名作家，其中就有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但后来，由于抹不去焚尸炉残留的灰烬记忆，这些痛苦的艺术家不
是逃遁到犹太教信仰中去，就是选择了死亡－－－以拒绝生存来谴责这个残酷的世界。
凯尔泰斯不肯逃向宗教和死亡，甚至也拒绝逃亡他乡，他选择留在匈牙利，以他独特的方式、独特的思考、独特的语言承担起这一集体记忆。他知道，奥斯维辛就像邪恶的黑云，一直笼罩着天空，并等待适当的时机再次兴风作浪。他拒绝把奥斯维辛视为欧洲正常历史之外的一个异常事件，瑞典文学院认为，他在写作中“显露人类在现代经验中堕落的终极真相”。虽然哲学家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是不可能的，但对于凯尔泰斯，在惨绝人寰的奥斯维辛之后不写作，也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如此荒诞、压迫人的世界上，凯尔泰斯依靠心中的承担---记忆的责任和人性的责任，默默无闻地写作了五十余年。
这不是一位渴望以写作成名的作家，而是一个力图纪录历史重大事件的人，写作是他生存的意义。这样一个命运多蹇的人，他七十余年的人生，居然经历两种极权制度---纳粹的和共产党的，并用他的纪录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学视野。过去一个经常被人重复的观点是：“大屠杀是不可理解的。”凯尔泰斯却用艺术对大屠杀做出清晰的解释，他客观具体地描绘了奥斯维辛，孜孜不倦地探寻、分析大屠杀残忍事件的深刻哲学内涵，对世界提出有关善与恶、自由与不自由等一系列辛辣的问题，让人们睁开眼睛看清世界的丑恶。
瑞典文学院高度肯定他的文学见证，他“由于其作品确认了与历史的野蛮专横抗衡的脆弱的个人体验”而荣获诺奖。然而，帮助凯尔泰斯获得桂冠的，还有欧洲的反犹分子。多年来，欧洲人对纳粹大屠杀持久的讨论，出现了各种新奇的解释。人们或者不愿再提起排犹浩劫，干脆把一切罪过归咎于德国佬；或者竭力否定纳粹集中营的罪行，把焚尸炉的烟火说成是面包房的烟囱。
尽管当年有不少匈牙利人帮助苦难中的犹太人，但匈牙利警方却与纳粹合作，对犹太人非常残忍。今天匈牙利的极右种族主义分子活动有日益猖獗之势，匈牙利的书店甚至公开发售一批反犹书籍，因此我们可以说，大屠杀在欧洲是一个永远无法打上句号的题目。对于种族主义者的叫嚣，文学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据说，凯尔泰斯将于十二月来瑞典领奖，其演讲的题目是———“作为抵抗的文学”。
鼓励中欧文学与写实主义
瑞典文学院今次颁奖给这样一个大屠杀见证人，既有对抗野蛮的重大意义，同时，这也是对中欧文学、对传统写实主义的一个很大的鼓励。凯尔泰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的母语是一个小岛的语言。诺贝尔文学奖等于是对匈牙利文学的一种肯定。”“它将是对来自前苏联集团国家的作家的鼓励。”
对于匈牙利文学，我们中国人了解最多的是裴多菲的一些优美诗作。由于匈牙利的历史是一部力争自由的血战史，因此，匈牙利稍有价值的作家大都有点像裴多菲，擅长在作品中发表政论。但由于匈牙利语特殊难懂，它几乎与周遭国家语言毫无血缘关系，因此，匈牙利文学不太为世界熟悉。在凯尔泰斯获奖后，中国媒体对他一无所知，出版社甚至找不到匈牙利语的翻译。
诺奖惊醒了匈牙利。匈牙利官方非常明白，第一个匈牙利作家获得诺奖，这对匈牙利文学是一座雄伟的纪念碑，也等于是打开了这个中欧小国与世界之间的柏林墙。因此，匈牙利总理亲自致电祝贺凯尔泰斯，文坛、媒体和广大匈牙利人都纷纷表示“非常高兴”，庆幸世界终于把焦点瞄准匈牙利的历史和文化。长期以来，凯尔泰斯是一个被匈牙利主流文坛遗忘的人，现在，诺贝尔奖把他的名字镌刻成金牌。
就连波兰、捷克等邻国的作家也为之高兴，但凯尔泰斯是绝不会被匈牙利某些圈子看好的，对于极右派极端分子、反犹主义者和匈牙利沙文主义者，笔尖带着硫酸的凯尔泰斯，是一个可憎的公开的敌人。当瑞典文学院宣布颁奖名单之后几个小时，匈牙利书店卖光了凯尔泰斯所有的书，正在赶紧加印之际，愤怒的匈牙利右派报纸马上对凯尔泰斯发起攻击。这次诺奖对他们实在是一个致命打击，因为凯尔泰斯的听众已经从欧洲扩展到了全世界。
人们在重视凯尔泰斯描写的内容时，也注意到他冷静的写实主义风格。瑞典文学院新闻公报说：“ 在凯尔泰斯的风格中，可以明显地感触到一种拒绝妥协的姿态， 它使人联想到一片浓密的山楂篱笆，以其棘刺防范不速之客。但是，他缓解了读者难免引起的感情负荷，并且激发起一种独特的自由思考。”
凯尔泰斯的小说不煽情，它不让人们沉溺于同情和哀叹，而是用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让人们去沉思。他说：“我不喜欢吼叫。”“我基本上是一个古典主义者。现代派文学没有什么不好，但很容易陷入荒诞中去。”这位在纳粹集中营靠隐瞒年龄、吃面包屑活下来的犹太作家，不但爱听古典音乐，也深入研究过尼采、托马斯－曼、加缪等人的作品，他因此可视为具有宽阔视野的欧洲文化遗产继承者。瑞典文学院说他的作品是“见证文学”，其实他的现代哲学思考远远超过了见证。
一个符合诺贝尔精神的好选择
在笔者看来，颁奖给凯尔泰斯，是最符合诺贝尔遗嘱的选择之一。遗嘱对所有诺奖的共同要求是：“给人类带来最大益处”，文学奖的特殊要求还包括“理想倾向”和文学上的“ 最佳”两个方面。关于理想倾向，瑞典文学院前常务秘书阿连认为：诺贝尔首先是一个道德上的理想主义者。那么，“理想倾向”首先应当是一种道德理想，是与野蛮主义的一种对抗，是以作家对弱者的人文关怀为核心的。
尽管瑞典文学院内部一直存在着坚持遗嘱和忽略遗嘱两种倾向，个别院士甚至贬低“道德价值参照系”而抬高“试验性艺术”，但这次颁奖表明，瑞典文学院仍然尊重一百年前设立的诺贝尔遗嘱，并竭力用其正确的选择“回到遗嘱”。
02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