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来了！快冲啊！”
不知谁眼尖，老远就看见部队的军用卡车开过来了，大吼一声。于是正望眼欲穿的孩子们呼啦一下，全冲到马路牙子上，挤作一团。
卡车还没停稳，胆大的已一个箭步冲到侧面，一只脚踏上车轮，两只手攀住车身，蜘蛛侠一样轻车熟路地跳进车去，抢先占据有利地形。所谓的有利地形，是指能依能靠，在紧急剎车时不至趔趄摔倒的部位。
眨眼工夫，卡车四面八方都挂满了疯狂攀援的孩子。我也不落后，手脚并用从车轮爬上了卡车。惜乎还是晚了一步，好位置已全被占领，只有横跨车身的几条粗铁杠，还剩几只手的空间。赶紧伸出一只手牢牢抓住，同时长出一口气，身心都得到安顿。
没几分钟，卡车已塞满部队的孩子。这些孩子每日清晨乘专车到兴城县城，下车后，徒步走上长长一段路，穿过古城楼门洞，右转，继续沿古城墻走过长长一条石板路，就到了南一小学。下午放学后，在同一地点，每隔半小时就会有部队专车来接。这趟装不下，就得再等半个钟头，下趟走，因此所有孩子都会使出浑身解数，争取在眼前这趟车上谋求一个立足之地。至于是否安全，没人在乎。军队的司机们也早司空见惯，认为这杂耍般的爬高走低是军人后代最起码的生存技能。
终于，卡车发动了。孩子们又笑又叫，永无宁时。不时一个急剎车，没任何依附的孩子猛地一个趔趄，倒在另一个身上。好在人满为患，大伙儿挤得像沙丁鱼，连倒地的空隙都没有。车在一条小白杨的林荫道上开上二十多分钟，一路穿越斑驳的阳光，清风飘飘的田野，风吹得一条条红领巾朝脑后飞。这样人声鼎沸着，就到了军营门外，车开始减速。站岗的战士对着卡车笔直地立正，敬礼，直到车开进院门。一马平川横亘在眼前的，是开阔的健身场，一水的天蓝健身设备。战士们穿着白背心绿军裤，露出结实的腱子肉，正在高大的秋千架上上下翻飞，令我们啧啧不已。
车在军营里又绕一会儿，终于抵达家属区，停了。刚停稳，孩子们就一窝蜂爬下去。我斜挎着绿帆布书包，抓住铁杠，一个箭步跃上车身，跨过车侧挡板，三下五除二，已然踩着车轮翻到地上，拔腿就往家跑，身后扬起一片烟尘。
那时的家，不说徒有四壁，也差不离。我的房间只有一张古旧的黑木桌，一条同样有年头的长凳，一个木板床，而已。一进门就冲到桌边，分秒必争地做作业，直到母亲几次三番催吃饭。典型的晚饭是：白菜豆腐燉粉条，炒海带，红烧带鱼。兴城是临海城市，老百姓的饮食也就以海鲜为主。那年月，海味尚未成奢侈品，因此家境平凡如我者，碗碟也频频能被海鲜光顾。
每天都会有三五小贩骑着车，在楼下转来转去地吆喝：“卖——鱼嘞——”车后座两侧各绑一只大筐，筐里装满大大小小的海鱼。母亲赶紧从窗户探出头，高喊：“卖鱼的等等！”然后就抄起一个铝盆冲下楼，在小贩的筐里一顿挑挑拣拣，端上来一盆新鲜带鱼，有时是一种她称为“扒皮鱼”的小鱼，因为这鱼只有中间一根刺，别无小刺，红烧之后，扒下两侧的肉即可大快朵颐，因是得名。有时是渔民新打上来的青蟹，还挥舞着长螯，在筐里拼命踩着同类想爬出筐去。母亲全挑团脐的母蟹买回，用刷子在水龙头下将泥沙清理干净，一只只扔进大蒸锅，扣上盖子，盖子上再压块砖头，就放在炉子上大火蒸。不一会儿，蒸汽上来了，螃蟹们吃不消，拼命用爪子抓挠，试图把盖子掀开。这徒劳无功的挣扎只几分钟就结束了。只听水咕嘟咕嘟响，蒸汽哗哗往天花板上冲。每次我都听得百爪挠心。长大后才明白，怪道圣人扬言“君子远庖厨”，又提倡“食不厌精，烩不厌细”。原来吃还是要吃的，但杀猪宰羊这类残忍事还是不见为妙，免得失了胃口。蒸了一个多钟头，螃蟹熟透了，红通通地，一只只拣在大盘子里，我和弟弟坐在桌边，从小腿吃起，然后是长螯，肥美鲜香的蟹黄，最后是那两大块白白嫩嫩的蟹肉。真是人间美味，叫人口齿噙香。有时，母亲只买几斤拇指盖大小的螃蟹，炸了螃蟹酱拌面吃，别有一番鲜美在舌尖。
兴城的夏，骄阳似火。贯穿在绵长记忆中的，始终是那一声声清脆的“甜——冰棍儿——”。那时的中午大家还午睡。没有空调，一台笨重的落地风扇已是奢侈品，“嘎吱——嘎吱——”，风扇笨拙地摇头，从左边，到右边，卖力把凉风吹向屋子每一个角落。可是还没吹出多远，已被热气迎头击毙，因此屋子仍然热得像蒸笼，身下竹席已被汗水濡湿，人躺在湿热的席子上，口干舌燥，几乎昏厥。就在这时，卖冰棍儿的吆喝声由远而近。我和弟弟翻身而起，捏着几个分币冲下楼，对着那人背影大喊一声：“买冰棍儿！”车立刻停了。车头掉转，朝我们的方向骑来。车后座一个四四方方的箱子，箱子外裹着厚厚的白棉被。卖冰棍儿的边掀盖子边问：“奶油还是雪糕？”——那年月，也就这两种选择了。奶油冰棍儿其实就是糖精和水的冰冻物，半透明，有种令人难忘的清香，三分钱一根。雪糕呢，有些牛奶的成分，口感稍细腻，一毛一根。我们每次都选奶油。揭开外面那层浅色蜡纸，迫不及待地咬下去，那个清凉啊，五脏六腑都为之一凛。
夏夜，军营大礼堂常播免费电影。我们混在大人中间，囫圇吞枣看了《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狼牙山五壮士》之类老片。其实全不在乎看什么。瞄个两三眼，就呼朋唤友跑礼堂外的大草坪上，捉蛐蛐，逮蚂蚱，乐此不疲。那时我胆子奇大，什么都敢上手，天牛，螳螂，捉到了，一只只穿在狗尾巴草茎上，拿去喂野猫。草地上还生着好些我们称之为“黑幽幽”和“葫芦瓢”的小植物，前者长着黄豆大小、紫黑色的浆果，甜而多汁，后者则是小小的瓢形果实，没长老之前，又甜又嫩，是我们绝不会放过的野果。
那时最让我着迷的事，莫过于捡落花生。军营里有一大片花生地。秋收时节，收割机在前头轰隆隆地开，我们在后面徒步爬梳漏网之鱼。褐色的泥土，肥沃，潮润，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香。一道道翻开的犁沟笔直地向远方奔去。我们人手一只篮子，一把小铲，在犁沟间细细搜寻，不时从松软的泥土里刨出一两枚白白胖胖的新花生。欢呼一声，丢进筐里。不多时，每个人的篮子都装满了落花生。直起腰，抬头望望斜阳。彼时，夕阳西下，彩霞满天，绚丽的霞光将大地染上一层橘红，整个田野都飘緲着如诗如画的气息。我提着篮子呆立夕阳中，如痴如醉。
秋天很美，但也相当短促。不久，漫长的冬日就取而代之。每天天还黑着，嘹亮的起床号已响彻军营，紧跟着就听到战士们晨跑的号子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脚步声由远及近，越来越重浊，踏碎无数人的清梦。
我们迷迷糊糊从被窝里爬起来，浑身发抖。那年月，暖气总在清晨成为强弩之末，满屋凉飕飕，人要靠极大的毅力才能离开暖烘烘的被窝，哆嗦着把秋裤、棉裤、裤子一层层穿起来。大雪纷飞的早晨，母亲常煮西红柿鸡蛋面给我们吃。那时节早断了新鲜西红柿，家家户户门口和阳台都堆满大白菜，是整个冬天饭桌上唯一的绿叶菜蔬。但母亲很有远见，早在盛夏，就从军营菜地里买了成堆的西红柿，分批做成西红柿酱，用葡萄糖瓶子装了，密封，一排排码在窗台上，以备萧条的冬日里偶尔改善伙食之需。
兴城的冬天，寒冷漫长，人因为酷寒而变得迟钝木讷，却也不乏快乐时光，那就是正月里的赶庙会。年三十晚上，吃过晚饭，爸妈骑车载我们去县城。城里人山人海，灯火通明。看热闹的人摩肩接踵地立于街道两旁。街道中央，穿戏装的表演者踩着两根高跷，扭啊，跳啊，甩着长长的袍袖，在锣鼓声中欢天喜地地前行。我们边看，边就着寒风吃热腾腾的烤红薯。看完舞龙舞狮，顺道去摸古牌楼前的石狮子，祈求来年平安无恙。还曾登临过一些收藏文物的小楼，参观也不知是真是假的越王勾践剑。夜色中，古老的城楼巍然耸立，四角飞檐上铁的风铎迎风鸣响，发出清越的叮当——，叮当——，深邃，绵长，一直飘进人灵魂深处，在那里久久回响。
漫长的等待，终有尽头。终于，风吹柳花，飞絮满天，春去春又回。上学下学路上，又开始看到熙熙攘攘的小贩。只需递过去五分钱，街角的老伯就会拈起一根竹签，在装麦芽糖的铝盆里卷啊，卷，直到卷出一个纺锤形的麦芽糖棒棒，有着琥珀的色泽，粘粘的，舔一下，透心甜。但我最常光顾的，是卖歌片的小摊。那时流行各种港台剧，诸如《射雕英雄传》，《十三妹》，《武则天》，红极一时。它们的主题曲、插曲、片尾曲被印在一张长长的铜版纸上，再一页页折叠起来卖，被称作“歌片”。我用零花钱买了几乎所有的歌片，闲暇时用口琴练习上面的曲子，几年下来，倒练出一身绝技——没有我听完两遍还吹不出来的曲子了。直到今天，昔日所有的主题曲都还烂熟于心，令我时时缅怀。
四年级那年，父亲转业了，我们全家随之离开了部队，离开了兴城。离别之夜，我那儿时的伙伴泪眼婆娑地站在火车车窗外，呜咽着朝我挥手。而我，在强颜欢笑的道别后，终于无法承受心中的痛楚，独自躲在火车过道里，泪流满面。火车慢慢启动，我抹去泪水，睁大眼睛，最后一次凝望那座城市的灯火，凝望追着火车奔跑的，与我朝夕相处六年的小姑娘，知道，这一别，或许就是永别。
至今，我果然再没回过兴城，再没回过我生活多年的军营，再没见过我儿时的伙伴。那些贫瘠而奔放的岁月，定下了我一生活着的基调，让我至今热爱自然，敏于美好，心地明亮，自由自在。在不惑之年，特撰文以记之，为此生不能消歇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