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船上飘来个大总理
1986年3月22日，新西兰总理朗伊一行11人，从香港乘坐金山湖号汽艇，经过3个多小时，到达广州的洲头咀码头，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
一个国家的总理坐个小船进行国事访问，而且仅带11个陪同人员。这在我的外事采访生涯中实属罕见。
42岁的朗伊待人随和、平易近人。1985年4月，我随胡耀邦访问新西兰时在飞机场还与他合影留念。
这次我又遇到一件事，他在广州参观了工厂、农村后，23日，朗伊乘坐飞机前往桂林游览漓江、芦笛岩。在飞机上，中国民航的小姐向每一位客人赠送一条领带。顺序是先给头等舱的客人。朗伊肯定已经得到了一条。当空姐来到普通舱要给工作人员发领带时，只见朗伊从头等舱跟了过来，从小姐的盘子中又拿走三条领带。大家还以为是他自己要，结果发现是要送给新西兰电视记者的。
朗伊参观了贵州的农学院、黄果树瀑布和上海的针织大楼后，26日到达北京。他与赵紫阳总理会谈了近3个小时，主要是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1986年3月27日中午，万里委员长在烤鸭店宴请朗伊，主要谈的是农牧业的合作问题。万里知道朗伊去了贵州，他对朗伊说：“十几年前，我去过贵州。解放前，说贵州是人无三分银，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现在有了很大变化，希望你们到上海、南京看看，与穷苦地区作一些对比。”
1986年3月27日，邓小平会见朗伊。一见面朗伊就说：“我很高兴，您很健康。”
邓小平：我10年没有患感冒了。身体好的原因是每年夏天游泳，冬天洗冷水澡。北方的冬天很冷，我也是一桶冷水。
邓小平问朗伊：你抽烟吗？
朗伊：过去抽，现在不抽了。
邓小平：好人。抽烟究竟有多大毛病，议论不一样。
接着，邓小平谈到中国的改革。他说：改革在农村见了成效。但西北地区和西南的部分地区还没有摆脱贫苦。你去的贵州就算一个。我们的政策是先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好起来，然后让好起来的地区帮助穷困地区，根本道路的共同富裕。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先好起来的一部分再帮助差的地区就容易一些。过去搞社会主义，搞平均主义。我们管它叫大锅饭。改革首先要打破大锅饭，这个路子是对的。
朗伊问：你们不搞平均主义，极左派会不会批你们？
邓小平：有！我们的方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要拿事实说话，让他们认识到这种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如果有一部分省带头搞，一两年就会好起来。开始，有些地区还不相信，不赞成这个路子，看了一年。凡是搞了的，好起来了，他们才跟着走。不是所有政策一出台都能被人理解，要经过事实说服。现在搞城市全面改革，今年是第一年，比农村复杂得多，与农村改革一样，也有人担心，但他们看到农村的改革成就，由反对的态度变成了怀疑的态度，我们允许他怀疑。这么个翻天覆地的事，怎么能没有人怀疑呢？改革还是顺利的。我们的改革能坚持下去，不会改变。中间有风险，甚至会犯错误，但最终会成功。很羡慕你年轻。我82岁了，看不了好久了。我要活到1997年6月30日再过五天就行了。
朗伊：香港。
邓小平：香港在1997年收复主权。我要在6月30日以后到香港旅游一次。
朗伊：我有机会看看中国20年后发生的变化。1981年人们很小心谨慎。1984年显示出中国是个有活力的地方，有中国特色。1986年，人民有目标，发生了很大变化。
邓小平：如果说变化，叫小变化，刚刚起步。
朗伊：新西兰年平均收入900美元。
邓小平：我们才有250美元，经过努力也不过300美元出头，可能是350美元，只能算小的成绩，叫起步。本世纪末国民收入800—1000美元，这是中等变化，真正理想的变化是30到50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只要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富起来，帮助贫困不是很困难的。我们讲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先进地区帮落后地区是自己的义务。今年减军队100万。搞四个现代化，第一位的是经济、工农业。经济不发达、国力太弱，现代化不可能实现。优先为经济服务的是科学和教育。从小变化、中变化到大变化，能不能成功有两个决定因素：一条是坚持现行政策。能否坚持下去，决定于五年全面改革能否成功。这五年是关键的五年，如果城市全面改革成功了，会为中国几十年的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条件是持久和平。没有和平环境，搞建设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样国家就有自己的地位，这有利于世界和平。我们改变了长期对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可以的，能争取和平环境搞建设，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放心地减100万军队，不能坐在别人的战车上。我们反对霸权主义，谁维护和平，拥护谁；谁搞战争反对谁；谁搞霸权主义，反对谁。
朗伊：新西兰现在采取的是比较独立的外交政策。新西兰反对核军备，不允许有核武器。
邓小平：每个国家都有权制定自己国家的政策。中国发展起来了会变成一支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