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这排红砖平房的最左边的第二间。当年住在这排房子里的老师们已经几乎都搬走了，有的是调到别的学校去了，也有的下了海经商什么的做的风生水起的，更多的是搬进了学校里的楼房，学校后来建了几栋教师宿舍，是标准的单元楼房，5层的，7层的，一下子就容纳了大多数的有需求的老师们。我的父亲没有搬家，一来我想是这时我爸的政工科长已经不吃香了，在学校里基本上也就是一个闲职，要搬进楼房去住，免不了要去校长和房管科长（这是后来新聘的一个岗位）家烧香敬佛，我爸拉不下这个面子。二来我爸自己说在平房也住习惯了，不想搬去楼房，去了楼房，每天要上下楼，拖着我妈，这时她还没死，但是一身的病，连走路都困难了，住到楼上去只怕是连太阳也晒不到。
涛子替我到房产科长那里领来了我家的房门钥匙，据说我要是再不回来，这房子就要被作为无人居住而收回国有了。涛子说前几年学校里房改，要出几万块钱买下这套房子，我爸却说拿不出这么多钱，涛子说几万块买套房子，现在哪里去找这么好的事，就算自己不住，以后卖出去也肯定划算。我想我爸说拿不出钱应该不是假的，我以前的事，还有我妈的身体，他一个人就那么点死工资，哪里会有什么存款。不过学校里的人可不这么看，他们说许科长那不争气的儿子现在非洲发达了，真是乱世出英雄啊，哪里还会看得上这小破房子？
家里和我离开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显得更加陈旧和破败。我爸以前把我绑起来往死里打的长条凳和挂在墙上的鞭子都还在。只不过这两样东西现在看上去不仅不威风，反而有点像出土文物一样显得不那么真实。房间里没有一张照片，连一张也没有，我爸的，我妈的，甚至连我曾经挂在墙上的小时候的百日照什么的也都无影无踪了，看来我爸说的不认我的话真不是随随便便说说而已的。
家里有家徒四壁的感觉，保留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貌气象，那里有我难得的好时光，也有我被揍的哀鸿遍野的不堪回首的旧日记忆。
这么多年过去，家里竟然连一丝社会进步的影像都不曾反射到，这不能不说我们许科长是个多么守旧的人，也不能不说许科长这些年过得确实不容易。
不过我替他想想，他作为战争孤儿出身，没读过几天书，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部队，后来转业到了学校，开始几年还好，政工科长，保卫科长在学校里都是很有地位的干部，后来学校里政治体制改革，书记负责制一举被校长负责制代替，政工干部就全部变成了闲职。他脑子又不灵，风向不对也不知道转向，凭着他那时的人脉，包个建筑队什么的估计到现在也发了。家里负担又重，我母亲就基本上一个累赘，他还丢不下她。我又是那个样子，从少管所，二进宫，劳改农场，三进宫，再到监狱，每次他都跑断腿地为我求情，只希望在里面狱卒牢犯们别把我往死里打，他给每个人磕头，说，威子不成器，是我没教育好，看在他小，又没有二两肉的份上，求你们打的时候，下手轻一点。
这一排的红砖平房呈一字排开，每4户为一个单元，最左边和右边的一户是当时的大户型，其实也就是房子的径深在前面加长了大约1到2米左右，这样就相当于多出来一个小客厅，可以不用一进门就直接看到床。中间2户就没有这么好了，是直筒筒地一长条进去，大概自己根据需要可以隔成两件卧房，最后面是一间小的厨房，有一个水龙头，和一个放炉灶的地方。我记得水龙头还是我们搬进新房子半年以后才安上的，因为要收水费，老师们还都舍不得用，要用水的时候用一个桶或是盆接着，水龙头开的很小，仔细看着水表没有走动才算数，滴滴答答的声音在每一家传出是那个时候的常态。
房子里开始是没有厕所的，在平房的最右边远离平房但是离河岸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公共厕所，我记得当时最为蔚然的景观就是一大早起床等候如厕和倒马桶的排队的人群，公厕就两间，一间男厕，一间女厕，各有两个蹲位，都是露天的，下雨的话，要带伞进去，男厕和女厕之间只隔一堵墙，这边讲话那边都能听得见，最搞笑的就是这边老婆上厕所忘了带手纸，就大声吆喝隔壁蹲点的老公拿点纸出来，给门口某某女老师给送进来。人与人之间极为坦诚。
有一件让我至今想起来后怕的事，就是那些倒过的马桶，要冲冲刷刷，人们，有时是女人，有时是年岁稍长的儿童，就将这些残留着屎尿的马桶一律自觉地拿到青河去洗刷，洗刷地地点自然不能是我们平时洗菜淘米洗衣服的码头，所以去稍远一点的档口，现在想来，这样一来正好是青河的上游，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就是饮着这样一条母亲河里的水，自我循环，生生不息。
这样的事情在青河镇司空见惯，从来没有人认为有什么问题，即使有了自来水，还是有很多人宁可早起去打河里的水，用明矾漂一漂泥沙，将看着清亮了的水作为自己的生活用水。
但是后来有一件事让这种司空见惯受到了触动，那就是马涛的母亲病了，很奇怪的病，浮肿，无力，在镇医院和县医院诊了几个来回，也没有诊出什么名堂，他母亲几乎就要像我前面说过的会计张阿姨一样被宣告为不治而亡了。
所幸的是，马涛的母亲不是本地人，她是当年的知青下放来青河的，她娘家实际上是在W省的省会城市A市，虽然A市也没有什么至亲的亲人了，但是娘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收留了她，说好歹来A市的大医院看看吧，总不能一个活人在那等死呢，到了A市，看了大大小小的医院，这还得感谢当时的公费医疗，虽然什么毛病也没有看出来，但是在A市住了两个月，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等回了青河，没多久就一定回再犯，再回A市就又好了，反复几回以后，马涛的妈妈就办了病退，长期住在A市。这对马涛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悲剧。当时他刚上初中，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母亲的突然消失对于一个青春期没有平稳过渡的男孩来说，就仿佛天被掀掉了一块，他后来的沉沦和堕落我一直认为和这件事是息息相关的。
而马涛母亲的这件事在颇有些学识的老师们中间一分析，就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是青河的水污染问题，一时间人心惶惶，但凡有些人脉关系的老师都开始想办法活动离开青河镇，至少去县城也好，那里的自来水是从长江引水，比起青河来也要好不知道多少倍。再没有人脉，在学术上本来即使有建树和动力的老师也就生了辞职或者下海的心，就此也生出青河历史上最富有的亿万富翁的励志故事，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家在这排房子的最左边的第二间，也就是说我们家并没有因为我爸爸设计和监工了这排宿舍占任何便宜地分到好一点的房间。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许科长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没有一点私心地处理了分房这个问题。首先最左边的房子，离厕所老远，内急了连滚带跑也来不及，一般家里有病人和老人的都不会选这样的房子，其次，我家是中间的房，也就是小户型，虽然说我家的人口确实只有三名，但是我父亲作为当时的分房大使，他完全可以因为我母亲的病情，编出来一两个照看我母亲的人作为我家的常住人口，只要多一个人，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搬进大户型，况且我爸当时还是领导阶层，本身分房的时候就有几分的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