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陈楚三同学
潘文鸣
2017年12月中旬，大中报转来陈楚三发给报社的声明信，信中要求报社刊登该声明，以正视听（见附录）。
该声明主要是针对大中报12月2日我所撰写的《陈楚三和他的回忆录》一文，归纳起来陈楚三对该文的意见是：一、我不应该违背自己的承诺，擅自发表这篇文字；二、文章中有些事实有误；三、文章涉及陈楚三家庭隐私，对陈楚三构成了伤害；四、文章发表对陈楚三的安全构成了威胁等。
由于陈楚三的声明涉及的问题有一定社会意义，有讨论的价值，所以，建议大中报把陈楚三的声明和笔者的答复一并发表，让广大读者知道我们当下的社会现实的真实状况，以及我们是处在怎样一种生存状态，这对认识社会和认识人生都有好处。另外，发表我们双方的不同意见，这也体现了大中报对陈楚三和我一碗水端平，展现大中报作为社会公器的客观和公正。倘有高明人士参加讨论，既可以提高我们的认识，又活跃了大中报的气氛，那么，岂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希望大中报能够同意我的请求。
其次，我要讲的是，在多伦多见到陈楚三夫妇以后，我的喜悦心情和我对陈楚三夫妇的尊敬。
在异国他乡能遇到高中时期的老同学，见面以后，我们能够共同回顾我们走过的风雨路，讨论我们所经历的历史事件，这对已经进入晚年的我和陈楚三，应该说是难得的幸运！说到我对陈楚三夫妇的尊敬，是因为在去年，我从微信上看到陈楚三夫妻拿出100万人民币，捐助湖北黄冈陈潭秋中学，他们夫妇希望以陈楚三牺牲的父亲陈潭秋命名的中学，能够办好教育事业。就我所知，陈楚三夫妇并没有大富大贵，都是凭工资和奖金吃饭。当然，陈楚三在一家私营企业高管层任职，可能收入较高。但他们夫妻晚年在自己生活无忧的情况下，能想到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一点力量，这在红二代中，应该说是比较少见。特别是不少父辈位高权重的红二代，他们利用父辈的权势，成了亿万富翁以后，想的都是把财产如何转移国外，以及自己如何过奢侈生活，如众所周知的李鹏子女。对比起来，陈楚三夫妇的捐助善举，不能不使人对他们夫妇产生敬佩之情。
还有，陈楚三令我刮目相看的是，作为一个学理科的大学毕业生，在退休以后，在国内写作内容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他能够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吴忠去世后，把吴忠关于天安门四五事件的口述录音整理，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上。这说明他对恢复历史真相的意义有相当的认知，而且有一种敢于担当的勇气。这也使我对他格外佩服！
另外，5年前，陈楚三没有安于晚年衣食无忧的退休生活，而是能够下决心写一本回忆录，如实记录自己的经历，揭示历史真相，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过来人都清楚，我们生长在运动不断的毛泽东时代，也经历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年代，到了九十年代，江泽民上台以后，对89年民主运动进行清算，迫害了成千上万参加民主运动的年轻学生，随后又镇压法轮功，而习近平上台以后在反腐中，同时加紧言论控制……这些都是我们的亲身经历。在半个多世纪里，我们亲眼目睹了中共所导演的一场又一场让人惊心动魄的戏剧：反右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庐山会议，饿死三四千万农民的大饥荒，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89年邓小平的北京大屠杀，……所有这些历史真相，都需要人们认真记录和清算。但在国内对言论严加控制的情况下，在知识文化界普遍崇尚犬儒精神的社会氛围中，能够秉笔直书，记录历史真相的文化人实在太少。在这种背景下，陈楚三冒着一定风险，通过5年的艰苦努力，写出一部40万字记录自己经历的回忆录，如果没有一种使命感，这个任务是很难完成的。因此，我对他这种精神也充满敬意。
所以，细心的读者一定从我撰写的《陈楚三和他的回忆录》一文中，看出我和老同学陈楚三离别多年后，在多伦多重逢后的喜悦；也能看出我对陈楚三写出的回忆录能够很快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正像一位高中同学所讲，陈楚三做了一件大事！而且我还认为，陈楚三写回忆录这件大事，将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和最光彩的一页。理由很简单，在掌权者竭力对历史真相进行掩盖和扭曲的情况下，在谎言和欺骗盛行的社会中，陈楚三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为子孙后代，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史料。所以，我是怀着喜悦和赞赏的心情，来撰写《陈楚三和他的回忆录》一文的。
文章完稿以后，我发给陈楚三，没想到他看了以后，急忙喊我不要发表，说好多事实不准确。于是，我约陈楚三夫妇来我家会面，当场打开电脑，他一一指出文章中不准确之处，如他指出：他是1956年进入101中学就读，而不是1957年；高二文理科分班，他和我一起读的是文科班，而不是理科班；还有，文革期间，他曾经给我打过电话，但没有联系上等。我对他指出的这些细节，当场一一做了更正。最后，他态度十分坚决地表示，他不同意该文在大中报上发表。问他为什么，他说在国外尽量要低调一些。我当时心里感到十分意外，但确实表示要尊重他的意见。
我们分手以后，陈楚三通过微信，发来明镜电视台主持人高伐林对他的视频采访。视频采访中，陈楚三就他写的回忆录内容，向观众做些介绍和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自己撰写的《陈楚三和他的回忆录》一文，完全是出于一片好意，为什么得不到他的理解？为什么他不同意发表？在我拿不准的情况下，经和大中报主编贾先生电话沟通后，他说你只要按事实真相写，发表不发表是你的权利。因此，我没有再和陈楚三沟通，就发表了该文。这就是陈楚三在声明中批评我违背承诺的真相。
陈楚三对我发表该文的主要指责，是指我的文章中涉及他个人和家庭的隐私。如果按《现代汉语词典》中对“隐私”的界定：“不愿告人的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事”，都属于隐私。那么我想，陈楚三的回忆录中，涉及的都是真人真事，如蒯大富的凶残，陈云的武断等等，所有这些当事人肯定不愿意公开这些事情，并以涉及个人隐私为借口，用来封杀他回忆录的出版。这时，你陈楚三又做何感想？你是否就必须按他们的意思，不再出版你的回忆录？同样道理，我的文章写了你陈楚三的一些个人和家庭情况，因此你就不准我发表，要求按你的意思办，这能说得过去吗？这是不是有些太专横？太霸道？
不错，正如陈楚三声明中指出的，他妻子和儿子讲的话，他不愿意公诸于众。但我却认为，正是他妻子和儿子的几句话，透露出十分深刻的社会内涵：即一方面表达了亲人对陈楚三的关心和爱；另一方面则揭示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恐惧几乎无处不在，即使来到加拿大，这种恐惧感人们也往往很难摆脱。所以，他妻子和儿子的话，不是对专制主义的有力揭露和控诉吗？在这里，我自认为对他的妻子和儿子没有一点贬损之意，因为，他妻子和儿子表达的完全是人之常情。事实上，多数大陆来到加拿大的移民，都不愿意违背中国当权者的意志，弄得回不了国。只有陈楚三和我这样敢于揭示历史真相的人，才有可能引起中共当局的注意。
的确，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炎黄春秋》被禁，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被抓，刘晓波死于狱中，还有朝鲜金正恩派杀手到国外杀死他的亲哥哥……所有这些事件，让我们看到独裁政权的残暴和邪恶，使人们对独裁者不能不心存恐惧。而陈楚三出版了回忆录，我在大中报发表了文革回忆文章，我们都说出许多历史真相，这自然是违背了中国掌权者的意愿。因此，我们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安全。
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就是中国和朝鲜这样的流氓国家不同，中国毕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一个正在转型的大国，为了顾及脸面和影响，对许多揭露中国历史真相的文人学者，如写出《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历史学家高华，对写出《红太阳是如何陨落的》部队学者辛子陵，对披露庐山会议真相的老革命李锐，对出版《墓碑》揭露大饥荒饿死人真相的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等人，都不能不网开一面。在这种情况下，说我的一篇小文章，对陈楚三的安全构成威胁，是不是有些夸大其词？
我想，在中国大陆专制主义社会背景下，除非我们像当下无数中国知识分子那样选择沉默，选择苟安，选择犬儒哲学，才会有一定安全感；而那些有正义感和有良知的人，那些敢于站出来讲真话，敢于揭示历史真相的人，他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敢于面对风险，这也是我们必须面临的现实。
联合国宪章中指出：“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习近平在19大中也提出，人们的美好愿望就是他们掌权者的奋斗目标。既然我们选择了实事求是，选择了恢复历史真相，那么，我们在有一定恐惧感的同时，也应该学习两千年前的司马迁，有足够的自信。我们应该深信，历史将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不知以上想法，陈楚三同学是否认同？
2017/12/20
附：陈楚三同学《关于潘文鸣先生文章的声明》
大中报
编辑先生;
我是陈楚三。贵报12月2日刊登了潘文鸣先生的文章《陈楚三和他的回忆录》，使我深为震惊，不得不恳请贵报，不吝版面一角，登载此声明。
潘先生文章的最后特意注明是“和陈楚三夫妻进行内容核实以后修改”，给观众的印象，似乎此文是经过“核实”、并经我同意发表的。这完全不是事实。恰恰相反，我不但在给他的微信上强烈反对，要求“万不可发”，并且在见面沟通时也再三要求他不得发表，临别时再次告诫潘先生“不要发表”，他也答应不发表了。然而，他却违反了自己的承诺和我作为当事人的意志，执意发表，我对他背信弃义的行为十分震惊。
明镜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我的回忆录，并播出了对我进行几次相关内容的访谈视频。本来，如果潘先生是对我的回忆录或者访谈视频进行评论，无论是褒是贬，那都是他的自由，我无权置喙；但是，潘先生此文并非评论文章，而主要是对他与我交往过程中涉及我个人及家庭情况的披露，这使我愕然。
潘先生发给我他的此文初稿，并紧急要求我去他住处见面。这时正是明镜对我几次访谈的期间，本不想赴约，但看在同学份上答应了；特别是看了他的文章初稿，更感到必须见面，一则为了制止他发出此文，二则此文“错误非常多”，应该指出；于是才有了他文中所说11月17日的见面。
见面后，我直截了当地罗列出他文中的一系列错误。他对曾经在其中学习三年的母校----北京101中学的历史的无知，对我们当时在校内活动情况的无知，都是我说他“错误非常多”的例子，当然也指出他对我个人情况认知的错误。我当时就向他表明，这种沟通只是为了纠正他认知上的错误，绝不是对他要发表的文章内容的“核实”，那篇文章无论如何不能发；他要我说明理由，我告诉他，文章涉及个人隐私，也可能影响到公众认知甚至我的安全。他表示了理解，并表态不再坚持发表此文。
我没有想到，潘先生正是对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感兴趣，因此不顾我的反对强行发表他的文章；我更没有想到，他连我明确指出他错误的文字也坚持错误，我不愿意揣测潘先生为何坚持错误，但这却深深地伤害了我。已经有我妻子的朋友发信,对潘先生的文章提出质疑：“我看了周六（二号）大中报登的‘陈楚三和他的回忆录’，作者怎么把你和儿子的一些话也写上了？是你们让他那么写的吗？...我想，这个人是朋友吗？你若是看了文章的后半部分会怎么想？我了解你和陈弟，才说这些，希望你们明白我的想法....。我不知道这个人想达到什么目的。”
由于潘先生背信弃义、侵犯隐私以及伤害我的行为，我不能不撤回我将把我的回忆录赠送一本给潘先生的承诺。
陈楚三 2017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