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花时节，坦克来灌顶
———从诗歌看西藏喋血
（瑞典） 茉莉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西藏发生骚乱的时候，我把孔子的这句话引申一下：如果不读一些西藏当代的地下诗歌和流亡诗歌，我们就不能理解这次事件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不能理解其深层心理因素及其因果关系。
前几天，我在网上读到一位笔名“安然”的藏人写的一首诗。这首题为《为了自由怀念》的小诗，一开头就把我震住了：
“格桑花开的时节，坦克前来灌顶。”
如此精妙地画龙点睛，把藏区喋血的直接原因给指出来了。正是阳春三月，无边的大草原上，金黄的格桑花——对藏人来说象征着爱与吉祥的圣洁之花，灿烂地开放了。尽管在3月10日西藏人民抗暴纪念日之时，拉萨等地寺院的喇嘛举行了和平的抗议游行，那是实现人民言论集会自由权利的行为。穿着绛红色袈裟的喇嘛们走出来示威，就像格桑花迎春开放一样，是绿色高原的一道自然风景。
然而荷枪实弹的坦克开过来了，和平示威的喇嘛被中国军警包围、殴打和逮捕。此诗的作者，把当局出动坦克的凶狠镇压，比拟为“灌顶”。在藏传佛教中，灌顶是一种重要的宗教仪式，一般是活佛高僧用手、法器或哈达触摸信众的头顶，为善信祈福。而口口声声尊重宗教自由的中共当局，竟然用坦克给藏人“灌顶”，这是多么强烈而辛辣的讽刺啊！
◎ “点燃一盏酥油灯我们去游行”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所谓“观”,即观风俗之盛衰。所谓“怨”，即怨刺上政。按照孔子的诗学观去观察现实，我们可以说，今天在西藏发生的冲突，具有某种必然性。
自1989年3月西藏发生骚乱之后，在达赖喇嘛的和平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西藏境内有过近二十年的平静。但是，由于中共当局无视西藏人真正自治的要求，继续在西藏实行大汉族主义的政治高压政策，令许多西藏人的忍耐达了到极限。他们早就在诗里吟诵着：
“见过素朴的雪 /涂着无辜的血 /见过数百万人 /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无家可归 /以剧痛的眼睛目击诸佛的土地 /被红色皮靴践踏。”（丹真格勒《风马》）
“藏人的每一把刀子 /都被祷告的念珠的沉重手铐铐住! /每个年轻藏人的右手都有一尊佛像，/或神秘或并不神秘， 或云遮雾掩或云消雾散，/但左手依旧捏紧拳头！”（丹真嘉吾《几句心里话》）
“请点燃一盏酥油灯我们去游行 /狂风吹不灭酥油灯 /暴雨湿不透酥油灯 /游行时可以笑，可以哭 / 游行时可以活，可以死甚至可以疯。”（才旦嘉《 点燃一盏酥油灯我们去游行》）
这一类抗议诗歌，笔者在傅正明撰写的《诗从雪域来》以及他主编的《西藏流亡诗选》里读过不少。这些西藏诗人怀着悲愤的心情，以他们的诗歌表达了抗议。
◎ “难民是鱼，政府是烧红的油锅”
在境内藏人开始游行的同时，流亡印度的西藏人在抗暴49周年纪念日，以和平游行方式前往西藏边境，抗议中共以武力占领。十年前，笔者曾经在印度达兰萨拉访问达赖喇嘛，并参加西藏抗暴39周年纪念活动，因此能深深体会到，在漫长的流亡中，境外藏人的痛苦、哀伤与无奈。
“诗缘情”是诗歌艺术的本质特点。西藏流亡诗人不少是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读他们凄怆哀绝的诗歌，我们就能理解，他们为何要冒着危险徒步回乡。
丹真宗智的《我的西藏特色》一诗，表达了许多在异国出生的藏族年轻人的心愿：
“我是西藏人。/但我不是来自西藏。/从来没去过那里。/我却梦见 /死在那里。”
果洛里加的《冷冷结局》 一诗，表达了许多逃亡印度的藏族青年的无奈与坚持：
“命中注定 /你要成为别人的新娘 /我将选择无悔的远方。”
有的流亡诗人把自己比作西藏的蒲公英，“在陌生的草地漫无目的漂泊，在那里默默零落成泥。”有的流亡诗人呼号着：“夏贡拉雪山啊！难道你一点也不怜悯，你脚下途步跋涉的人们？”即使在西方国家定居下来，流亡诗人仍然宣誓：“我的心将死在美国，我的魂将活在西藏。”
尽管这些诗歌令人动容，却打不动中国专制者的心。丹真嘉吾在《流浪者的随笔》一诗，如此形容中共当局与流亡藏人的关系：“难民是漏网的鱼，政府是烧红的油锅。”
◎ 诗言志，弱小民族要崛起的预言
前不久，笔者在接受英国BBC电台的采访时说：如果北京继续拖延同达赖喇嘛的谈判，导致藏人激进派抬头，这将使西藏成为一座火山。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本人从西藏诗歌中读出来的危机感。
传统诗学历来有“赋诗言志”一派，“志”的含义包括记忆、记录和怀抱。不少西藏地下诗歌感时咏史，情辞慷慨，复述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前面提到的那位叫“安然”的作者，在这次西藏抗议活动中，他看到“无数的手臂从地面长出，张向风雨如晦的天空。”之后，向南方走去：
“于是我来到大山身边 /寻求慰藉 /大山突然放开它响雷般的歌喉 /以诵经样的庄严 /讲述我们民族的历史。/那荒疏的母语 /是格萨尔王的故国、/莲花生大士的度亡经，/是仓央嘉措只念给一个人听的爱情诗。”
除了回忆藏族悠远的古代历史，西藏地下诗歌也记录中共入藏后的血腥暴行。果洛里加的这首诗，表达了一代年轻藏人存留于心的屈辱感：
“昨天错过了当兵的机会 /敌人的刺刀 /杀死了我们。/脚踩着懊悔的尸体，说：/ 瞧！/这是奴隶。”
他们因此倾吐自己视死如归的怀抱：
“尊严是生命舍出去的回扣 /朋友们！/死即挽留尊严的出路。”（安乐业《淘金者的尊严——狱中进行第二次绝食那天作》）
西藏最著名的诗人端智嘉，在自杀之前留下名作《此地也有一颗跳荡的心》。他在诗中回顾了西藏民族的历史风云，表达了生命中最后的期望：
“人们希冀的水蒸气无疑会腾上天空，
雪域声威的蓝云无疑将从南方升起，
那些漂泊异域和厮守故土的人们，
境内的藏人和流亡的藏人
都将奋发崛起。”
这就不是单纯的以泄愤懑、舒泻愁思的诗歌了，而是一个弱小民族要崛起的预言。前几天瑞典电视台播送了这样一个镜头：上千名甘肃藏人骑着骏马，呼啸着纵横奔驰，在一所学校升起了西藏的雪山狮子旗。今天藏区各地的顽强抵抗，在诗歌里早就预言过了。
很遗憾，中国古代统治者尚有采诗制度，用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而当今中国的统治者却是一群不肖子孙，他们不读诗也不反省，只会凭借强权一味欺压弱小，横蛮地激发民族矛盾。这次喋血悲剧的发生，表明中共治藏政策的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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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8年四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