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革命与逍遥的日子（2）
“你这是拉大旗作虎皮，拿军党委压制群众运动，保护你们几个领导过关，你问问大家能答应吗？”何文龙开始煽动群众。
“当然不答应，都过这么久了，今天必须对大家有个说法。”
“不要以为自己是诸葛亮，把群众当阿斗。”
“不敢正面回答问题是在拖延时间，抵制四大，反对文化大革命！”
“心虚……”
又是那几个病员在下面大呼小叫、起哄，本院的军人、职工只是在那交头接耳，窃窃私议，谁也不公开发言，神情严肃地注视着主席台上几个领导，无形中增大了他们的精神压力。
面对何文龙一伙的逼问和声讨，又处在众目睽睽之下，几位领导面面相觑，闭口不语，显得很被动，就连老成持重的袁政委一时也不知说
啥好，会场陷入僵局。
“你们不敢说话，说明你们根本没把我们提的问题当回事，十几天都过去了，还没研究出来？纯粹是在糊弄哄骗人。”何文龙稍稍停顿了一下，提高声音：“今天不多说了，你们必须回答两个最紧迫的问题。”
“什么问题？”王院长朝前探身问道。
“第一，为何到现在仍然拒绝承认我们‘革造司’的合法地位，不给办公室，拒绝报消办公费用？毛主席都支持上海造反派了，你们还在那摇摆观望，究竟是什么立场态度？”
“这个……我们还要报告上级，会很快答复你的。”袁政委放缓了语气。
“第二应立即开除仇正轩的党籍和军籍，押送公安部门处理，怎么还让他拿手术刀？出了问题谁负责？”何文龙咄咄逼人，好像他是才是院长。
“不行，仇的问题还没搞清楚，怎么能随便处理？”袁使劲摇头。
“都半年了还没搞清楚，政治处是干啥吃的？”说话的是“老表”卢成怀，他站在何文龙身旁。
“我们还在外调，有些问题要重新甄别，哪有那么容易弄清楚。”高炳文一条腿有点瘸，坐着讲话，口气有点傲慢。
“那么多检举材料还不能说明问题？你们不相信革命群众，不会是在有意拖延时间，包庇国民党特务吧？”何文龙话带挑衅。
“你这是什么话？组织上处理一个人是很慎重的，是要重证据、讲政策的，任何疑点都要搞清楚，怎能偏听偏信？”高主任有点激动了。
“老高，有话慢慢说嘛，不要冲动，注意态度。”朱超突然出来劝劝解高炳文，口露埋怨。
“我就这态度，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不像有些人，阳奉阴违，风吹两面倒。”高炳文眉头微皱，话里带刺。
“高炳文，你说谁阳奉阴违两面倒？你有什么根据？讲话要负责任哟。”朱超被激怒了，“腾！”地一下站起来，手指高炳文质问。
“干都干了，还怕人说吗？”高炳文毫不相让，提高了声音。
“我干什么了？你讲清……”
“你们俩吵什么？都闭嘴，不像话！下去再说。”袁政委坐不住了，立起身来厉声呵斥二人。
人们被台上激烈的争执吵闹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原来院党委并非铁板一块啊，政治处正副主任之间竟有如此大的矛盾，看来平时两人的友好亲近都是装出来的，关键时刻，翻脸不认人，相互攻击。另外，听高炳文话外之音，似乎朱超在支持造反派啊，这就严重了。
稍过一会儿，会场变得混乱起来，台上的领导开始交头接耳，台下职工的议论声越来越大，终于变成口号爆发了。
“院党委压制群众运动，打击造反派，必须低头认罪！”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袁劲节包庇重用国民党特务仇正轩，罪责难逃！”
“官官相护，丧失革命立场。”
“打倒袁劲节！”
……
湖北东风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大会
这一次，声音响亮多了，肯定不只是那几个伤病员在喊了。我无意间看见远处的何文龙、卢成怀两人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混乱中，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主席台上的朱超突然举臂高呼：“打倒高炳文！”高炳文一怔，气急败坏站起身来还以颜色：“打倒两面派朱超！”
“哈哈哈哈……”众人先是发愣，接着讪笑不已。
“狗咬狗。”
……
朱叔叔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内讧嘛，你是院党委常委，这样一闹，院党委在全院职工中还有什么威信？你自己在大家、包括我们这些家属小孩心中又是个什么形象？不该这么冲动啊！
果然，王院长铁青着脸，站起来朝高炳文直摆手：“散会散会，胡闹，搞什么搞！”
一听王院长发令，贾德才副院长（“野猴子”的爸爸）不等高炳文开腔，跑到麦克风前大声宣布：“散会了，下面放电影。”他分管后勤，虽没文化，可是个老红军，天不怕，地不怕，官架子还挺大，谁敢拿他怎么样？
一场闹剧草草收场，双方什么目的也没达到，全体职工陪着挨冻两小时，喝了一顿西北风。
这是我所见到的114医院在文革中“动静最大”，却又“滑稽可笑”的一次批判大会。
会后，虽已近9点钟了，仍然放映了电影《南征北战》，不过观众仅剩下我们这些小孩和几个伤病员。
第二天，我问爸爸，朱叔叔为什么要那样干，爸爸哈哈一笑，说：“朱副主任也有情绪失控的时候，事后也后悔，在院党委会上主动作了检查。高炳文得理不让人，不接受朱副主任道歉。高炳文这个人一向趾高气扬，目中无人，和谁都搞不好关系，我也讨厌他。哎，我给你说这些干啥？你不许出去乱讲啊？”
“晓得。我再蠢，也不会说朱叔叔坏话，更不会出卖爸爸！”
“油嘴滑舌。”爸爸笑道。
1月20日，114医院发生了建院以来最大的事件——仇正轩自杀了！
爸爸21号中午回家告诉全家这个消息时，我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解放军部队怎么会有人自杀？
我长这么大，从未见过人自杀，更不知道人怎样才能自杀，急忙催问爸爸关于仇副院长自杀的祥情。
原来事情经过是这样，今天早上七点钟，闫熙芝下夜班回家，进屋后见另一间屋里，仇小宁、仇小波兄弟俩还在睡懒觉，就没叫醒他们。她回到自己房间后，见仇正轩躺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一点动静也没有，感到不对劲，忙走到床边，猛地看见靠床的墙上有一大滩鲜血，都凝固了，吓得惊叫一声，一把扯开丈夫头上被子，看见仇正轩头戴军帽，身着军装平躺在床上，脸色灰白，双目紧闭，身下是一片殷虹的鲜血，浸湿了被褥和军装。她慌忙伸手一摸鼻息，仇早已停止了呼吸。
“啊！”闫熙芝见状再次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昏死过去！
叫声惊醒了两个儿子，跑过来一看爸爸惨状，嚎啕大哭起来。哭声惊动了隔壁的张副院长一家，进到仇正轩房内，也很惊讶，急忙安抚家人，保护好现场，叫人找来其他院领导和政治处保卫干事李永祥，并紧急通知应山县公安局派员勘察，共同商讨，处理后事。
听完爸爸的讲述，我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怎么会这样？去年暑假，我上仇家约仇小宁打篮球，碰见仇叔叔练书法，他还问我学校运动情况，态度挺随和的，精神也不错。这才一年时间就自杀身亡，太突然了吧。到底有多大罪恶和冤屈，非得走绝路呢？难道他真是国民党特务吗？就算真是特务，可以向政府投诚嘛。这几年，政府大批特赦战犯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工作生活都给出路。你有什么过不去，非得死呢？你死了，老婆孩子怎么办？他的两个儿子和我关系不错，常和我站在一条战线，和“野猴子”、“板栗”对垒。这么小就没了爸爸，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爸爸，仇副院长是怎么自杀的？”我回过神来问爸爸。
“听说是半夜自己用手术刀割开大腿根部内侧大动脉，血流干而死亡。”爸爸边说边用手指指我的大腿根处。
“那多疼呀，怎么下得了手？”
“人绝望至极就麻木了，还怕疼？再说他打了麻药，刀口又宽又深，死心是很坚决的，阎王都拉不住。”爸爸说完又上朱超家去了。
仇副院长是外科专家，人称“仇一刀”，曾在《解放军医学杂志》上发表过论文。他性格直爽，技术精湛，就是有点傲气，容易得罪人。他救过多少人的命，治愈了多少人的病，到头来却用那把熟悉的手术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悲啊！
仇正轩是大学生，知识分子，虽是国民党起义人员，我却不相信他是特务。解放这么多年了，搞了多少次运动，就算他是特务也早被挖出来了，可能隐藏这么深吗？再说了，国民党大战犯李宗仁都回归大陆了，大陆的人谁还愿当特务，为奄奄一息的台湾蒋介石政权卖命？不合逻辑嘛。仇正轩一定是被冤枉陷害的，是含冤自杀的。
真是这样，那就太不值了，人生最宝贵的就是生命，人命关天啊！
在广州我捡了条命，体会更深刻，生命乃是人们最初的珍爱，惟有生命的存在，才有可能言及其它。
因此，我佩服那些珍惜生命，敢为自己的生命而努力奋斗的人；同理，我轻视那些轻易放弃自己生命的人。哪怕你再冤屈，精神压力再大，也不能选择死亡来解脱，那样就意味着你默认了强加在你身上的罪名和冤屈，你一死，连辩解的希望也没有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地球不会因为少了谁而停止转动的。那些选择自我毁灭的人，除了他们的家人，关心他们的人，会真正为他们伤心、痛哭以外，谁还会关心他们呢？
三日后，114医院党委对仇正轩自杀事件作出结论：非因公死亡，开除党籍，并将处理结果呈报军党委批准。军党委即日回复：维持结论，细节问题留待运动后期处理。一星期后，仇正轩尸体运到应山县殡仪馆火化，没开追悼会。
以后的日子里，何文龙一伙造反派认为“仇正轩事件”处置过轻，继续揪住不放，大做文章，一直同院党委纠缠不止。
那段时间，医院大部分群众对此事件忌讳如深，公开场合，无人提及。对闫熙芝、仇小宁、仇小波则是冷眼相待，甚至避而远之。我不屑这些世俗偏见，继续和仇家小哥俩来往，每次回114医院，仍会找他俩玩，爸爸也不反对。
1974年，姐姐、仇小宁、仇小波同时被招进湖北省竹山县7031热电厂工作，关系一直不错。那时候，两兄弟已随继父改姓夏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仇正轩自杀案重新甄别处理，撤销了原先调查结论中的不实之词，恢复了党籍，在孝感军后勤部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王世均副部长主持并致悼词。
一年后，夏小宁、夏小波从竹山县大山沟调到云梦隔铺7250部队盐厂。闫熙芝1969年就改嫁了，丈夫是应山44师卫生所一个死了老婆的军医。
以上是后话，是我回四川后，后来调到武汉的姐姐告诉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