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故乡学校不了情
我从记事时起，就十分钟情于家乡的小学校。
据上辈人说，故乡的小学校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在当时就小有名气。有史可查，当时力挺建校的开明士绅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勇敢地伐掉名刹慈云寺中一棵千年白果树，建成的教学楼使用至今。因当时乡亲们大多食不饱腹，故发展到解放初期也只有一至四年级的初小规模。
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学校马上升格为一至六年级的完全小学（当时称完校）。在我的记忆中，每当太阳从东方露出笑脸，高悬于院墙外国槐枝上的磬钟便“当当”响起，浑厚优雅的钟声在氤氲缭绕的山谷中久久回荡，惊醒了我的甜梦，引起我对那二层教学楼上夺窗而出的朗朗书声无限神往。当然，其中不乏对校园葡萄架上飘香硕果的垂涎，对亭亭玉立傲视楼顶的兄弟柏的仰慕。
1958年，我随着时代激进的步伐迈进了校门，虽然大跃进、食堂饭、低标准等特殊年代接踵而来，我还是在这里完成了小学六年的基础学业，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业未成的我以民办教师的身份站在母校的讲台上，这里已成了“戴帽初中”，与大队的耐火材料厂成了邻居。队办厂没有防洪意识，将工业废料大量堆积在河道中，让学校不知不觉中陷入了灭顶之灾。
1971年，一场罕见的大雨中，山洪骤然爆发。本不愿受河道约束的洪水在废料的排挤下，破学校大门而入，闯进校园肆无忌惮。大部分学生在教师的组织下爬上2楼狂呼救命，一名贪于玩耍的学龄幼童措手不及，被洪水挟持而去，葬身鱼腹。
洪水过后，小学校房毁屋塌，断壁残垣。过去闲人免进的财务室桌翻柜倒，现金、账本等贵重物品在没膝深的淤泥中随处可见。昔日摆放整齐的桌椅板凳、篮球架、单双杠等不翼而飞，只在河道的拐弯处留下些扭曲的钢管及桌腿凳面，教师宿舍被洪水灌地一塌糊涂，被褥衣物全成了目不忍睹的泥蛋蛋。
因葬身洪水的学生家长是大队干部，也因大多数贫下中农对原学校的位置、容量不甚满意，遂利用大队多年办工业的积累资金，请来了东山的建筑队，选择四、五队的交界处这个全大队的中心位置，大兴土木。
新落成的校舍别具一格：一溜儿五座冬暖夏凉的双层石券窑洞雄伟中不乏笨拙，玲珑别致通风采光的两层砖结构小楼新潮中透出单薄，虽然使寺庙改建而成的原学校相形见绌，但让其承担教书育人的功能实在有些勉强。即便这样，新校舍落成在周围村落还是引起不小震动，专程赶来参观的不乏其人。我们教师当然不会落后，执绳测距，挖坑栽树，沿校园翠绿的梧桐树亭亭玉立，满怀信心地让新学校中飞出“金凤凰”。
村里的第二任学校，我曾在这里任民办教师数年。
时过不久，家乡又“膨胀”出“山头高中”，我们四个“拔节”的教师也被迫攀上了山头。此山头原有一家农户独居，因吃水、上工等日常生活多有不便，便舍弃了破败不堪的农舍，搬入村中安营。高中部是受电影《决裂》的影响仓促上阵的，且不说搞教育的软件具备与否，仅就教师的吃水问题就无法解决。无奈何，就要求学生上学时轮流给老师捎水。十五六岁的年龄，自己吃水似乎都没操过心，负重登高数千米给老师担水心中岂无怨气！有女学生就偷偷地将担水时必备的手帕擦汗后在水桶中洗一洗。只要对老师封锁消息，学生就可以如数“交差”，我们教师也照吃不误。
当时大队办的山头高中 ，如今已经荆棘茂密，无法近前。
民办教师的我曾在这里“误人子弟”了好长一段时光
山头生活的艰苦自不必说，但我还是从中找出了乐趣：授课之余，附近的山头成了我的“后花园”，野兔在脚前跑过而不必大惊小怪，山鸡在身后躲藏也每每习以为常；夜晚，风清月朗，带上心爱的小提琴，落坐在温热的岩石上，极目远眺，天地一体，跳荡的音符尽情在指尖流淌；万籁俱寂的雪夜，我往往把两扇窑门开一道缝，将笤帚类的重物架在门扇上，取暖火炉产生的一氧化碳可以从门缝及时溢出而不必担心煤气中毒。如果野兽贸然来访，只要门一动，重物就凌空砸下，不速之客一定会夺门而逃。
“山头高中”大概办了两个学期左右，巩县第二高中就开始招生，我校的高中部还真应运飞出了“金凤凰”，让学生有幸成了堂堂正正的高中生。接着，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还有学生挤进了“文革”后首批大学生的行列。我们几个年轻的民办教师也趁此良机，赤膊上阵，毅然跳出了“农门”。改革开放后，由于我村人口向山外转移，家乡的学校又一次异地而建，座落在3队20亩地东端的红土坡孝大铁路下，只是将往日的“戴帽初中”、“山头高中”免了“冠”，又成了30年前的“小学校”。据有人说，这与我们几个跳出“民办”加盟“公立”，造成学校中坚教师“断档”有关。我不咎其责，但我仍衷心希望心仪的家乡学校雄风重振，人才辈出。
家乡现在的小学——白瑶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