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 郊外餐厅拼体力
我在多伦多闲住的一段时间里,儿子、媳妇有空了,就陪我们出去兜风,他们上班时,我或者骑上儿子的健身自行车出门开眼界,或者掂上篮球到每个社区必有的球场去锻炼,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肥吃饱喝的时间长了,担心自己坠入“心宽体胖”的“深渊”,很想消耗一下“余热”,顺便创造一点“经济效益”。恰好加拿大有一个中文网站叫《加国无忧》,为注册者免费提供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我就试着在网上发布信息,称自己是农民子弟,教师出身,身体健康,欲帮他人写写回忆录,或辅导华裔小孩补习功课,或陪伴热爱音乐的学生练练钢琴云云。下午贴至网上,没想到当天夜里就有电话上门,称一高尔夫球场餐厅需要洗碗工,每小时8加币的不菲报酬,热切邀请我“加盟”。原想找一些“体面”的脑力活儿,没想到竟是“累脖(儿)工”(英语中的“体力劳动者”发音“累脖儿”)。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忙季节的双抢、三秋等高强度农活十分熟悉,而冬春时节的平整大寨田、修公路、垒大堰等繁重体力劳动更是屡干不鲜。上讲台之后,尤其是加盟公立教师之后,多少年再没有体验过那种辛劳,很想用体力活儿来检验一下自己现在的体能,尤其想体验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者的滋味。而每小时8加币的报酬,按当时的汇率,等于每干一分钟就有接近一元人民币的收入,比国内博士后的薪酬还高,何乐而不为?
高尔夫球场地处万锦市郊区,与儿子所住的列治文山市东邻,这里的地势凹凸有致,满目翠草如茵,中间碧水萦绕,四周绿树环抱,世外桃源般的景致吸引着追求消遣的客人。
球场美景
球场美景
球场夫妻俩
迷人的球场是港、澳、台移民加拿大的几位阔佬合伙投资的,董事长可是个豪门之后——蒋介石时代四大家族中孔祥熙的孙子。他几次视察球场在餐厅推杯换盏时,我观察这位有些黑、不太胖、个子稍矮的老者身上,完全遗失了名门闺秀宋霭龄那超凡脱俗的遗传基因(坊间传言宋霭龄无后估计属实)。常务董事是一位个头高挑、肚皮微腆的何姓男子,看样子年过半百。按我原先的想法,他身价千万,一定是一个深居简出养尊处优的人。但与董事长每次光临都高规格招待相反,他每到餐厅转悠,不管他人是否在场,见到可口的食品,抓起来就往嘴里填。可能与其属单身贵族有关,有时再来个“吃不完兜着走”,让只知温饱滋味的我们都不可思议。球场聘用的经理是一位不足30岁的华裔白领,管理能力怎么样不敢妄加评论,只是他基本丧失了母语的表达能力,轻易不敢与自己的同胞语言交流的表现让我好生悲哀。球场的餐厅由中餐厅和西餐厅两部分组成。若单从经理个人形象上评价,两个餐厅的经理都一表人才,年轻帅气。中餐厅的楼面经理是一位香港年轻人,二十浪荡岁的年龄,胯下奔驰车,经常和打工的越南少女暗送秋波。西餐厅的经理更是年轻,没什么教养。由于西餐厅经营惨淡,常常门前冷落车马稀,我离开后不久就关门歇业了。
我每天上午10点骑自行车沿19街奋力向东,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按“征服”6个十字再南拐不足两千米计算,大概就十二、三千米的距离。后来我才知道就在19街与Kennedy交汇处的东南角,实际距离11.3千米。
一位50岁左右的女性于师傅带我进入木结构的二楼餐厅,穿上围裙,戴上手套,泡一杯特别忙时缓解情绪的花茶,按时计酬就开始了。面对餐厅服务员(英语发音“威特儿”)送来的一筐筐的碗、盘、杯、碟、方的、圆的、长的、扁的、大的、小的、轻的、重的、陶瓷的、玻璃的、塑料的、金属的、功能、形状、质量、质地千差万别林林总总的餐具,我都要先动手把其中的“残渣余孽”清入垃圾箱,分类归队靠在中间是一根根立柱、五面镂空的塑料方筐中,抓起悬空的高压水枪进行初次冲洗,然后推入洗碗机。随着洗碗机上盖沉闷地下落,机内80摄氏度的热水从上下左右等不同方向反复冲刷,加上洗洁精和消毒液的最终消毒,前后不到十分钟,近三十件餐具就洗涮干净了。于师傅打开机器,拉出筐子,将烫手的餐具归类整理,送回大厨们规定的地方,一套洗碗程序就如期完成了。
这个高尔夫球场实行的是会员制,每人交纳一定数量的会员费(大概每人每年2万加币)后,在草地上恣意挥洒金属球杆消耗的体能都可以在餐厅中得到补偿。一般情况下,餐厅只对会员免费午餐。得益于这里迷人的风景,下午多在草坪上举行婚礼,夜里在餐厅中大宴宾客。
每逢喜宴摆开高朋满座,餐厅中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像跃出战壕发起冲锋的战士:灶台上,烈焰阵阵,锅勺交响,大厨、二厨、配菜、面点等一个个手忙脚乱挥汗如雨;餐厅里,那些统一着装的“威特儿”,双脚一个个都像踩上了风火轮,让鸡、鸭、鱼、肉、海鲜、野味、沙拉、甜点、果冻、蛋糕等等美味就像变魔术似的,转瞬间就出后厨摆到食客面前;而洗碗处的我俩(太忙时也会增加到3个)也赶紧赤膊上阵,像机器一样开足马力高速运转。
几十桌,几百人,成千上万件餐具,要想在几个小时内洗干净,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西方人爱讲究,他们上桌的餐具也讲排场,比如说上一条鱼,在国内一般只需要一个盘子就够了,而他们却要分为几个盘子来完成,还各在下面再垫一盘子,中间点缀一层镂空为花朵状的白纸,别出心裁。而让我闻所未闻更叫不上名堂的美味珍馐,他们更是下面垫、中间盛、上面盖等,更少不了洁白的装饰纸。这些装饰纸一见油水,就会粘在餐具上,如果用水枪冲,势必堵塞下水道,必须用手一件件拿起,一张张撕掉,十分麻烦。其次,那数不胜数的餐具中,有易碎的酒杯、玻璃杯需要小心谨慎;还有那些名贵的银筷子、垫筷子的银如意,还有西餐中的银刀、银叉、银勺等等,因为怕氧化失去光泽而不能使用机器(原因后面解释);还有那一只手都掂不动的大磁盘,和数量众多的需要用漂白液浸泡才能去掉茶渍的小茶杯等等。更要命的是那些机器装不下的油托盘、大盆子,以及西餐中的令现代化的洗碗机无能为力的蛋羹钵和厨师要轮番使用的大大小小的十几个烧锅,都需要在事先准备好的热水池中泡一阵子才能洗净。那时候,望着地上那越堆越高,转眼间就没了下脚地方的餐具,麻木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词汇——天昏地暗。自己真恨不能顿时变成千手观音,缓冲一下这种令人烦躁甚至窒息的局面。
忙得要命也就罢了,但最怕的是忙中出错。
洗碗机添加的洗涤剂有两种:洗洁精和漂白液。洗洁精的主要作用是祛油污,而漂白液因富含化学元素“氯”,既可以杀菌又能够漂白,能让洗出的餐具既干净又卫生。但漂白液中的氯元素爱和银发生化学反应,经空气氧化后,使亮洁的白银变色,所以,银餐具是不能直接进洗碗机的。于是,洗碗处就根据实际设置了一个水桶,专门浸泡银餐具及东方客人爱使用的筷子,桶里只兑洗洁精。这个道理都有我讲给新来的帮工。有一次,餐厅的客人实在是太多了,一次酬宾30桌,把我们洗碗工忙得晕头转向。当新来的小帮工问我银餐具如何处理时,思维麻木的我抓起漂白液咕咚咕咚就倒进了水桶中。待腾出手来处理银器时,发现洁白的银器都黑黝黝地阴沉着脸,似乎饱含着无尽的委屈。这可怎么办?分身无术的我们当时就没了主意。
真可谓苍天有眼。老道的中餐厅经理预料到洗碗处这天一定忙不胜忙,事先就通知于师傅的爱人朱先生下班后赶来救急。朱先生不愧是干大厨出身,只见他把泛黑的银餐具一把倒入水池中,一边打开水龙头持续冲洗,一边用清洁球一个个反复擦拭。望着那面目全非的银器和朱先生辛苦的背影,我心头当时只萦绕两个字——惭愧。
当然,餐厅的忙活儿也不是天天如此时时这样,偶尔也有客人不太多活儿不太忙,让人喘口气的时候。每当这时,我总是找一些打扫餐厅卫生一类的活儿,如把整袋整袋忙时来不及清理的垃圾装车送入集装箱;或根据西方国家废品管理的规矩,把餐厅用过的废纸箱拆开、叠好、放在指定的位置;或把餐厅煎炸食品用过的大桶大桶的食用油倒进废油池等等。绝不是说我有多么高的自我约束能力,而是觉得既然咱挣资本家的外汇,就应该入乡随俗,遵守人家按时付酬的规矩,总不能“仆人”的身份“主人”的心理。
时间长了,经历中难免会产生一些有趣的小插曲。
工作时,于师傅爱把手机放在工作台上方的一个陶瓷小茶杯中,显示屏朝前,便于随时观察时间。有一次,一位中餐厨师和她开玩笑,把几朵示爱的鲜艳玫瑰插在茶杯中,为了防止凋谢,还在茶杯中添了一些水,而把手机平放在木板上。因为我事先不知道,见没了时间不方便,随手又把手机竖放在茶杯中。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于师傅见心爱的摩托罗拉手机泡在水中,大惊失色,赶快捞出,想尽各种办法驱除水气。当时扬州的工友路京在场,他从事的就是应用电子方面的工作,见状断言,手机一定报废无疑。我不死心,开动脑筋让它恢复功能,包括用卫生纸包起来放在白炽灯泡下烘烤等,但一直鲜见效果。隔了几天,我发现于师傅的手机照用不误,受愧疚和好奇情绪的双重驱使,赶紧询问原因。她告诉我,她爱人朱师傅见电影中有黑心商人为使粮食增重而让大米自然吸潮的镜头,受此启发,将手机埋在大米中一段时间,果然潮气吸尽完好如初。真可谓处处留心皆学问!
西餐的大厨是一位年纪不足30岁的大胖子,臃肿的体态完全可以用“不可开交”来形容。虽然他也会背着高尔夫球袋绅士模样地锻炼身体,但每当提到他,工友路京都用“毁了”来表示不屑。由于他实在太胖,或因“贵”为何老板的“干儿子”,所以他干活从来都是慢慢腾腾,鲜有效率。有一次,我在后门清垃圾时恰巧他赶来上班,出于应酬,我戏虐地对他说,大师傅来这么晚可不应该!谁知他悻悻地回敬说,我来得早晚没什么,餐厅少了你可玩不转!我当时一头雾水,一句玩笑话他都当真,这么重的戒备心理缘于何处?
我后来发现,越是中餐忙得不可开交时,本应该消闲的西餐却频频送来那大大小小的最难刷洗的烧锅,让分身无术的我们洗碗工忙上加忙。原先我想,反正老板按时计酬,你给我加的活儿越多,工作时间就会相应延长,收入就越高,何乐而不为!到了后来,竟发展到他们用过的炊具不往我们洗碗处送,而南辕北辙地拐一个弯放在西餐厅的门前逼我们去取,而餐厅的两个经理多次路过都视而不见。一次,我取这些物品时恰巧碰见西餐厅的楼面经理,一时气愤难耐,脱口就问经理这是怎么回事,见他回答吞吞吐吐时我忍不住又追问,难道这事你们就不管吗?年轻气盛的小经理见我咄咄逼人,气不打一处来,指着我的鼻子吼起来:你以后对我说话客气一点!西餐上的始作俑者见硝烟欲起,赶紧过来左拉右劝,避免了战火升级。从后来事态发展的情况来看,这些餐厅经理们是早知当初,但为什么没有未雨绸缪而让矛盾激化甚至影响工作呢?其原因和我们的思维不谋而合——策划事端的西餐大厨是老板的干儿子。换句话说,常务董事何老板是胖子大厨的干爹——这种绕嘴的裙带关系在先进的西方国家竟也有市场。
事已至此,于敏师傅不得不告诉我,西餐厨师挑起事端不是冲我而来,而是早有预谋,只是我这个教书匠眼里不揉沙子,忍耐能力有限所致。她说应聘伊始,餐厅对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就明确界定:中西餐要洗的餐具都必须自己送到洗碗处,洗碗工没有义务到处收集。见洗碗工是新来的,无聊的西餐胖厨欲先入为主,指使一些份外的事。于敏师傅的坚决回绝让西餐胖厨很挂不住面子,耿耿于怀之余就蓄意策划,在日常工作中处处设绊,让我们洗碗工不得安宁。而餐厅管理者也出于对胖厨特殊身份的考虑,照样睁只眼合只眼,得过且过。
在胖子西餐大厨的麾下,有一个人称“阿庄”的年轻帮工,广东人,矮矮的个子,皱巴着脸,经常穿一件令人眼花缭乱的白底黑波纹裤子。他大概认为仅从外表不能显示独特个性,所以待人接物总追求另类:走路老嫌别人挡道,总是伸出一只手拨拉前面的人,仿佛只有自己才是天底下最忙的人。有一次,我正低头在大垃圾桶中翻找一张抛弃的发票,他手端一锅食品风风火火赶来,也不管对别人有没有影响,“通”一声就倒了进来。我当时倒没说什么,倒是工友路京实在看不上,操着吴侬软语连身说:你尊重些人好不好?别人正在工作呢!还有一次,他见只有我一人值班,就问于师傅到那去了。由于他满口的粤系方言非常难懂,问了我两次后就不耐烦地说,这样的话你都听不懂?(我这人耳贱,别的方言听不懂,唯独最后一句难听话马上就理解了)仿佛他的“金口玉言”比我国努力推广近百年的普通话更正宗,听不懂他的话是绝对不可饶恕的!我原先以为,这个怪怪的阿庄对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谁知有一天于师傅惊呼道,阿庄也有让人的时候呀?我扭头一看,只见弯腰工作的中餐大厨挡住了过道,而这时爱伸手拨拉别人的阿庄却静静地站在一旁,乖乖地等候通过的时机。
有一次,我赶到球场时还没到上班时间,自己就按国内的思维到碧绿的草地上随便溜达起来。平常疲于工作,只忙中偷闲地瞭望过球场的景致,细微之美还真不清楚到什么水平,这次亲临现场,发现那别致的小桥、潺潺的流水、突兀的喷泉、如茵的绿地,一件件精雕细刻,一处处如临仙境。
正当我流连忘返时,发现中餐经理远远向我招手,我只当有什么要事相告,气喘吁吁地到达餐厅时,经理淡淡地告诉我:我们勤务人员是不能到顾客中去的!我虽然当时连口“扫瑞”(英语:对不起),但内心还是不由自主地提出了疑问: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标榜人权吗?为什么等级制度仍旧无处不在,壁垒森严?
还有一次,是我刚到餐厅没多长时间,对其结构还不了解。当时,通楼下卫生间的中餐厅正有西人举行婚礼,内急的我穿着工作服就从人丛中穿行而过。过了一会儿,于师傅告诉我说,经理对我不尊重客人的行为十分恼火,问我为什么不绕道而行?我说,绕道?我知道怎么绕?谁告诉过我去卫生间一共有几条道?谁规定的举行婚礼时旁边不准其他人经过?尽管我当时就发泄了内心的不满,但资本主义社会那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还是深深刺痛了我的自尊心。
从7月6日上工到11月5日的大雪封门,我整整在高尔夫餐厅干了4个月,在异国他乡收获了外汇,借机还结识了几位“患难”之交。
带我的师傅叫于敏,沈阳人,在国内一个民政部门专事财务。据她自己透露,在国内她已是家产百万,只是自己性子急,与有条不紊的丈夫格格不入,因此劳燕分飞。为了唯一女儿的未来,才远走加拿大,和现在的丈夫朱先生携手百年。从接触中,她刚强、干练、嘴一份、手一份,是一个不向世俗低头的人。
朱先生和于师傅年龄不差上下,早年曾就读于广州师范大学,在国内站过讲台,其家庭也有一定的背景。移民加拿大以后,可能是由于贪赌,引起家庭破裂。浪子回头后,与于敏组建了新的家庭,现在改行干厨师。每逢高尔夫餐厅忙得不可开交时,他都要前往帮忙。接触中我发现,他很机敏,人实在,心胸坦荡。另外还有两位忙时的帮工,一个是扬州的路京,一个是山东的李勇。身强力壮的路京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学生,与上海大学毕业的夫人曾闯荡过新加坡,取得过不俗的成绩,他本人也曾在英特尔上海公司主管过技术。为了自己的前途和下一代的命运,毅然忍痛割爱,移民加拿大再谋发展。由于他在2005年底才落地多伦多,正在积极寻找对口的工作,所以流落到体力工行列打工度日。路京的特点是善交际,心态积极,对未来的前途充满自信。李勇也是个大个子的山东小伙儿,农民子弟,军校毕业,在国内某顶尖大学读完研究生后移民加拿大,欲彻底脱离农家寒门。只是他的英语离融入当地社会还有一定距离,还需要利用加拿大政府专门提供给移民者的助学贷款再进一次校门。不过,这个山东大汉善良朴实,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他一定会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