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会馆宾馆大旅馆排场,不都和国际接轨。很多不登大雅之堂东西赫然在房间里醒目的地方;房间外少有沙发茶几,人只能在屋里躲猫猫或偷着乐。人在宾馆里不能在屋外消停或者会客。
我住的这家会馆叫个什么国际会馆。早上“叭肥"(buffet)不错,中西食物都有,荤素小菜齐备。只为一个肚子高兴,两条腿得穿梭受累。服务员都是些西安附近县里来的小妮子和小伙子，他们看起来都很想把工作做好,但都没好的训练。大多数人站没个站样，走没个走样，说话就像背台词。后来好些人都跟我熟了,乐意帮我送饭。有个小伙，视力像是不好，看刀看叉看勺都得挪脑袋调整焦距。走路很像虾米，眼睛专注前方，“敢问路在何方？”,摸石头还是过河？有个早上我问他：这包子里是什么馅呀？他眨巴眨巴小眼，想了好一会才回答我：应该是豆沙。是不该有毒？我很不习惯国内流行的把话往模糊说的习惯（留余地？）。什么叫应该？知之为知之。
我以前回国都是住家，住一个月宾馆还是头一次。国内的宾馆现在都看上去不错。但服务员都缺说话训练。比如，我通常一进屋就脱，空调不够。刚躺躺，电话响，我接。服务员说：有个女的找你；我问：姓啥？她说：跟你一姓。我急，提裤，扎带，套衫，咚咚咚咚地下楼（我住八楼，服务台在六楼），四处一看，没人。我问服务员：找我的女的在哪？她说：在电话上。我都想抽她。电话找跟真人找是一样的吗？国外打进电话得在服务台转。等我再跑上楼接电话，我老婆还在等我，问我为什麼这么长时间才接电话？我说你出什么吆鹅子？你什么时候跟我姓？她嘻嘻，我还在喘。幸亏美国电话费便宜。
上午，我一般就呆在家跟老妈逗闷子。我问妈为什么不想去疗养院？妈说她心里还有三件大事没搞定。我问哪三件大事？妈一脸严肃地说：一是要找组织汇报我们单位里这几十年的腐败情况（我妈是学院的会计）；二是要为他们原先住的现在拆又不拆盖又不盖的楼去找市委领导，要为弱势群体呼喊；三是要我去八路军办事处取回一个王烈士给她还的一九四八年秋借她的四十块钱(金圆卷还是法币还是袁大头她记不清了)，前些年还是前些月还是前些日子八路军办事处给她来过信。信找不着了。临了说，过去的共产党多好，知道欠账还钱。
我问妈，那我帮你把这三件事办了或说清楚，你是不是就去疗养院安享晚年？她说行。接着她口述，我给市委领导写状子。不一会，状子就写好了，妈审阅后很满意。说老实话,我的字写得不错。另两件事有些难度,只好跟妈绕点弯弯。我问妈：你给我党举报的那些贪腐领导现在是死了还是都还活着？她说都死了,我对妈说：我党现在抓活贪腐都抓得闪腰叉气内心绞痛胸闷气短忙不过来。如果党听你的话，两头硬，死活贪腐一起抓，那党就得累死;造腐反腐都是力气活精细活。要为党分忧，就别跟党提腐败了。我党弄的制度就是个腐败制度，在这制度下，不腐败，叫人咋混？再说把死了的贪腐骨灰都查实了，依法公开审判，骨灰们还不都得乐死？人家在死路上走得好好的,又让人家再走活路(当然对很多人来说,活路死路哪路好也不好说)。我劝妈：就别再让党受累了。我妈频频点头。道理讲透了，妈想通了。
最后我得帮我妈弄清什么是烈士？从概念上讲，烈士可不是硕士完了博士完了博士后也完了的烈士？烈士是用最后一口气喊完“共产党万岁”的神仙？“成千上万的神仙，在我们的前边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我一背毛主席语录，我妈的神志立刻就好了很多。我对妈说：你儿我是凡人。凡人能找神仙一起喝茶吗？我妈想了一会回答：人和神仙不能一起喝茶。我跟我妈的谈话，全是启发式。
连说带问，我就帮妈把三件大事说清了。妈妈心头舒服了。
差不多一个星期我就得走了。
我姐和姐夫才说去看疗养院。中国有句俗语，叫瞎耽误功夫。我都在西安瞎遛了三个星期。说心里话，我火冒三丈。
我觉得我中文说得很好，领悟力也不差，但回了国就觉得说话特别累。这些年中国变化大，但“见人只说三分话“，”难得糊涂“一点都没变。受共产党的影响，想事情全都是”既要。。。又要“。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可不是谁都做得了的。比如要死还是要活？中国文化就是让人累。逻辑逻辑。
我这才赶忙给答应帮我忙的领导朋友打电话。没想到他一开口就说我不够意思,回国三周也不向他报到。他在美国时在我们家呆过，特别爱和我面对着面神聊。我忙说对不起。我攘外先安内，先得把家里情况摸清楚，思想工作做到位。回国几天，那些套话我也说得一溜一溜。我的朋友很够意思，第二天一大早就在我的会馆门口接我去疗养院。
早上阳光明媚，见不着太阳，但天也不是敌占区的天。雾霾上头有太阳，地球之外是火星。
现在中国人生活好了，但主要是正当年的人好，中国现在有丰富多彩的把身子弄爽的场所和去处。老老人和小小孩是不好的。老人寂寞，小孩没奶，找好点的不太贵的养老院就像找安全的奶粉。我们去的这家疗养院在长安县，原先是紧挨西安的农村。现在紧挨城的农村早就不种粮了。全国一盘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城吃城靠人吃人。城乡结合，人畜两旺。马路修得不错，周围人烟袅袅。快到疗养院时，陪我的领导给他早年的部下打了个电话，待我们到时，有人已经在门口恭侯。这人是管疗养院领导的领导，领我们去见疗养院的领导，疗养院领导给我介绍了这家疗养院的组织结构，六级护理，然后问了一下我妈的情况。定我妈要三级护理，每月XXxx人民币。我听了喜出望外，现在国内请个住家保姆都要花比这钱多得多的钱。疗养院不错，两人一屋，有人专门打扫，在屋就睡觉。隔壁床的大婶还打着陕西呼噜。疗养院隔壁就是医院，老人有个头疼脑热,就不用回家。外边有段绿树掩映的小道，杵着拐，坐小车，找个伴，散步吟诗二重唱。我都想住那不回美国了。每天三顿饭，菜单写在黑板上，护工管送饭管收碗。
我很满意。觉得把我妈安顿到这里，让我姐他们两个星期来看看，应该全家都好了。我和疗养院领导说好，下星期一，我送我妈来疗养院。
中国官文化，有它的好。领导带着曾经的部下，现在领导着医院的领导谈紧俏的住院事，很容易就搞定了。谈完事去吃“农家乐”，野菜七八种。五葵手呀四季财，明天是星期六。
星期六中午，我家大宴。一是庆祝妈妈九十大寿，二是庆祝姐姐家第三代的一岁小寿。生命是值得格外珍爱的。中午我和妈在一张床上睡午觉，这是几十年来的头一次。我好像都想起了小时候在妈妈的怀里安详的情景，周一老妈妈要出家了。摸着妈瘦骨嶙嶙的胳膊，我的眼泪不停地往心里头流。我无能，不能接妈到美国。二十年前可以，但我妈放不下我生活不能自理的我哥。
星期一大早，我叫好车，送妈去疗养院。万没想到，老人情绪出了波动，说不想去疗养院了。我当时就抓瞎了，真后悔周六周日没有和妈妈一刻也不分开。好说歹说把我妈送到了疗养院，我妈又哭又闹，这次身边没了领导，医院的领导就像变了个人，脸色冰冷，义正词严地对我说你妈精神有问题，得去精神病院开证明，证明没有精神病。我们才能收。我只好叫司机拉我们去精神病院。
好些年都没到过精神病院了，风景不错。
西安这些年围着大雁塔，修广场，建剧院，弄假山，造历史，红红火火，相当不错。这精神病院像是也在这风景区里，这里可贵的是诊所和病房都是平房。让人想跳楼都没地方跳。
我们挂了专家号去看专家的时侯，正是医院快吃中午饭睡中午觉的时候，我扶着我九十岁的老妈站在诊房门口。等，等专家吃好睡好。我妈也逗，在疗养院闹，到了精神病院就非常安祥，还显得有点正气凛然。
我和妈站在烈烈风中，表情肃穆。等，没多久，有位姓党的专家看不下去了，先不吃饭了，先给我妈诊断。说老实话，我还真没好好看过精神病。
医生问我妈：“一加二等于几？”
“三”。我妈张嘴就答对了，加十分。我妈不耐烦；
“今年是二0多少年”，医生再问；
“今年是二0一二年”，回答有偏差（应该是二0一三年）；但我妈很快就做出修正，说“今年是近平元年”。人大才开完一个月，改朝换代也换年。我妈的正宗的四川话听起来是韵味十足，我心里说：回答正确再加十分。医生也笑了。
党医生接着就爬在桌子上写蚵蚪小字诊断书，密密麻麻一页纸。我费了牛劲，才认出头一句：此老太没有暴力倾向。（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