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是以清澈纯净为特征的话，他的内心世界却复杂而多层次， 我很难想象还有谁能比他在内心里有这么多的由家庭的，社会的和人的天性加诸于他的冲突要平衡。
维特根斯坦生于这样一个家庭：他的家庭极其富有，却是新近富起来的人家。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对于贵族的风度和品味表现出了略微多一点的关注，不像对其他世俗的追求比如金钱，地位，女色和名望那样不屑一顾。他希望被人看成具有贵族的外表和教养，乐于被人觉察出那些他确实生而具有的贵族气质：热烈，自律，清晰，有责任感。他和家人的关系远谈不上疏远，但回到家里和家人度过的时间总是让他烦恼，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对自己正常理性生活的干扰，是生命的浪费。
维特根斯坦又生于那样一个时代：世界格局剧烈动荡，族裔冲突空前惨烈。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一战中他是德奥联军的志愿兵在前线对俄国作战，二战中他站在英国一边在后方为对德作战出力。在两次大战中站在对立的阵营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困扰，也许是因为他之参战并不是出于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爱国主义情操，而只是听从自己道德的召唤。他在英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也入了英国籍，但他对英国的态度很复杂：对剑桥他从来没有喜欢过；他作为志愿者为反对德国的英军服务，却对英国的战时宣传呲之以鼻，在其中英国被描写得战无不胜，而德国一副挨打的怂样。有一次他的学生马尔科姆谈到了英国的“民族性格”使英国人不会使用暗杀的手段对付希特勒，他是如此光火以至于几乎和马尔科姆绝交。是的，他生气固然与马尔科姆的思维方式有关，但文化对立和族裔疏离也应该是原因之一吧。维特根斯坦的祖上是犹太人，从他的父亲那一辈皈依了新教。由于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因此他没有犹太身份认同的困扰，但犹太问题对他始终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领域。有人甚至辨认出了他轻微的反犹倾向。至于纳粹政权是否认为维特根斯坦家是犹太人，那是另一个问题。
维特根斯坦到哪儿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罗素把维特根斯坦看成是所谓天才的完美典范：真情，深刻，热烈而强势。他很独断，有不容抗辩的家长作风。罗素说他表达自己的意见，就像沙皇下谕旨一样，而拉姆塞和图林都不约而同地批评维特根斯坦试图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引入数学哲学，我猜那是指一种颠覆性的革命，同时带着专横的，排他的，专制的风格。他是性情中人，但做他的朋友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友谊而妥协不是他的风格。
和很多哲学家一样，维特根斯坦独身。他应该并不是同性恋，因为他也曾对女性产生过恋情。也许是因为他对在极高的智力层面的充分交流的渴望阻碍了他与在情感层面更为敏感的女性产生共鸣，因此他的密友大都是年轻聪明心地单纯的男性。他的感情是内指的，在意的是他自己是否爱自己的爱人而不是爱人是否爱他。在这一点上他和罗素完全不同。罗素在与奥特琳恋爱的时候对宗教更为宽厚，因为奥特琳是一位虔诚的信徒，而他因着对她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软化了对教会的敌意。类似这种爱爱人之所爱的事情不会发生在维特根斯坦身上，因为他的感情是更加私密的：他爱人对任何他以外的人和事的关注，会被他视为是对他私人领域的干涉而感到不适和不快。他和品生特一起在冰岛旅行时特地选了一个空无一人的旅店，维特根斯坦很享受这份与众隔离。后来旅店来了第三个旅客，品生特跟新来者进行了交谈。这使维特根斯坦很不高兴。为了避免和新来者打照面，他要求旅店为他们提前一小时开饭。不幸旅店居然忘了。维特根斯坦拉着品生特到小镇上去找吃的未果，最后宁愿在房间里以饼干抵了一顿饭。直到第二天他才高兴起来。这类事情倒不是起于维特根斯坦的嫉妒，只是因为他不能容忍降低了的他和密友的关系的品质。维特根斯坦需要爱情，只是因为爱情可以缓解他内心的各种冲突，带给他一种有益于他智力活动的宁静。他的感情世界正像他的哲学：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形同陌路。
维特根斯坦的一生都为一种道德拼争所主宰。有人达到较高的道德水准，自然而水到渠成，比如摩尔之出于天性，比如康德之出于心中的律令。但维特根斯坦的道德追求是一种搏斗，一种挣扎。在人群之中，尤其是在学术界，他很难抑制住在智力上油然而生的轻蔑，而他又觉得这种轻蔑在道德上是不对的。智力和道德的较劲使他疲惫不堪。对他来说，坦诚地直面自己内心，克服怯弱，避免因骄傲和虚荣而起的不诚实，才是真正的道德。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他的道德观。
一次，维特根斯坦和罗素讨论了狄更斯的《大卫 科波菲尔》当中的一个情节： 大卫的朋友斯提福兹引诱艾米莉背弃了她与汉姆的婚约与他私奔，为此大卫很生气。维特根斯坦认为大卫对斯提福兹生气是错误的：他可以难过，却不应该因此放弃对朋友的忠诚。于是罗素问维特根斯坦：如果你和一个女人结婚，她却和别人跑了，你会如何？维特根斯坦说他会很悲伤，但不会愤怒或仇恨。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和一个女人结婚是出于对她的爱，这个初心必须保持。在她出走以后随之而来的愤怒和仇恨，却另有源头，有些来自内心的负面情绪比如你受伤的自尊心，另一些来自外部的压力，比如社会对对第三者的消极看法，已及对于婚约的承诺的通常见解等等。没错，它们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却与你当初的爱没有关系。所谓道德，就是如何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保持初心。此心不渝，是为真诚，因而道德。讲真心话，要实践这样的道德生活，需要一颗多么强大的心啊。
除了愤怒和仇恨，怯弱和骄傲也是道德的敌人。1936年圣诞期间，维特根斯坦决定对自己的道德生活来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清理，与自己过去的不诚实做一个了断。他把自己曾有过的不诚实的行为列了一份清单，奔波于维也纳，剑桥和当年他教书的奥地利山区之间，找到当年的当事人，逐个面对面地忏悔。这些“不诚实”标准非常苛刻，有些简直到了荒谬的地步。比如，曾经，有人告诉他一个共同熟人去世的消息，他做出吃惊的样子，而事实上他早已知道这件事情；他并不是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个处男；他没有纠正人们以为他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看法，尽管心里知道他是四分之三的犹太人。（有趣的是，他去世后人们发现他的犹太血统应该少于四分之一）。另有一件事情则可能比较严重，发生在他当山区乡村教师的时候：他是一个暴躁的老师，不能容忍迟钝木讷的学生，而且出手不知深浅。他曾揪着一个女孩的头发把她拖来拖去，以至于她耳朵流血。他也曾把一个体弱的男孩揍昏过去。后来维特根斯坦被学生家长告上法庭，他却当庭否认了虐待学生的事。从那时起，这个谎言折磨了他16年。维特根斯坦的忏悔之旅是正式甚至是强势的：每个当事人都事前收到通知，不容推脱，并且预定了时间地点。忏悔很有仪式感，维特根斯坦面对面地跟当事人说话，手里捧着讲稿，通常严肃偶尔激动。忏悔的听众的反应相当不同： 好心的摩尔为他所受的折磨而难过；崇拜他的弗朗西斯感动得一塌糊涂；不明就里的人们觉得有点尴尬。当他辗转赶到山区，登门向那个被他揪过头发的女孩道歉时，此时已经成年的女孩只轻蔑地冷笑着在鼻孔里哼了一声。我相信维特根斯坦那时候一定是很崩溃的。如果真是这样就对了，因为他的忏悔之旅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清除自己的骄傲和怯弱，并由此求得内心的拯救。
每一个人都有不诚实的时候，有一些人事后也都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诚实，有一小部分人甚至可以扪心反省自我纠正，然而很少人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把道德反省化为行动并能以这样的决绝付诸实施。谁会费这个事啊。他这样做其实只是出于他完全不同的道德观。在他看来，道德并非得自于遵从由外部施于人的信条，道德是人在内部觅得的品质。道德与其说是一种教化，不如说是一种救赎。这种道德观使他对任何忘我情怀和献身精神都满怀敬意，对崇高充满向往。一战后俄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曾经强烈地吸引了维特根斯坦，牺牲小我以投身于一项宏大的运动的共产主义实践似乎在他心里引起了某种共鸣，以至于他产生了移民苏联做一个体力劳动者的愿望。 毫不奇怪，这种浪漫的热情在他短暂的访问了苏联之后慢慢减退了，一个用乌托邦遮掩的极权体制和一个独立的人格之间的水火不容，不需要很大的智慧就能发现。不过，维特根斯坦对另一种献身精神始终保持着尊敬，那就是宗教信仰。
维特根斯坦的强烈的宗教热忱却是他留给人们最深刻印象之一。“我不是一个信教的人，但我禁不住从宗教的角度看每一个问题”。我猜想维特根斯坦的宗教热情不仅来自他强烈自律的道德观，也来自他对形而上学的认同。在由他和罗素共同催生的，后来变成英美哲学主流的分析哲学运动当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对形而上学抱有同情的人之一, 这使他成为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号召的早期分析哲学的一个有些格格不入的教父。他从来认为形而上学表达的，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人类情感，代表着人们试图超越理性的努力。理性和信仰的分界处，永远是思想交锋的火线。坚信理性的人们，总希望把理性的疆域不停地向前推进。 曾几何时，在布鲁诺哥白尼时代，理性需要像宗教献身一样的热情来催生，不过到现代，人们已经开始把理性当成了常识和生活习惯了。与此相对照的是坚持信仰的人们，在他们看来，无论理性如何发展，总有一个神秘的领域是理性永远无法达及的，那便是对生命意义的探寻。那是一片人们特地保留下来的场所，为的是让灵魂获得安宁得以休息。维特根斯坦是介于两个阵营之间的一个孤独的灵魂。是的，他是正宗的理性阵营出身，却对宗教信仰心有戚戚焉。如果说当康德把现象界以外的领域留给信仰时还有些无可奈何的勉强的话，维特根斯坦对信仰的态度更加正面和肯定：“有信仰的人像个走钢丝的人。你看上去他就像在空气里行走，但他脚下也许的确有什么东西”。那些支撑着人们行走的信仰包括上帝，生命的意义，意志，命运，幸福，生死，永生和良心等等主题。毫不奇怪，它们同时也是形而上学的对象。
但切不可把维特根斯坦对信仰的同情仅仅与基督教连接起来，因为他对宗教的尊重覆盖了所有宗教形式，包括原始部落的宗教。维特根斯坦不是教徒，因为他不能使自己相信教徒相信的东西，他也从来不遵从教徒的实践。他也许没有像康德那样走得那么远，把所有的有组织的宗教活动都看作对信仰的歪曲，但他一定断然不会同意，他心中对上帝的体验，是一种应该，同时也可以，拿出来与人分享的感悟。晚年他曾借居卫理公会教长摩根家，摩根问他是否相信上帝，他的回答是：“是的我信，但在你信仰的东西和我信仰的东西之间的差异也许是无限的”。
维特根斯坦信仰的上帝确实是存在的。他一生当中所有他觉得应当忏悔的事情，他都留在自己的心里没有忘记，他把它们背负在自己的身上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以他绝顶清澈的大脑，记住了自己童孩般的纯真，并以信徒般的虔诚坚守着。我也曾有过纯真，也曾为失落了纯真而懊悔，然而时至今日，我几乎连曾经的的懊悔也已经失落了。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宿命：和世界相安无事，内心覆满灰尘。维特根斯坦没有和大多数人一样选择随波逐流，他选择了拼争，为了他心中道德和信仰的净土。他在心里设定要与之战斗的，包括，却不限于，很多我们早就视为理所当然并会坦然接受的东西：对世俗名利的不懈追逐，出于本性的食色之欲，对尊严的无所谓态度，浅薄的自以为是，自我放纵导致的懒惰，不思进取的愚蠢和浑浑噩噩。他讨厌平庸，市侩和老好人，连自私自利甚至自我保护都不肯容忍--因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不懈的追求真理。他要抗争的对象也许真是太多了，真不知道人在这样重压之下该如何生活。 他总有自杀的倾向，以前我总以为这是他出于对自己性取向的罪恶感，就像他的哥哥们。而现在我终于明白，自杀对于他，是在外部世俗世界的逼迫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感到坚持自我已经力不从心的时候，宁为玉碎的最后反抗。信徒把拯救自己的重负加之于基督肩上，从而获得灵魂的宁静；而这个充满宗教情怀的人却一直坚持着自我救赎，甚至不惜以死相拼。他告诉世人最后的话是：“告诉他们我有过美好的一生”。在这个时候，我相信他已经准备好了接受最后的审判，而法官就是他自己的良心，那是驻在他胸中的上帝。
做人，其实也可以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