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再造与复兴——东西方文明兴衰的启示
来源： 《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
作者： 徐坚,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2016-07-22
http://www.ciis.org.cn/gyzz/2016-07/22/content_8913356.htm
〔提要〕 历史证明，东西方文明的复兴都是文明再造的结果。一种文明能否通过再造而复兴，取决于其自我更新活力和适应客观环境变化的自我调整能力。西方文明在中世纪后半期复兴、在近代崛起并在世界占据主导性地位，是彻底摆脱了欧洲古典文明束缚后诞生的新文明在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激烈碰撞过程中，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全面再造的结果。阿拉伯文明则在近东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交融中再造并崛起，对中世纪前半期世界文明的发展发挥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崛起，也是文明再造的过程。1840年至今，中华文明亦一直处于打破旧束缚、持续再造的过程中。东西方文明兴衰的规律表明：文明复兴的过程必然是文明再造的过程，文明唯有再造，方可复兴。文明的再造，是对传统文明扬弃更新的过程，既包含对传统文明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升华，又须摆脱传统文明糟粕成分的禁锢和束缚；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营养，又须汲取外来文化的活力。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正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和力度继续中华文明的再造，从东西方文明的兴衰规律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Reinvention and Renewal of Civilization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Xu Jian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renewal of civilizations,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comes from their reinvention, whose success depends on their capability to revive themselves and adapt to external changes. The renewal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originating from late Middle Ages, and its current dominance in the world is a result of comprehensive reinvention after continuous exchanges and sometimes intense conflicts with other civilizations, from which the West learns the achievements. The Arabian civilization, whose reinvention and rejuvenation stemmed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Near East and European cultures, served a connecting role for global civiliz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 Japan’s emergence after Meiji Restoration is also a process of civilizational reinvention. For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has been discarding old rules and undergoing constant self-reinvention well since 1840, the inception of its modern era. In this sense, the process of renewal is the process of reinvention, the latter being the prerequisite of the former. The civilizational reinvention is not only an inheritance and sublimation of traditional essence, but also means breaking away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the dross; should not only maintain its inherent integrity, but also absorb the vitality of foreign cultures.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contemporary China is reinventing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and intensity. Looking from the civilizational rise and falls of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namely the great national renewal, will be a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习近平在十八大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三件大事都向世界发出一个强烈信号，即中国正作为一个新兴世界大国崛起，世界格局处于历史性变化时期。中国崛起对世界格局以及东西方文明发展趋势的影响成为世界热议话题。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用“大分流”[1]一词来描述近代以来东西方文明发展轨迹。中国崛起是否意味着东西方文明正在出现又一次“分流”？中国将如何崛起、能持续多久？中美能否超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避免冲突？围绕这些问题，国内外众说纷纭，各种争议持续不断。美国学者沈大伟提出“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崛起不能持续。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认为美国不会衰落。中国学者季羡林提出东西方文明“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许多观点听起来不无道理，也不无局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中国崛起对世界格局和人类文明发展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如果相信历史发展存在规律，要摆脱各种争议带来的困惑，为我们预测未来的有关问题找到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有必要带着当前的争论去回溯历史，从起点梳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轨迹，从历史的形态中去寻找启示或答案。
一、东西方文明从交相辉映到第一次“分流”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多种文明，其数量多到几十种，少到几种，取决于用什么方式界定与划分文明。[2] 不过，无论是就其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力看，还是就其对我们现在讨论的主题的意义看，东西方文明无疑在人类各种文明中最具代表性。
人类史前时代无所谓东方和西方。东西之始发生在冰河时期末期，即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世界文明核心区相继出现后。最早的文明核心区发源于跨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以及约旦河谷的侧翼丘陵弧形带，然后向今天伊拉克境内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拓展，继而经西奈半岛向尼罗河流域发展，此后扩展到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半岛等地区。发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则是世界文明的另一个核心区。
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历史上东西方文明的地理分界？人们通常的观念认为，西方文明系指欧洲，东方文明系指亚洲。但民国历史学家吕思勉指出，从东西方文明演进历史看，这是一种误解。“历史上东西洋的界限，是亚洲中央的葱岭，而不是欧亚两洲的界线。葱岭以东的国家和葱岭以西的国家，在历史上俨然成为两个集团；而中国则是历史上东洋的主人翁。”[3] 这种看法与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莫里斯用“西方”一词描述所有从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用“东方”一词指代自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东端（古老程度仅次于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很久以前，西方从亚洲西南部的核心地带扩张，包举地中海盆地和欧洲。……东方从中国的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原始核心地带开始扩展。”[4] 他将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都视为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文明相互之间很久以前就呈现出深刻的承继、冲突与交融的趋势。例如，印度文明核心区尽管距地中海遥远，但早在公元前326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就远征到了印度河流域，进入旁遮普一带。阿拉伯裔美籍历史学家菲利普·希提持同样观点。他认为，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是“由一条溪水养育起来的，这条溪水发源于古代埃及、巴比伦、腓尼基和朱迪亚，这条溪水注入希腊，然后以希腊文化的形式，倒流入近东。在后面我们就要看到，这条同一的溪水，怎样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的阿拉伯人，重新流入欧洲，而给欧洲文艺复兴以很大的助力”。“伊斯兰教因此在联系那条南欧和近东的中世纪文化纽带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至于古印度文化，则是伊斯兰文明在哲学、天文学和数学方面的另一个“早期启发源泉”，“欧洲人所谓的阿拉伯数字，阿拉伯人所谓的印度码子”，都是从印度传入。“9世纪时，印度人对于阿拉伯数学又作出了另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十进位法。”[5] 中外历史学家对东西方文明的上述界分，皆反映自然地理状态对历史上不同文明相互交往关系的重要意义，说明地理因素对人类早期历史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近代以前，由中国西部的葱岭和西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西北的阿尔泰山脉和昆仑山脉，东北的内外兴安岭，以及东面大海所构筑的天然屏障，对中华文明与外界交往有巨大阻隔作用。而这种作用对揭示东西方文明演进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文明演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自始至终都处于几个不同核心区的相互激烈碰撞和深度交融的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欧洲文明并非原生型文明，而是一种继发型文明，很大程度上是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等其他文明核心区移植而来，同时也将欧洲文明传入其他核心区。亚历山大大军远征印度时，部分叛乱士兵留了下来，在现在的阿富汗东北部地区建立了巴克特里亚王国。公元前150年，巴克特里亚王国征服了恒河平原，融合了印度和希腊文化。印度史书记载了一名佛教僧人与讲希腊语的巴克特里亚国王之间的对话。[6] 考古发现，公元前200年就有货物从地中海运抵印度阿里卡梅度和其他几个港口，且数量在之后的三个世纪不断增加。罗马帝国在其巅峰时期，不仅将地中海变成其内湖，而且远征至两河流域。进入中世纪后，欧洲基督文明继续与传播到北非和西班牙的伊斯兰文明在对抗、冲突中交融，从十字军东征一直持续到近代欧洲列强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冲突。
在自然地理屏障的阻隔作用下，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文明恰好相反，属于一种原生型文明，近代以前基本处于相对独立演进状态，与其它文明核心区没有发生过激烈的正面对抗，彼此间的联系主要体现于有限的商业往来和佛教入华这样的文化往来，没有形成过全面深度的交融与承继关系。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率兵远征印度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东西方人还根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约到公元前1世纪，中国史书才第一次出现有关“大秦”即罗马帝国的记载，而中国人与罗马人的首次相遇，则要等到公元166年大秦国王安敦（应指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派使臣前往洛阳才发生。[7] 相对于欧洲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相互间持续不断的激烈碰撞，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与其说是一张关系网，不如说是一些细线，元代以前对彼此发展轨迹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中国原生型文明数千年演化的独特历史环境，对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天下观”，影响甚大。吕思勉说，中国“直至近世和欧人接触以前，内部的治化，虽时有变迁；对外的形势，亦时有涨缩；然而大体上，总是保守其闭关独立之旧约”。[8] 钱穆评《春秋》说，经孔子笔削，“《春秋》既不是一部鲁国史，也不是一部东周王室史，而成为一部诸夏的国际史，亦可称为乃是那时的一部天下史或称世界史。”[9] 诸夏即是世界，天下有一“共主”，中国的大一统观念由此奠定，华夏中心思想亦从此生根。把这一切放在中华文明封闭循环的历史环境中看，是很自然、可以理解的事。中华文明成为世界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与自然地理造成的封闭发展环境有很大关系。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与印度文明的松散和间断比较，中国文明的特点是聚合和连续……其原因在于中国较与世隔绝，它仅仅受到西北游牧民的侵略。中国无需与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较先进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种族和文化特点的民族打交道。”[10] 中国人常以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而自豪。不过，作为中国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历史的这种特点，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既有其优点和长处，也有其弱点和短处。
东西方文明经不同路径，以不同方式各自独立演进，在公元前5世纪后的几个世纪分别攀上世界古典文明高峰，发展水平不相上下。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500年后的几个世纪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因为此后的历史围绕这个轴心旋转。不同文明核心区的经典著作和思想均出自这一时期，如东方的儒、道、法家文献，南亚的佛教和耆那教经书，欧洲的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圣经》及其衍生的《新约》和《古兰经》，皆成定义后世生活的经典杰作。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则将公元前500年—公元1500年定义为欧亚文明的均势时代。[11] 东西方物质文明至公元前后处于大体相当的发展水平。据英国剑桥大学计量经济史学家麦迪森估计，公元1世纪，欧洲人均GDP约为550国际元，中国为450国际元。[12] 这一评估与英国剑桥大学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对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国力评估大体相当。李约瑟估计，公元1—2世纪，罗马帝国拥有大约4万英里的铺石路，而汉朝的铺石路大约为2.2万英里。[13] 莫里斯构建的量化评估模型也显示，东西方古典文明到公元1世纪前后都处于顶峰，西方得分略高于东方。[14] 当然，对东西方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任何量化分析都不宜作绝对化解读，只能作为一种参考。上述估计的意义无非是从一定程度上佐证东西方历史文献留下的这样一种印象，即以罗马帝国和汉帝国为代表，东西方曾在这一时期分别以各自方式共同创造了人类文明的一个辉煌时代。在这个时期，东西方“变得前所未有的相似，都只由一个人口众多的超级大国统治，都出现了一批生活在大城市、受过轴心思想教育、有文化教养的精英”。[15]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东西方互相独立发展，但却各自按着相似的历史轨迹前进，东西方文明内在特质并未给东西方发展轨迹造成显著差异。
古典东西方文明发展轨迹的相似性，与近代东西方发展轨迹的“大分流”，形成了鲜明反差。东西方本来相似的发展轨迹缘何形成了大分流？这是近代以来中外一直不断探讨的一个问题。对此，人们注意力一直集中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1840年后外力对中国社会的冲击等问题。这些问题固然很重要，但与其说是大分流的原因，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大分流的结果。形成大分流的许多深层原因，应该从大分流在近代全面显现出来之前去寻找，从东西方古代相似发展轨迹终结后的那段历史时期去寻找，这段关键历史大体涵盖公元6世纪至16世纪，也就是麦克尼尔所说的东西方文明均势时代的后半段。在许多人眼里和国内传统历史教科书上，东西方文明在这一千年的历史几乎是“黑白”两端，一端是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另一端是盛唐以后中华文明的千年辉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在中古这段时期，东西方发展轨迹实际发生了两次而不是一次历史性“分流”，在这个时期的后半段，欧洲中世纪并非想象的那样漆黑一片，而唐宋以后中国的发展也没有出现想象中的那么多“盛世”。
东西方古典文明相似的发展轨迹至公元5、6世纪趋于消失，随后出现东西方发展的第一次历史性分流。公元3世纪至6世纪末，东西方两大帝国先后都经历了游牧民族大规模入侵的冲击，受困于数百年战乱，但结果截然不同。一方面是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西方文明走向衰亡；另一方面是中国摆脱魏晋南北朝约四百年乱世，迎来大唐盛世，中华文明步入鼎盛时期。据莫里斯估计，至公元700年，东方社会发展水平比西方高出1/3，到公元1100年，这个差距拉大到40%。[16] 麦迪森的估计与此大体相当。[17] 这在农耕文明时代是很大的差距。东方文明至宋到达巅峰,宋徽宗时期，中国人口首次过亿，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18] 李约瑟总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外，其余三项均蒂熟于宋。陈寅恪说，华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王国维也有类似说法，[19] 看来此言不虚。中华文明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至宋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日本宋史专家小岛毅认为，宋朝“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关系确实非常特别”，“日本人通常认为的所谓‘日本传统’，其实是根植于宋代文化”。在他看来，虽然“宋代的特征之一是军事上非常软弱。但不论在军事上如何软弱，这个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是东亚世界的领头羊”。[20]
东西方发展第一次分流的内在原因很值得重视。罗马帝国和西方文明的衰落，除蛮族入侵外，还有其内在因素，尤以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停滞最为突出。据英国数学史专家斯科特研究，罗马人在艺术、文学和法律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宝贵遗产，但在科技方面没有什么建树。[21] 罗马人过于功利和实用，除了美食和享乐，对其他事情漠不关心，对智慧和理性没有兴趣。罗马帝国在技术上比中世纪欧洲更为落后，如农业上采用休耕制，潜在的最肥沃的土地很少得到利用。马轭还没有发明，用牛耕地拉车，水磨虽已出现，但用量很少，主要靠牲畜和人力碾压谷物。[22] 在罗马人统治下，希腊文明留下的科学精神与理性智慧不断衰退，“到了5世纪则衰落到了最低谷”。[23] 从西罗马帝国后期到公元1000年，欧洲人均收入和社会发展直线下滑。
与西方文明一路下滑不同，东方文明的发展轨迹是先挫后扬。从公元189年“董卓之乱”到589年隋统一中国的整400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分裂时期，战乱使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但经济衰退到公元4世纪后期达至谷底并开始反弹。五胡乱华多在北方，推动北方居民向南移民，开发长江流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后梁沈约叹赞“江南之为国盛”，称自晋氏迁流至太元之世（公元376—496年），“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荆城跨南楚之富，杨部有全吴之沃……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24] 至隋统一时，南方所占郡数已高于北方。[25] 据《齐民要术》记载，截至公元530年，为人所知的水稻品种已超过了37种。此外，南方的河网使交通运输成本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人凭借长江流域行船的租金、船运业务、磨坊经营变得富有。[26] 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未因战乱而衰落，反倒呈现出百花斗艳的繁荣局面。中央集权的瓦解，使思想禁锢被打破，而各民族交融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交流。[27] 期间出现佛教入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反映的就是这种景象。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书法、思想等各领域，这都是一个名家辈出、异彩纷呈的时代。一代盛唐横空出世，绝非偶然，乃是前朝生产力恢复和文化繁荣积淀基础上成就的辉煌。
安史之乱后，中国政治上虽复现藩镇割据，后又陷五代十国分裂格局，但经济社会发展并未停滞。分裂格局造成了竞争态势，各地统治者为争取民心，对统治区域内的安居乐业多重视有加，客观上促使经济繁荣从中唐一直延续至宋元之际。麦迪森认为，中国生产力在宋代出现加速发展活力，尤其是人均收入有了质的提升，从宋初（公元960年）的450国际元大幅提高到宋末元初（公元1300年）时的600国际元。[28] 侯家驹指出，宋代生产力提升缘于多方贡献。[29] 一是市场经济更趋活跃。“坊制崩溃，每县不限一市，夜市不禁”。二是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动力来自政府的开放与航海技术提升，后者主要体现在海船大型化和指南针的运用。宋代福建商船可载重2万石，现代学者推算约合1000吨，当时堪称世界第一。指南针实际应用于航海约在11世纪后期。三是科技提升。中国印刷术出现于唐，成熟于宋，因为文献印刷的普及始于宋，对印刷业至关重要的纸在宋代亦有“突破性改良”。[30] 此二者对教育普及与艺术推进贡献良多。宋代一些手工业特别是采掘冶炼手工业规模扩大，“各个手工业部门都出现了富有创造性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对宋代国民经济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使宋代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发展居于世界最前列。”[31] 四是信用工具的使用。中唐因钱荒（银根吃紧）已出现“飞钱”汇兑制度，北宋更出现“交子”（本票或期票），“南宋之‘关子’则更有钞票之意味”。[32] 宋代商人创造的这些信用工具，增加了货币供给，使商业资本产生乘数效应，润滑了交易行为，促进了经济发展。五是社会福利调整了社会分配，间接促进了生产活动。宋代各种社会福利事业与社会互助活动十分活跃，使世人免于匮乏之忧，可减少社会动乱，安定投资环境，增进弱者购买力，刺激产业成长，还有助于活跃金融。开封府所办之孤幼福利机构，将代管金银现钱，依常平仓方式放贷，以其利息充作孤幼生活费，既可使福利事业持续发展，又对信用市场增加了供给。
二、东西方文明第二次“大分流”
东西方文明发展轨迹第一次分流延续至14世纪初，此后东西发展趋势发生逆转，西方经济社会继续向上发展，中国经济蹉跎停滞，东西方发展轨迹形成第二次分流，双方位置与第一次分流完全掉转。彭慕兰所说东西方近代出现的“大分流”，实际肇端于此时，因为双方此后的发展趋势一直未变，区别只是近代以后双方差距加速扩大。据麦迪森估计，西欧人均收入至公元1000年前后降至谷底，然后进入回升轨道，到公元1300年前后，开始反超中国。[33] 中国人均GDP自1300年至1820年，增长率为零。[34] 若举开疆辟土、经济总量，元明清三代不乏功业，在生产力发展方面也出现过元代黄道婆发明的纺织技术革新和明洪武时期的“棉花革命”。然而，人均GDP处于停滞状态，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在500多年间没有实质提升，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一个严重问题。这表明此时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无论是用粗放的方式（增加要素投入）还是用集约的方式（依靠技术革新）实现，都只能勉强与人口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保持平衡。根据麦迪森的研究，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约占世界三分之一（32.9%），位列世界第一，超过当今美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但几乎没有人因此把那时的中国当作类似今天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看待，原因在于麦迪森提供的另一些不常被人引用的数据所反映的问题。当时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全部来自人口倍增效应。1820年，中国人口约为3.8亿，约占世界的36.6%。将中国的经济总量与人口规模之比放在世界范围看，人们得到的完全是另一种印象。当时中国人均GDP已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日本的90%，不到欧洲的一半，只有英国的35%。[35] 这一切表明，1300年至1820年这500多年，中国生产力始终处于一种低水平扩张状态。
形成东西二次分流的原因极为深刻，而很多深层因素都隐藏在公元1000年至1500年这段时期，但恰好是这个阶段的西方文明史最易被人轻视或误解。拨开笼罩在这段历史上的烟雾，搞清这段时期东西方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认识近代以后东西方发展轨迹差异越拉越大根由的一个关键。
欧洲中世纪最黑暗的时期是公元10世纪。西罗马帝国的崩溃结束了西方古典文明，宣告了中世纪文明的到来。不过，在中世纪的早期即公元6—10世纪这段时期，欧洲人曾不断尝试复原古典文明。法兰克王国的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都企图恢复大一统帝国。加洛林王朝的查理曼在8世纪末，一度将法兰克王国从北海扩展到比利牛斯山脉，从大西洋扩展到东欧的斯拉夫地区，查理曼成为欧洲的征服者。但恢复帝国统一的梦想在查理曼死后很快破灭。由南方的穆斯林海盗、东方的马扎尔人和北方的维京人发起的新一轮侵略浪潮，再次淹没了整个欧洲。查理曼帝国在蛮族三面夹击下土崩瓦解。偏居一隅的拜占庭帝国也不乏恢复罗马帝国疆域的梦想，但因国力有限，只能苟延残喘。随着公元10世纪到来，欧洲最黑暗的时期降临。古希腊罗马创造的欧洲古典文明至此被彻底砸烂，完全湮没，从欧洲人的记忆中消失了。
10世纪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欧洲文明完全是一种再造的新文明，而不是西方古典文明的延续或者复活。欧洲的新文明得以产生，概由于四类因素的作用。
第一，埋葬了欧洲古典文明，既把西欧推向蒙昧，也使西欧摆脱了一切传统束缚和禁锢，为欧洲在后来创造多元化、适应性强、开放进取的新文明提供了前提条件。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在世界向中世纪过渡这段时期，面对滚滚而来的蛮族侵略浪潮，除欧洲以外，所有其他地区的古典文明都幸存了下来。由于地理遥远，侵略者鞭长莫及，中国南方和印度南方未受侵扰。拜占庭因擅长外交、资源丰富、海军强大，几个世纪内成功击退了日耳曼人、匈奴人、斯拉夫人、阿瓦尔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波斯在萨珊王朝时期反对外来侵略也很成功。[36] 唯独欧洲是个例外。蛮族入侵对欧洲造成毁灭性冲击，但它在埋葬古典文明成就的同时，也埋葬了古典文明的束缚，使日后新观念和新制度的生根、繁荣成为可能。
第二，古希腊罗马代表的西方古典文明的主体虽然在欧洲被砸得粉碎，但其中不少精华却被公元7世纪后崛起的伊斯兰文明所吸纳和保护，为欧洲后来创造新文明时汲取借鉴古典文明营养创造了条件。公元600年到1500年，是伊斯兰文明崛起的时期，先由阿拉伯人发起，后为突厥人所继承，影响波及欧亚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和北非。阿拉伯人通过几个世纪的大规模征服活动，将阿拉伯王国发展成伊斯兰帝国，势力从中东延伸到北非和西班牙。阿拔斯王朝时期，伊斯兰帝国创造出“一种融合了犹太教传统、希腊—罗马传统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传统的混合文明”，[37] 使西方几大文明核心区的许多遗产得以保存下来。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不仅以富裕和豪华著称，而且自誉“智慧之城”，是世界著名文化中心。阿拉伯学者翻译和研究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以及波斯和印度的科学论文，在研究和保存西方古典文化方面“有不朽的功绩”，并在11世纪使“阿拉伯的科学达到了它的最高水平”。[38] 据菲利普·希提研究，“自750年起，阿巴斯王朝的翻译工作持续了百年左右”。阿拉伯人“掌握了亚里士多德主要的学术著作，新柏拉图派主要的注释，格林医学著作的绝大部分，还有波斯—印度的科学著作”。“在阿拉伯人的生活中，希腊文化终于成为一切外国影响中最重要的一种影响”。据伊本·艾比·伍赛比耳和基弗兑先后的记载，被翻译的“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不下一百种。当欧洲几乎完全不知道希腊的思想和科学之际，这些著作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当赖世德和麦蒙在钻研希腊和波斯哲学的时候，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的查理曼和他部下的伯爵们，还在那里边写边涂地练习拼写他们自己的名字呢”。[39] 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基督教征服西班牙，阿拉伯文化为西欧人所利用，“在整个西方掀起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向文化进军的热潮……许多热心的学者知道阿拉伯人已经把他们所占有的希腊名著翻译出来之后，就拼命设法把它们弄到手，并且译成了拉丁文”。[40] 虽然阿拉伯人未能熟练掌握希腊语言，传播的译本并未忠于希腊原文，但它对欧洲人思想的激励作用仍是极大的。正因如此，希提认为，“发源于古代埃及、巴比伦、腓尼基和朱迪亚”的文化，像一条溪水，“注入希腊，然后以希腊文化的方式，倒流入中东”，而这条同一的溪水，“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的阿拉伯人，重新流入欧洲，给欧洲文艺复兴以很大的助力”。[41]
对挽救西方古典文化成果做出过贡献的还有拜占庭文明。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一千年里，东罗马帝国发展了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由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及东方诸成分混合而成的文明。9—11世纪是拜占庭文明的兴盛时期。拜占庭保存和挽救了许多古希腊罗马的文化艺术遗产，包括查士丁尼编撰的《罗马法》。但除了守护并依靠古希腊罗马留下的丰富遗产生存，拜占庭在增强自身文明活力方面没有建树，公元11世纪后已是空壳一具，与西欧正在出现的新文明形成鲜明对比。拜占庭文明的命运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任何一种文明无论它拥有多么丰富的文化遗产，如果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而推陈出新，最终都将被历史所淘汰。
第三，公元1000年至1500年间欧亚大陆一体融合趋势对欧洲新文明带来的促进作用。在这五百年间，对欧亚大陆冲击最大的事件是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崛起，其结果不仅使欧亚大陆出现了新的力量对比，而且彻底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形态，使欧亚大陆进入到一个全面融合的时期。公元1000年—1200年是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主旋律是塞尔柱突厥人取代阿拉伯人成为推动伊斯兰教崛起的主力。第二阶段是13—14世纪蒙古人的扩张。第三阶段是蒙古势力消退后，奥斯曼突厥人崛起，进一步推进伊斯兰势力的扩张。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扩张使欧亚大陆出现了新的力量对比，在这一力量格局中，伊斯兰势力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蒙古人的崛起是伊斯兰崛起进程中的一段插曲。[42] 公元7、8世纪，在阿拉伯人的初期扩张阶段，伊斯兰势力已将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的内海，而在突厥人扩张阶段，它又使印度洋成为穆斯林世界的内海。1295年波斯伊尔汗国信奉伊斯兰教以后，从亚洲运往欧洲的所有货物，实际上都是沿着穆斯林所控制的陆路或水路运输的。因此，1240年后的几十年里，虽然蒙古帝国使亚欧大陆间的安全旅行和贸易成为可能，但这几十年只是穆斯林早期和晚期扩张阶段中的一个插曲。
突厥人和蒙古人扩张的深远意义在于，他们推动了欧亚大陆一体融合，促进了欧亚大陆内不同地区之间相互得益的交流。在技术领域，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导致了一连串中国发明的传播，其中包括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等。因此，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使欧亚大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紧密地融合为一体。而在这个过程中，受益最多的是欧洲正在形成的新文明。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培根说：“三大发明即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古人并不知晓；我们应该注意到，没有哪个方面的发明就其力量、功效和结果而言，比三大发明更惹人注目。因为这三大发明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状态。”[43] 然而，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同其在西方的爆炸性影响比较起来，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却没有什么影响……这一重大差别的根由可以在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多元化、适应性强、摆脱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中找到。”[44] 斯科特分析中国的技术发明对欧洲科学研究的推动作用时说：“十字军使欧洲同东方新世界接触起来。那时，高等学校已经在知识传播方面发挥它们的作用。导致追求知识的热忱日益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人们对航海的兴趣。大约在11世纪的某一时期，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这就激起了人们去寻找新大陆的热望，这种热望又转过来要求提高航海技术，这给天文学和数学两门基础科学了带来了强烈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在一起，引出了科学史上一个最蔚为壮观的时期。”[45]
第四，来自欧洲新文明的独特社会构造，包括国家、法治、负责任政府的组合，不受皇权支配的独立的教会，代替古罗马奴隶种植园的自治采邑，有助于工商业发展和创新的自治城市，有利于学术、科学和思想自由发展的文化环境。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指出：“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西欧的政治发展秩序是高度异常的。其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社会层次的个人主义便已出现……其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之前，法治已经存在，其负责制机构的兴起，却是因为现代中央集权国家无法击败或消灭旧封建机构，比如议会。”[46] 需要说明的是，福山所说的“旧封建机构”，是就近现代人的立场而言，在中世纪，这种“旧封建机构”其实是指西欧新生的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会。欧洲封建制度是一种政体，体现为封建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契约关系，在这种政体中，拥有地产的人也拥有政权。公元11世纪后的几个世纪中，“国王与贵族间的斗争是西方政治历史的实质”，[47] 斗争的核心就是封建契约关系中的权力平衡问题。13世纪的英国《大宪章》就是这种斗争的产物，其对近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虽然在人口规模方面，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同中国、印度和中东的城市相比微不足道，但由于拥有自治权，欧洲城市被公认为新的社会成分，市民们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约。由于“城市的空气使人感到自由”，[48] 所以市民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欧洲许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联合起来组成联盟，如汉撒同盟，形成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势力，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别的地方不可想象的地位和权力。在欧洲以外，商人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当权者行列，而“在欧洲，商人不仅在稳步地获得经济力量，而且在稳步地取得政治权力；他们正在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自由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49]
独立的教会势力则为推动欧洲教育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欧洲教会学校最早出现于公元11世纪。12世纪，在教会学校的基础上，意大利博洛尼亚、英国牛津和法国巴黎出现第一批大学。13—14世纪，更多的大学在帕多瓦、萨拉曼卡、布拉格、克拉科夫、维也纳等地创办。这些大学都是合法的自治团体，因此有自由的学术空气，课程设置涵盖文学、辩证法、法律、医学、几何、算术、音乐、天文、神学等，已显现近代综合大学学科体系雏形。[50] 斯科特认为，“1200年是学术史上最辉煌时期之一的开始”，欧洲大学成批出现，“标志着黑暗时期的结束”，“标志着人真正的觉醒”。[51] 斯塔夫里阿诺斯同样认为，“欧洲中世纪文化和智能的发展，同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一样意义重大，富有革新精神”，使“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比整个古典希腊和罗马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进步还要多”。1350年到1600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实际奠基于此时。[52]
正是由于11世纪后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诸领域形成一种革命性的全新文明，欧洲得以彻底摆脱束缚其他文明发展的枷锁，最大限度地利用欧亚大陆交往融合创造的历史机遇，形成了比其他文明更加开阔的视野，将古希腊罗马文明和人类其他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拿来为己所用，在与其他文明的竞争中稳步崛起。14世纪的黑死病和粮食歉收使欧洲人口锐减三分之一以上，但没有抑制新文明的强大活力，欧洲经济社会发展轨迹经历短暂曲折后，人均GDP在超越中国后继续一路上升，近代之后更以加速度提升，将西方文明推至全球主宰地位。
中国在元明清三代止步不前，原因同样深刻，与欧洲新文明的对比鲜明。概括而论也有四个方面。
一是政治益趋专制。元以后，中国专制体制比秦汉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政治言，秦汉改封建为郡县，但地方权重，元代则建行中书省，直辖地方，明清因之；即使秦帝独裁，尚有丞相总其成，元代则分左右丞相，明清索性罢相，全由皇帝独裁。”[53] 明帝乾纲独断，但屡现昏君，世宗、神宗二十多年不视朝政，皇帝独裁权实落太监之手，为世所共知。清师承明制，但独裁专制、君尊臣卑更甚一筹。明“百官布衣皆得上书当局，清代则内如翰林编检，外如道府长官，亦不得专折言事，更严禁士人建白军民利病”。[54] 明时朝议，百官立于御前奏事，清廷奏对无不跪地。天子独裁，对社会分配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十分显著。元代重佛事，其经费约占国家支出三分之二。元主挥霍无度，“岁入之数，不支半岁”（《续通鉴》），多印钞票，导致通胀，百姓苦不堪言。明帝亦视天下为私产，宪宗、孝宗、武宗取户部太仓银三分之一入内库，世宗所取倍之（《续通考》）。[55] 清代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更是众所周知。
二是经济益趋统制。蒙古人入主中国，无产权私有观念，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皆置于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明代经济统制以兼并土地最突出。明时皇庄、王府庄园大肆侵夺民田及士兵屯田，庄田遍布郡县。明代还扩大官营矿业规模和范围，与民争利，成本由政府和人民负担，而采矿所得却均入内库。明臣奏称：“陛下欲通商，彼等（矿使）专困商”（《明史》本传），激出许多民变与兵变。明对手工业控制较元代为松，有助于明代手工业发展。清代对土地掠夺，一靠圈地，二靠屯田。清初圈地持续到康熙六年（1667年）方止，许多州县被占田地高达七、八成，所剩多为旱涝无常的贫瘠土地。雍正时期屯田数远超明初，连同圈地所得，清室直接控制田地多达56万顷。[56] 雍正实行“摊丁入亩”税制，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抑制了产业化苗头。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记载：“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中产之家，常旬月不观一金……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57]
三是社会益趋管制。元人主政，不仅有蒙古、色目（西域各族）、汉人、南人（南宋所统治者）四等种族差别，社会地位更有十色（即十等）之等分：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对人歧视可见一斑。[58] 元人游牧民族的野蛮嗜血习性突出体现于用活人殉葬。自南北朝至隋唐宋已“不见于记载”的活人殉葬制在元代不仅再现，而且达到高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成吉思汗之孙蒙兀死时，“送葬之途次，遇人尽杀之，其数在二万人以上”。又载：“主人死后，火焚家仆及女眷做陪葬。”学者冯承钧在《成吉思汗传》中写道，“诸将负成吉思汗柩归蒙古，秘其丧，在道，遇人尽杀之。”[59] 明朝帝王也承继蒙古人的殉葬风俗，常用活人殉葬，直到明英宗时才禁止。《明会要》卷十七载：“英宗崩，遗诏罢宫妃殉葬。初，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历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葬，多者至数十人。”蕃主亦有妻妾从葬者（《明史·周王有炖传》）。[60] 满清入关后的血腥暴行，甚于历代。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洗城，杀人盈城；昆山、平湖、海盐、海宁、金华、广州及江西全境，皆遭屠城之灾，四川更遭全省尽屠，其野蛮残暴使中华民族所遭劫难之大，为历次改朝换代所未见。满清视其征服的中华各民族为奴隶，实行血腥民族奴役政策，强迫人民剃发，江南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的告示。满清在各民族之间高筑隔离墙，满汉不得通婚，汉人不得入东北，蒙族平民不准入汉地。为震慑反清势力，清政府大兴文字狱。文字狱在顺治、康熙时还属个别现象，雍正时则成暴虐文字检查制度，至自诩文雅的乾隆执政，更达高潮。[61] 满清推行的血腥奴役，施加的文化高压，采取的愚民政策，灌输的奴才意识，“造就了卑劣怯懦、蝇营狗苟的国民性”，扼杀了中华文明的活力和生机。[62]
四是对外益趋封闭。中国与西方接触面自古有限，中西文化在元代以前皆独立发展，但蒙古远征中亚、西亚、欧洲，使中西交往迎来繁荣，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并行不悖。中国发明的印刷术、指南针等，元代传入欧洲。马可·波罗等人将在中国见闻介绍给欧洲，同时也使中国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但中西这种积极交流随元亡而止。斯塔夫里阿诺斯评价明朝对外关系说，驱逐蒙元后，中国“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一种对外国以及蛮族的所有东西近乎本能的敌意和蔑视”。[63] 郑和七次下西洋后，明施行严厉海禁，在人类大航海时代和西方海上扩张高潮到来之际，自废海军，走向全面闭关。清入主中原之时，世界已开始步入近代，但满清观念停留在古代，自闭趋势愈益强化。乾隆皇帝以狂傲口气回应英王乔治三世派使要求通商请求：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当欧洲人因为感觉自身比较落后，正在“急于学习和适应世界”时，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却“使中国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没有发生变化”，[64] 对外界发生的一切充耳不闻，自绝于世界，愈益走向昏睡，错过了13、14世纪后欧亚一体化带来的所有历史机遇。对于闭关锁国给中国发展造成的恶果,邓小平20世纪80年代讲过的一段话发人深省：“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发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的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历史经验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65] 邓小平对中国近代衰落根源的深刻认识远超过许多历史学者，显示出一个伟大政治家非凡的历史洞察力。当代一些历史学者把所谓的“康乾盛世”美化过头，邓小平的话有当头棒喝的作用，能够让人冷静清醒地反思那些虚幻“盛世”。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后期出使日记中的记载，从旁观者角度给这些“盛世”提供了一面镜子：“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政府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形容清王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将其比喻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巨大船舰”，预言它将“不再有纪律和安全”。[66] 此后不过四十多年，鸦片战争爆发，马戛尔尼的预言成真。
三、东西方文明兴衰的启示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对中国的发展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限度，但若变为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两个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能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造其制造业的生产力。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的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的各种改良。”[67] 中国近代以来争取民族复兴的奋斗历程，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完全见证了这位伟大思想家的预言。
东西方文明兴衰历程，展现出惊人的一致或相似之处。
首先，东西方文明兴衰的轨迹惊人地相似。东西方文明几乎在古代同一时期都创造出人类古典文明的辉煌典范，然后又都先后走向衰落，后来又先后走向复兴。
其次，东西方文明衰亡或衰落的原因十分相似。东西方文明都是在发展到巅峰之后，由于不能摆脱自身体制的局限和束缚而逐渐丧失发展活力，最后在强大外力冲击面前走向灭亡或衰落。导致东西方文明不能超越自身局限的那些问题，也是如此相似，如因陶醉于所取得的成就而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政治高压、经济剥削和良政缺失使科技文化失去发展动力，导致经济社会活力衰竭，等等。
最后也是最需要重视的是，东西方的复兴都经过了一个脱胎换骨的文明再造过程。西方的复兴是在欧洲中世纪形成的一种全新文明基础上实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在对中国传统文明进行彻底改造的基础上开始的。阿拉伯文明的崛起经历了同样的过程。“由于吸收了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的主要内容，伊斯兰教固然丧失了自己最大部分的特性，即从沙漠中汲取的精神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标志，但是，伊斯兰教因此在联系那条南欧和近东的中世纪文化纽带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68] “在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阿拉伯语言是诗歌的语言，在穆罕穆德之后，阿拉伯语变成了天启和宗教的语言，10世纪刚刚结束，阿拉伯语早已发生空前的新奇变化，变成了一种柔顺的媒介，可以用来表达最高深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概念。”[69] 东方文明的另一个代表日本，也是在明治维新后对其传统文明进行全面改造的基础上开始崛起。不过，同是东方文明，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取代中华帝国在东亚的传统地位，根本原因就在于明治政府能够比清政府更加迅速地摆脱传统文明的束缚，在于明治维新汲取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成效远远高于清廷的洋务运动。中日之间的对比进一步说明，东西方再造文明，方法都是积极汲取古今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结果都不是旧文明的翻版，而是一种崭新的文明。这种新文明虽继承了旧文明中的有益成分，但摆脱了旧文明的束缚；虽带有地域和民族特色，但都追求和重视世界各民族的最新优秀成果。东西方的新文明都是开放的，都创造了有利于科学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都形成了鼓励创新和竞争的市场环境，都重视有利于人性解放的人文环境，也都愈益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历史证明，文明复兴的过程必然是文明再造的过程，只有文明的再造，才有文明的复兴。
东西方文明兴衰显示出如此多的相似性、一致性，如果仅仅用偶然性来解释，显然是说不通的，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将其理解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抽象教条，而是一门不断从历史过程中发现和总结规律的科学。历史规律只能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现和揭示而来，不是从抽象理论建构而来。东西方文明兴衰规律，对于抓住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深刻的启迪和警示作用。
人类文明演进规律表明，每一种文明要寻求发展进步，都必须了解其他文明的发展状况，通过比较看到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取长补短，相互砥砺。这种相互借鉴必然使人类不同文明在保持自身个性特征的同时，相互之间拥有的共性特征日益增多。从这个意义上看，“文明趋同，文化存异”是世界发展的潮流，[70] 顺之则昌，疑之则衰，逆之则亡，已为东西方历史所证明。
对于那些导致中华文明由盛转衰的历史教训，应该永远铭刻在心，避免重蹈覆辙。闭关锁国是历史上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根由主要缘于封闭地理环境的阻隔、文化优越感带来的自我中心观念、自给自足经济造成的封闭循环体系等因素。近代以后，中国与外界关系的自然屏障已被彻底打破，但文化自我中心传统形成的心理屏障并未消失，在部分人心中仍然根深蒂固，克服这种心理痼疾的影响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中国闭关传统的经济原因同样值得警惕。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在农耕文明时代，一个国家若要闭关锁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土地之广袤和粮食之充沛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二是人口之众多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市场需求。如果这两个前提成立，那么，技术的进步很可能会强化而不是减弱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碰巧，到了14世纪的明朝，所有客观条件全数具备，帝国迅速转身，成为一个‘自转的小宇宙’”。[71] 当前中国强调启动内需和创新驱动，对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是积极正确的导向，但在一个存在文化自我中心顽疾的社会，经济层面的这种变化可能会助长一些人的封闭心理，认为中国能够依靠自转或封闭循环生存，可以拒绝加入世界公转。
中国两千年来的全能型国家权力、统制型治理模式以及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对经济社会活力的压抑和束缚，教训也极为深刻。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立创新驱动经济，全面建设法治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认真对待这些历史教训。斯塔夫里阿诺斯告诫美国人注意这样一条历史经验：“一个落后的边缘地区在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个历史时期的转变中居领先地位，在历史上并不是首次”，因为居领先地位的国家面临“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该法则认为，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转变时期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是极为困难的……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不断变革的时代……适应能力对个人和民族来说，或许应该说对个人和民族的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72] 美国作为世界最发达的超级大国，国际金融危机后在适应世界变化方面确实遇到一些困难。不过，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告诫对于中国来说同样具有积极意义。美国适应世界变化的困难来自其一百多年来的领先地位，中国自近代以来为适应世界变化又何尝不是一直处在摆脱昔日辉煌与骄傲束缚的过程中！
东西方文明兴衰带来的启示，可能会使我们对前面开篇提到的那些争议和问题，产生新的感悟和认识。由于中美两国都意识到了适应世界变化的重要性并都在努力使自己超越过去的局限，这两个国家所代表的东西方文明在未来的发展轨迹，合流的可能要远远大于分流的可能。东西方文明史上的两次分流，都是因为在一方走向兴盛时，另一方却在发展停滞和强大外力冲击的双重压力下走向衰落。如果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继续崛起是大势所趋，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则未必走向衰落，只要后者能够积极调整自己适应世界变化。至于东西方文明史上曾经遭遇的那种毁灭性外力冲击，对中美这样的大国来说，再度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这意味着东西方很有可能再度共创人类历史的辉煌。所不同的是，这种辉煌在古代没有交汇，而在未来则将融为一体。这对东西方国家和整个人类都将是幸事，中国和世界各国都应为此做出努力。
而从历史大视野思考胡锦涛所说的战略机遇期和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则会发现，1840年至今，中华文明一直处于打破旧束缚、持续再造的过程中。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更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和力度继续中华文明的再造。按照东西方文明发展史揭示的规律，这种文明再造延续下去的唯一结果，就是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历史必然。因而，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本质上是文明再造和复兴的战略机遇期，这应该是从历史大视野审视战略机遇期所得出的最合乎逻辑的定性和结论。
【完稿日期：2016-7-6】 【责任编辑：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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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2] 关于不同文明划分的介绍，参见[英]尼尔•弗格森：《文明》，曾贤明、唐颖华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序言”，第XXXV页。
[3] 吕思勉：《每天学点中国史》网络版。吕思勉在其他著述中亦有同样观点，参见《吕思勉文集》，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四卷，第956页。
[4] [美]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衰落，西方为什么能崛起》，第XXXII-XXXIII页。
[5] [美]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第十版）》，马坚译，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上卷，第278-279页。
[6] [美]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衰落，西方为什么能崛起》，第164页。
[7] 同上。
[8] 吕思勉：《每天学点中国史》网络版。
[9]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年，第20页。
[10]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吴湘婴、梁赤民、董淑惠、王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上，第128页。
[11] [美]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孙岳、陈志坚、于展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
[12] [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13]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许宪春、叶燕斐、施发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14] [美]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衰落，西方为什么能崛起》，第93页。
[15] 同上，第164页。
[16] [美]伊恩•莫里斯 ：《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衰落，西方为什么能崛起》，第210页。
[17]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30页，第257-258页。
[18] 汉唐时代中国总人口一直徘徊在六千万人左右，至宋徽宗时代，终于突破一亿，并在往后一直持续增长。参见[日]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何晓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6页。
[19]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7页；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转引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7页。
[20] [日]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第353、355页。
[21] [英]J. F. 斯科特：《数学史》，厚德润、张兰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74页。
[22] [美]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第十版）》，马坚译，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上卷，第278-279页。
[23] 同注[1]。
[24] 《宋书》卷五十四，转引自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10年，上卷，第274页。
[25]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上卷，第272页。
[26] [美]伊恩•莫里斯 ：《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衰落，西方为什么能崛起》，第211页。
[27]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4页。
[28] [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第17页。
[29]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10年，下卷，第575-578页。
[30] 这里有必要重新认识活字印刷的历史意义。活字印刷出现于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介绍了毕昇发明的活字制法。不过，活字对于东亚印刷文化的意义，与对于西洋印刷事业的推动，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宋史学者小岛毅认为，进入现代以前，“中国印刷文化的主角是木版印刷”，“活字没有得到全面普及”。流传下来的宋以来历代印刷书籍版式可资证明，如宋代流行的采用“蝴蝶装”（即沿页对折线装订，重叠起来向外打开后形似蝴蝶的装订方式）的书籍。道理很简单，“汉字是由大量的表意文字组成的，这是一个只有二十来个字母的西方人所不可能想象的世界。要全部制作几千几万的汉字来排版，那需要巨额的物力和大量的人力，还需要巨大的保管场所”。小岛毅认为，“能用活字的，仅限于使用惯用字句排版”的印刷物。李约瑟将活字印刷与另外三项技术创新并列中国“四大发明”，“是用西洋的尺度评价东洋文化”，有过分拔高之虞。[日]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第221-229页。小岛毅对活字印刷的评价和分析总体看是中肯的。在此问题上，看来有必要检讨我们传统历史教科书上反映出的某些不必要的民族虚荣心，以便更加客观地评价历史。
[31] 漆侠 ：《中国经济史》，下册，第537页，转引自侯家驹 ：《中国经济史》，下卷，第577页。
[32]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下卷，第577页。
[33]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30页。
[34] [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第19、37页。
[35]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239-240页，261-262页。
[36]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第186-188、235-236页。
[37] 同上，第217-218页。
[38] [英]J. F. 斯科特：《数学史》，第79页。
[39] [美]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第十版）》，上卷，第278、282、286页。
[40] [英]J. F. 斯科特：《数学史》，第80页。
[41] 同注[1]，第278-279页。
[42]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第233-235页。
[43] 同上，第275页。
[44] 同上。
[45] [英]J. F. 斯科特：《数学史》，第81页。
[46]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页。
[47]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第277页。
[48] 同上，第281页。
[49] 同上，第282页。
[50]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第285页； [英]J. F. 斯科特：《数学史》，第81页。
[51] [英]J. F. 斯科特：《数学史》，第77、82页。
[52] 同注[1]，第278页，第284-285页。
[53]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下卷，第591页。
[54] 钱穆：《国史大纲》，第四十三章，转引自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10年，下卷，第594页。
[55]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下卷，第594页。
[56] 同上，第597-602页。
[57] 转引自陈明远：“现在对康乾盛世吹捧过头”，文章来自搜狐博客，2014年9月13日。
[58]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下卷，第603页。
[59] 转引自侯虹斌的博客文章：《中国作为想象的异邦》，新浪博客，2014年11月16日。
[60]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下卷，第604-605页。
[61] 国内清史专家对满清文字狱有详述，参见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二册，第十一章“文字狱”一节，第233-242页。
[62] 参见陈明远 ：“现在对康乾盛世吹捧过头”，文章来自搜狐博客，2014年9月3日。
[63]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第236页。
[64]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第247页。
[65] 邓小平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三卷，第90页。
[66] 陈明远：“现在对康乾盛世吹捧过头”，文章来自搜狐博客，2014年9月3日。
[67] 转引自[英]尼尔•弗格森：《文明》，曾贤明、唐颖华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页。
[68] [美]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第十版）》，上卷，第278页。
[69] 同上，第287页。
[70] 文化学者马未都在电视讲坛用语。
[71]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8页。
[72]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第247-2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