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迫不及待的要向你报告我学习波普尔理论的收获，以不再使你批评我的固执和“堕落”。当然，这也和你所设问的“对毛泽东的再评价”有关。
毫无疑问，波普尔的批判性思维和在历史研究中引进现代物理学的方式令无数人着迷，尤其经过你老兄数年吹捧，我不粉他都很难。
由波普尔的理论让我们回到文革的讨论。如果不将文革作为群众运动社会事件，而是仅仅把它看作是毛担忧国家命运而“建构”的一种实验“装置”（这里的“建构”、“装置”仍然只是波普尔的）-------- 以“亲自然主义”的即可被精确描述，精确检验的方式观测和纠正党内道路的偏差，比如对刘邓的制裁；以“反自然主义”即以“历史决定论”所强调的规律、节律、时代必然演进的理论颠覆传统，比如“破四旧，立四新”，从而最大限度的追求民族的现代性。
如果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实验，那么在波普尔那里，这种试验显然忽略了试验条件中的“绝对隔离“以及它的可控性。相反，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认为存在这样的“绝对隔离”，而是认为社会实验受到社会条件可变的致命限制，特别是受到历史发展所引起变化的致命限制。波普尔显然不同意这样的结论，但我隐约觉得毛在推动、控制文革的全过程中，无疑忽略了这些致命的限制。
应该说，科学试验和社会实验都是伟大的科学冒险，但科学试验的可控性可重复性让科学实验即使失败往往也被誉为是伟大的冒险，而任何社会实验因社会成本被苛刻到不会容忍任何失败。文革发动之后的失重状态和失控状态，不可避免的触发了许多人性之恶，而这种恶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又是实实在在的。（这其实是文革的大众评论陷入根本对立的主要原因。）在这样的假设意义上，毛既不是波普尔的，也不是马克思的。
如果非要让我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民族英雄”二者之中作出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后者。在崎岖泥泞的中国道路上，毛泽东探索的背影如此艰辛从而凸显其生命之悲壮，毛对中华民族的影响绝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无数挫折的背后绝不选择屈服，那种生命的巨大张力带给民族的启迪，随着历史发展会愈加清晰。
信太长了，但似乎还是没说清楚。我这个老愤青，想到哪说到哪，容我有了新的想法再写给你，以供你一如既往的深刻批判。
祝
冬祺！
你的老honey没课了你也就更轻松了，代问好！
梅里
匆匆于无聊斋
2018-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