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公，也就是我外婆的哥哥，名叫克修。
这是不是他的本名，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我问过舅公和外婆，克修这个名字，是否是他在反右运动中为了自保而改的名字。似乎那个年代，名字有很强大的政治宣示意义，除了“克修”，像“卫红”之类的名字也是多如牛毛的。不过舅公和外婆都说我太小，还不懂这些，并没有告诉我答案。
外婆家解放前在瓷器口，是重庆嘉陵江边最热闹的地方。从瓷器口背对着江岸往山上走，也就几里路的距离，就是白公馆中美合作所。外婆的父亲是个开小作坊的商人，略有点家财。所以，我的舅公和外婆都能够上学，接受现代的教育。
就是在学校里，我的舅公接触到了共产党的理念。那时候，正是1937年，川东地下党处在遭清洗摧毁后的重建恢复时期。舅公先是加入了外围组织，后来又成为了学生党员。
舅公在川东地下党做了些什么事，我并不清楚。小男孩只对战场上面对面的厮杀感兴趣。那些没有硝烟的隐蔽战场，并不能让我有什么兴趣。
不过，我曾经在学校组织我们观看舞台剧《江姐》以后，迫不及待的回家问过外婆，又当面问了舅公。我问舅公，“蒲志高”当了叛徒，出卖了“江姐”，他为什么没有出卖你呢？
“因为我跟蒲志高关系比较好啊，”舅公笑呵呵的说。
后来，等我再大些了，外婆才告诉我，“蒲志高”是个虚构的艺术形象，是好几个叛徒的浓缩。不过，在江竹筠被捕的那段时间里，我舅公在川东地下党里的上级也被捕了，而且很快就招供了。但他交代的是他的上级，而不是我的舅公。
在外婆的记忆里，舅公这个哥哥每天总是四处乱跑，忙得很。等他回家来，总是匆匆忙忙的让外婆给他挑碗小面，或者用家里的剩菜煮口烫饭，吃得狼吞虎咽。然后跟外婆说两句在当时要“敲沙罐”的话，又出门了。这种吃饭的习惯，一直伴随了他一辈子。
在舅公的影响带动下，我的外婆也加入了重庆的左翼外围组织，并在重庆解放前参与了工作。解放后，舅公根据他的专业知识，被组织对口安排到一家医院当院长。
舅公这辈子，吃亏就亏在了他这张嘴上。一来是吃饭太快，狼吞虎咽，没品过什么美味；二来是说话太冲，心直口快。
37年就参加川东地下党的工作，舅公自恃是个老党员了，天真的要跟组织谈谈心，要跟领导讲讲真心话。在毛老人家的号召下，舅公“大鸣大放”，给党提了不少的意见。很快，舅公就倒了一连串的大霉，从院长也变成了守大门的人。他的重庆地下党经历成了永远也交代不清楚的历史问题，他给党组织提的意见，则是“现行反革命”罪证。
在那个年代被批斗，羞辱，折磨，舅公在郁郁寡欢中得了鼻咽癌。
听我母亲回忆，舅公化疗以后，只能吃流食，身体也很虚弱。母亲给他煮了加上宰碎的猪肝的粥，他仍然不改狼吞虎咽的德行。一边吃，一边夸我母亲说“小妹儿真能干”，一边又骂起了江青.........
拨乱反正以后，舅公的历史问题是说清楚了，也平了反。不过，工作职位等相应的待遇落实上一直没什么进展。外婆说，是因为舅公总爱提意见，得罪的人太多。作为离休人员，舅公的生活谈不上清贫，但也绝对算不上优渥。依然是住在破旧窄小的旧房子里，保姆费舍不得用，毕竟还有几个不如意的孩子。
舅公的几个子女，都因为舅公的事情没上成大学，没书念，早早的就被迫走上了社会工作。而且，还只能去些没人愿意去的地方工作。90年代开始，无论公私，什么单位都在追求经济效益的时候，他们的单位变得愈发不景气。这样的境遇也让他们一直都对舅公颇有些怨气。加上像野外探矿的地质队之类工作确实又苦又忙，他们都很少回家。
我小的时候，父亲周末会骑着偏斗自行车载着我母亲，把我搭在28永久载重车的大横杠上去动物园。从动物园回家的时候，会路过一座铁路桥。每次我都要坚持在那里等一列火车经过，数一数有多少节车厢，然后再路过菜市，父母买点鱼或者鸡鸭之类的，顺路去附近的舅公家一起吃一顿饭。
每次我们去，舅公都很高兴，不停的夸我母亲，“从小小妹儿就能干”。不过他的听力自从得癌化疗以后，就每况愈下，那时已戴着助听器。与其说我们和他聊天，不如说我们听他自己大声武气的自说自话，说得红光满面。
再后来，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舅公终于一病不起，住进了医院。他住在省医院的高干病房里。现在想来，这可能是他这辈子享受的唯一待遇。
依然是父亲蹬着自行车载着我和我母亲去看他。母亲每次去都炖两条鲫鱼，放上葱花，让舅公喝鱼汤。舅公也仍然是不怕烫，呼呼呼的一边喝汤，一边说“还是小妹儿能干”。
在病榻上躺了半年，舅公走了。出殡那天，他生前工作过的那个医院去了些代表，程序化的慰问，悼念。然后就剩下我们这些和他关系远远近近的家人，陪着他最后一程。
陪着舅公走完最后一程的，除了家人，还有盖在他遗体上的那面由组织专程派人送来的鲜红党旗。
许多年后，回想起这场景，我的脑海里总会不由自主的冒出崔健的那首《一块红布》：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这是最后的安慰。
也是最后的占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