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山雨欲来风满楼（下）
作者黄泽文
一九六六年夏天中的七，八两个月，中学生是很忙碌的，班上的干部甚至没有按照往常的惯例放暑假。我们被组织起来，鼓动起来，留校搞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是文革的坚定拥护者，心中想的是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留校期间，我们这些班上的干部成为了工作组领导文革的直接依靠，一方面要尽力完成工作组分配的各种任务，一方面起着工作组与同学之间的纽带作用。
以下是我的日记对放暑假后留校搞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记载，摘其要者转述于此，括号中内容为现在添加的注解：
7月8日，星期五，学习中国青年报上整版发表的许昌一中慕振奎同学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作斗争的事迹，学习他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班主任的一切言行。
7月13日，星期三，上午参加学校举行的声援越南人民的大会。
7月16日，星期六，成都十六中发生反工作组的老师和学生被殴打和审讯的事件。
7月20日，星期三，开展向因抢救六个小孩子而牺牲的英雄战士刘英俊的学习活动。
7月24日，星期日，参加援越抗美的大集会、大游行。临晨三点过即以民兵身份，全副武装，急行军到达市中心的人民广场。
7月28日，星期四，学校举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在工作组的安排下，讲用会上同学们开始联系各班班主任的言行进行揭发批判。
7月29日，高中一、二年级联合举行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
8月5日，开会听成都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又听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的讲话。随后，学校成立联络组和校文革委员会，领导全校开展文化大革命。（校文革成员全是根正苗红的青年老师和学生。）
8月8日，星期一，党中央决定在全国普遍发行毛主席著作。
8月11日，星期四，中午饭也未吃，赶到红星中路的成都晚报社大门口，听昨日毛主席到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革命群众的广播，毛主席向大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月12日，星期五，按照校文革的分配，对揭发出来的老师的问题进行整理，为下一步核实、查证作准备。
8月14日，星期日，今晚又举行了游行，欢呼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召开。喊的口号包括“坚决拥护党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明决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满怀激情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月15日，星期一，在校文革的部署下，针对所揭发出来的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材料，正式开始核实、查证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分配了任务，从校内到校外，挨门挨户找同学核实、查证。
8月17日，我们今天正式开始批判斗争，第一个批判的对象是学校校医孔泽明，孔曾经当过国军中校医官。
8月20日，星期六，到人民南路广场参加三十万人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欢呼毛主席在八月十八日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会上，李省长（李大章，时任四川省省长），廖书记（廖志高，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以及革命同学讲话。
8月24日，星期三，成都市出现大规模的破四旧，立四新的活动。许多街道、商店、电影院、饭馆改名，丢掉陈腐的旧名，换上革命化的崭新名字。下午，我班学生组织的革命造反队也走上街头，宣传毛泽东思想，教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一直到晚上八点过才回校（未参与任何打砸、毁损、破坏的活动）。
在我的日记中，提到了中国青年报上整版发表的慕振奎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作斗争的事迹。慕振奎当时是河南许昌一中高三（1）班的团支部书记，他写文章说：与“班主任的修正主义观点作斗争的经过是一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4] 。早在一九六四年十月，这位学生就对该校教师中存在的“读书第一，升学第一”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斗争。他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与鼓励学生“认真学习，准备高考，把将来的人生道路铺好”的班主任作面对面斗争。他领导班上的团员干部，狠批班主任，认为他所谓的“把知识学到手, 就能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在引诱革命下一代走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死路, 煽动脱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青年。
慕振奎的思想和行动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这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长期教育下，在阶级斗争的思想熏陶下，一代青年人的典型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遇事就以阶级斗争来衡量，以复辟阴谋来警惕，以反帝反修反资来激励，以解放天下三分之二水深火热之中的阶级兄弟为己任，摆出一副马列少年的模样，以革命战士自居，定要与所有的帝修反敌人作斗争。同时，视读书、求知识、升学之类的业务活动为危途，老师如果强调一下，则无限上纲，视为鼓吹、争夺、阴谋，要与之彻底决裂。
文革初期中学生被鼓动起来批十七年来的教育制度（转引自网络）
若干年后，待这些当时的懵懂少年远离误导，真正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后，待很多人知识贫乏，身无长技，过早被淘汰之时，认识则会大不一样。想想慕振奎批判的那位班主任吧，那该是一位宅心仁厚的长者，此班主任过去抓的班是红旗班，想来有不俗的高考升学率。在他接手慕振奎这个班级时，对此高中班的同学苦口婆心地说：“自己的路要自己来铺，现在把路铺好，将来自己方便，不然，会后悔的。”这真是一语成谶。我相信，当时天天胸怀天下、时时不忘革命、处处强调阶级斗争的中学生们，现在后悔极了。那时的年青人，耳濡目染于当时报纸上的那些思维逻辑和常用语句，自以为胸怀大志，放眼世界，认定了我们正在从事人类最伟大的事业，群情激昂，头脑发昏，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
需要什么呢？我们在十六、七岁的时候真正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读书,！需要学习知识！需要获取今后安身立命的本事！需要获得建设国家，发展社会的能力！正如这位班主任要求的：“你们读书，尽管读，只要政治上不反动，把知识学到手，就能为人民服务。”这是至理名言。可惜，中国当时有太多的慕振奎，却容不下一个给高中学生介绍了一大套读书经验的好老师。可惜，当时的中国有太多的革命热情，却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人物丰福生（转引自中国收藏热线）
从上面的日记摘要可以看到，尽管文革狂飙突起，斗争激烈，活动频繁，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仍然是很高的。成都五中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和校文革，花了不少精力，组织学生和老师讲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其实，这并不奇怪。自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起，在我进入成都五中读初中后，学习毛主席著作就一直是极力提倡的活动。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评选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召开活学活用毛著的讲用会，背诵老三篇，唱毛主席语录歌，伴随了我们的成长。那时候，引领时代潮流的是雷锋、王杰、欧阳海、麦贤得、刘英俊、焦裕禄等英雄人物。
耳熟能详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人物是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等。这里面，除了焦裕禄，全是解放军。因此，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时为国防部长的林彪在其中的作用，毛主席语录的出版和流行就发轫于他的努力。我至今能清楚记得他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的话：“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耳熟能详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人物是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等。这里面，除了焦裕禄，全是解放军。因此，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时为国防部长的林彪在其中的作用，毛主席语录的出版和流行就发轫于他的努力。我至今能清楚记得他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的话：“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教唱毛主席语录歌（翁乃强摄影）
客观地看，毛泽东的著作写于他长期从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岁月中，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学习毛主席著作，从中了解中国革命和早期建设的历史，从中学习处理问题的智慧和方法，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的确是很有必要的。但在文革中，学毛著却走向了浮夸，庸俗与实用主义方向。还是这个林彪同志，他就说过：“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还有一个著名的三十字实用方针：“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在文革中，学毛著不仅被放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而且被夸大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万应灵药，被赋予无所不能的力量。中国大地上，到处是毛主席语录的标语。一些毛主席语录被谱成歌曲，虽然音韵不强，乐感贫乏，但也唱遍了大江南北。任何报纸，如果不在第一版显眼处登载一段毛主席语录，那就不是报纸；任何文章，如果不在文章开头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那就不是文章。当时，中国人讲的是“三忠于，四无限”，就是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那一段狂热的红色历史，亲身经历者如我辈，至今记忆犹新。
当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盛况（转引自网络）
从上面的日记摘要还可以看到，一九六六年夏天的七、八月份，学生中的干部被工作组和校文革留在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留下来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充当纽带，一旦有大型活动，如市上组织的游行、集会，我等就得跑步通知班上的其他同学。其二是帮助他们开展对“牛鬼蛇神”老师们的查证落实工作。
有历史问题的教师成为了文革初期的众矢之的，其中也包括四清运动清理出来的老师。我校揪出来的20余位老师，被集中起来，关进了牛棚，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学校的牛棚设在校园中紧靠食堂的一个角落，此处有几畦菜地，菜地傍边，有几间平房。被清理出来的教职工就关在里面，由工作组和校文革派他们信任的根正苗红的学生看管。这些教职工在牛棚里面是怎么被管理的，晚上是否回家，由于我未参与，不知其详。但记得的是，他们经常排着队，低着头，在学生的押解下参加劳动，参加学校组织的批斗会。学生押解老师，呵斥、羞辱、殴打老师，而这些老师面容颓丧，低头认罪，任由孩子们折磨。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初期中学里面特有的景象，现在的学生们也许根本无法想象和理解。
文革初期的学生批斗老师（转引自“图片中国”）
在工作组和校文革的组织下，教职工平时的言行，在课堂上教学时说的话，在批改作业时留下的语句，都被揭发出来，整理成一条条“罪状”。然后，我们这些留校的学生，被组织起来，负责对自己班的班主任和班上的任课老师进行内查外调。正如日记中所记载的，我们每人被分配若干条内容，分别找当事的同学进行核查，以确认这些揭发的内容是否属实。至于当时核查的是什么“罪状”，由于日记中没有记载，且时隔半个多世纪，已经记不清楚了。依稀有印象的是：某某老师讲课时“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某某老师“鼓励学生走白专道路”，某某老师“美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等等无限上纲的东西。还有某某老师拍女生肩膀之类捕风捉影的指责。当时的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成天屁颠屁颠跑来跑去搞的所谓核查，其实是在参与作恶，在参与对老师的迫害。当时的我反而认为，这是党组织交给我的捍卫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任务，必须不折不扣，认真完成。
文革初期，借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黑线，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学校的领导和老师，是学生们的无知，其行可恶，其状可悲。而把教师分为左、中、右，打击一小撮，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老套路。至于这是否是当时另外一个司令部（当时我们压根不知道）的干扰手段，则不得而知。八月底，当接踵而来的学生斗学生在成都五中校园开始后，厄运中的老师们才有一些喘息的机会。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初，文革工作组被撤销，这的确反应了中央高层的斗争。但地处成都的我们，哪能知道个中的奥妙？正如日记所载，我们只是亦步亦趋地跟着去游行，欢呼，庆祝，表决心，发誓言。时过五十来年后，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刘少奇、邓小平就被贬黜了。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把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并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运用“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欢呼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转引自网络）
而毛泽东的法宝之一就是把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鼓动起来，造党内另外一个司令部的反。因此，他在八月十日到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革命群众，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紧接着，他在八月十八日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他当时最著名的话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他想鼓动起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突破已有的政治格局，来帮助他打倒党内的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但殊不知，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再一次被干扰了。被鼓动起来的红卫兵开始在校园里面大搞血统论。这一次，他们斗的不再是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而是同在一个教室里面朝夕相处的同学。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