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个文化圈，我很早以前就有个“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的想法。去年看到此文，有点爱不释手的感觉，观点是如此一致，但我自己是绝对绝对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的。一直以来不想转贴文章，但这两天手痒，决定还是转贴吧。华夏文化圈还是有那么几个明白人的，但是，整体的性质放在那里了，写一篇东西也只能是给自己读读看看而已。
元链接在此：http://cj.sina.com.cn/article/detail/2057518114/401425
（我不是话里有话，我只是没话好说）
心 照 不 宣
01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
公元260年，司马氏把持了曹魏政权。
山涛跟司马昭是亲戚，投靠司马氏后屡受重用。这一年，他想荐举好友嵇康入朝为官。但嵇康娶了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就给山涛写了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中国历史上写得最动人心魄的绝交书，嵇康的姿势好看得不行。
信中说，你通达事故，善于应变；我性格率直，心胸狭窄，对很多事情不能容忍，只是偶然跟你交上朋友罢了。这意思就是，往后你我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三年后，嵇康被司马昭处死。死前嵇康把儿子嵇绍托付给了山涛。山涛举荐嵇绍，官至侍中。后来八王之乱，嵇绍为保护司马家的傻儿子晋惠帝，死在成都王乱刀之下，谥号“忠穆”。
虽然嵇康跟山涛的政治立场不同，但最懂知识分子的，只能是知识分子了。嵇康选择了慷慨赴死，王戎跟山涛一起抚养嵇绍，做了司马家的孝子贤孙。
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意思是，你这个俗人又来坏我兴致。
跟阮籍比，官运亨通的王戎确实太俗了。
竹林七贤里，嵇康是个直性子、山涛是个老好人、王戎是个大财迷，阮籍是只老狐狸。钟会曾多次问阮籍对时政的看法，想借机给阮籍治罪，但阮籍每次都借酒醉逃过一劫。最后司马昭说了，“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嵇康活着的时候喜欢打铁，向秀就在一旁给嵇康拉风箱。嵇康死后，司马昭召见了向秀，问他，听说你不肯出仕，那为什么在这儿呢？向秀回答，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司马昭听了，大为赞赏。
02
1998年，马东从澳洲回国后，在湖南卫视主持节目《有话好说》。
在澳洲留学的时候，马东懂得了什么是同性恋。《有话好说》第75期以“走进同性恋”为主题，邀请了李银河、崔子恩、石头上节目探讨对同性恋的认识。这是国内电视媒体对同性恋话题的第一次公开讨论。
这期节目首播播出后，重播被紧急叫停，节目组被要求作出检讨。不久后，栏目组被迫解散，马东当众痛哭。
那段时间是湖南台的多事之秋，多个严肃节目出现了新闻事故之后，“娱乐立台”成了湖南台的宗旨，然后有了李湘坐商务舱，马东坐经济舱后排，然后有了《超级女声》。
节目解散了，作为湖南台编外人员的马东回到北京，进了央视。经历过《有话好说》的风波后，马东在央视主持《文化访谈录》的身段柔软了不少，《文化访谈录》还成了对外宣传的样板工程。
04年开始，央视对同性恋的口号从“回避不如正视”到“抛弃歧视，尊重每个个体的自我选择”，这给了马东一种错觉。
于是在距离《有话好说》15年后，马东在《奇葩说》上再次讨论同性恋这个话题。跟15年前一样，这期节目被下架。广电总局给的理由是，“嘉宾对非正常的性关系持同情态度，挑战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节目不适合向公众传播。”
《十三邀》的节目现场，许知远问马东，你喜欢这个新时代吗？马东说了三次喜欢。许知远追问，一点抵触的情绪都没有？马东说了两次没有。
许知远这招天马流星拳，打到了马东这团大棉花上。
同样是采访，贾樟柯跟许知远就比较聊得来。贾樟柯说自己拍电影《站台》，从1979年拍到1989，是通过流行音乐、流行文化的角度来曲折地、心照不宣地讲这段故事。讲的哪段故事呢？贾樟柯没说，许知远笑了笑，知识分子间的那份默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很明显，马东跟许知远也有这样的默契。马东对许知远说，本质上咱俩是一样的，就像你表现为愤怒，我表现为悲凉。什么叫悲凉，悲凉就是无从反抗。
马东能反抗什么呢？他现在不只是主持人，还是商人，要对《奇葩说》的广告主们负责。就像郭德纲说的那样，
“他是我们中的资本家，也算是我们中活得明白的”。
活明白了的马东现在喜欢玩《王者荣耀》，记者问他，“现在在这个公司里面，谁来负责安全的把控和审查？” 他狡猾地笑了笑，“一般是保安。”
真是滴水不漏的马东啊，阮籍也不过如此了。
03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王戎有好李，常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
阮籍说王戎俗，算是说到了点子上。王戎爱钱，吴晓波也爱钱。
吴晓波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的时候，有次在图书馆看到一句话，“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当时吴晓波就想，中国书生的千年局促与荒诞就在这14个字里了，我们这一辈应该学习做一个“没有君王的书生”。
1990年吴晓波大学毕业，进入新华社杭州分社，成了一名记者。92年春天，总设计师南巡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吴晓波有次陪一个饮料公司老板见市里的副市长。副市长气傲势盛，等双方都坐下来的时候，饮料公司老总从包里掏出了半块砖头大小的摩托罗拉，副市长一看，眼睛直了，气势弱了。
在当时，一台摩托罗拉手机相当于高级公务员十年工资。到了年底，单位开会，让大家畅谈明年工作目标，轮到吴晓波发言，他的目标是挣到 5000 元稿费，做“半个万元户”。话一落，报社的老同志们都看向了吴晓波。
吴晓波信奉的是罗斯福跟亚里士多德，前者有一句话，“作为知识分子，你必须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后者的主张是，“无恒产则不自由，不自由则无道德”。
用吴晓波的话说，在这个商业世界中，知识分子要足够有钱，钱多到一个标准线，就不会轻易被收买，思想自由的基础是财富自由。为了财富自由，吴晓波03年离开了传统纸媒，靠着给各大企业家著书立传赚了个盆满钵满。
但吴晓波哪怕给企业家们写了那么多书，也要强调，“我在企业界没有朋友。”吴晓波的朋友们都在新闻界，就像王戎不管怎么市侩，也是要跟阮籍山涛一起玩的。
2007年，达能低价并购娃哈哈事件爆发，吴晓波发了一篇文章《“受害者”宗庆后》。在这篇文章里，吴晓波谴责宗庆后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对抗商业之争。
文章结尾，吴晓波写了一段话：“我做此文，颇为犹豫。我跟踪娃哈哈十多年，还写过《非常营销》一书，此文一出，十多年交情付之一炬。但是，事实就是事实，这把火再烧下去，对中国商业的健康成长实在不利，也被国际舆论‘看笑话’。冒险而作，文责自负。”
后来，宗庆后再也没找过吴晓波，两人的交情果然付之一炬。
“书生是不能有‘君王’的，即便是为了理想也不行。千百年来，无数中国读书人为了理想以身相许，他们把自由出卖给帝王、党派或豪门，试图以此换取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我看来，这是不值得的。”
这是吴晓波的底线。
吴晓波曾说过，“我们一定不能寄希望于一个英明领袖的出现，那是非理性的”。那寄希望于什么呢？
前不久创业黑马上市了，吴晓波给老朋友牛文文写了篇文章，里头说，
“企业家从边缘地带向核心进发，一开始小心翼翼，继而肆无忌惮，他们一度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社会进步的话语权，如彼得·德鲁克所描述的，中国即将进入一个“企业家的时代”——如今看来，那当然是一个错觉。”
曾经这也是吴晓波的错觉，吴晓波忘了在中国做企业家是有风险的，一不小心就要上山种橙。
昨天有人造谣，褚时健死了。
04
中国的企业家是容易犯错的，媒体人也是容易犯错的，报道企业家的媒体人呢？
吴晓波在复旦的同学，有《第一财经日报》的秦朔跟《东风早报》的邱兵，这两人办报都很坚决，不讲情面。当初经常有企业找到吴晓波，希望秦朔跟邱兵能手下留情。吴晓波就在深夜给他俩打电话，但俩人往往关机。
要是打给牛文文，牛文文一定也关机。
08年牛文文创办《创业家》杂志时，他经常跟刘恒涛这些新记者讲他在90年代的媒体经历，“我们那个时候做选题多敢做啊，政策出来，就给部委部门打电话，没人接电话照样写，直接见报。”
刘恒涛感叹过，那老一代媒体人的内容纯情啊，都随着风吹散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文人的尊严已经成为过去。
2010年，纸媒渐渐衰败，《创业家》艰难求生。当时广东有个企业准备上市，上市前需要一篇报道。牛文文就带着记者刘恒涛出席这个企业老板的饭局。在饭桌上，牛文文就讲，我们这期杂志要怎么写怎么写。兜了半天圈子，到最后也没直接跟对方说出来。
牛文文是陕西人，实诚，比不得经商天赋满点的浙江人吴晓波啊。
牛文文在2000年就任《中国企业家》总编辑的时候，算副局级干部。那时候他圈子里都是柳传志、冯仑、李书福这样的大佬，重点关注的是“一个阶层的生意与生活”。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牛文文没准会成为第二个吴晓波。
谁都没想到，牛文文会在08年重新出发，创立《创业家》。据说从08年开始，《创业家》杂志每月开公司大会，牛文文的结束语都是，三年后我们登陆创业板，这句话成了牛文文的口头禅，一喊就是快十年。上个月创业黑马上市了，牛文文这也算“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创业家是牛文文喝出来的江山，这次创业是个体力活。
2009年左右，徐小平受邀参加黑马大赛的第一次活动。活动一共来了一两百人，现场很冷清。徐小平印象最深的是，一整天时间，就牛文文一个人，在那个会场上狂欢尖叫，其他人也不叫，整个啦啦队就他一个人，既是队长也是队员，从头到尾在嗨。
后来徐小平老师说，
“当别人不欢呼的时候我欢呼，别人不喝彩的时候我喝彩。当我喝彩欢呼久了，大家也就跟着欢呼了，这就是真正的创业家精神。”
这是许知远无法理解的，“像美团那些公司有什么意义呢。你卖一个盒饭五块钱，我卖一个盒饭三块钱，还送到别人家，这样就算创业吗？这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许知远啊，你是没见过自己的公司连续二十个涨停板啊！二十个涨停板那是什么概念啊，一块钱变十块钱没什么影响，十个亿变一百个亿还没什么影响吗？
许知远采访过牛文文，问创业的社会学意义是什么？牛文文回答，我认为中国在这一轮实现了社会革命，移动互联网实现了表达的自由、集社的自由、金融的自由。
许知远和牛文文的对话是通过文字出版的，所以不知道牛文文老师讲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口吃。
创业之后，牛文文老师这几年总爱在公开场合夸别人，唱赞歌，讲到激动的时候容易有点小口吃。我猜可能是因为要临时想一些褒义词，而褒义词是有限的，比如要同时赞美雷军和周鸿祎，褒义词又不能重样，这个难度很大。
05
老编辑讲，许知远的《十三邀》，第一季罗振宇开场，第二季马东开场，所有挣了钱的知识分子都跟许知远有仇。所以第三季和第四季一定要请牛文文和吴晓波，这样可以体现他和这个世界的拧巴关系。
我觉得能体现的，是所有人和世界的拧巴关系。
牛文文说，"创业让中国实现了社会革命”；自认为精英分子的许知远说，“社会需要依靠精英分子来推动”；吴晓波一度相信企业家掌握社会进步的话语权；马东认为“娱乐是这个时代的本质。”
他们每个人都对自己从事的道路有过分的高估，因而都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偶尔夹带一些私货，想柔性地推动中国的进步。
只有罗振宇不一样。
罗振宇说，“我最喜欢的是英美保守主义的那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那种精神，管好自己的社区，讲什么大道理，奋斗，做最好的自己，对得住家庭，挣钱。”
罗振宇博士毕业后进入央视，一年后成为央视历史上第一个临时人员身份的制片人。当时他在《对话》栏目，主持人出去参加剪彩活动挣一二十万，从事幕后工作的罗振宇只能拿固定工资，“这不公平”。
后来罗振宇对许知远说，“在财务自由之前，想什么都没用。财务自由是先确立你人生价值的第一站，然后再想别的。”
罗振宇的上司是央视财经频道的总监郭振玺，郭振玺不喜欢罗振宇。2007年，郭振玺专门为《对话》搞了一个制片人竞争上岗，鼓动了一群高层，安排评委打分，为的就是把罗振宇排挤出央视。
那时罗振宇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马上辞职，第二种是在竞聘现场把郭振玺大骂一通，罗振宇选择了第三种，他穿了这辈子第一次正装，认认真真准备了PPT，做了他这辈子水平最高的一次演讲。
郭振玺要求央视内部的有线电视全程直播这次竞聘，很多央视领导通过这次演讲认识了罗振宇，在罗振宇从央视后离职后找他合作。
罗振宇的人生观是向前看。2012年，他跟申音、杜若洋创办了“罗辑思维”。当时他们带着5万元钱买来的设备，在中关村普天大厦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录制第一期节目。
这期节目花了一整天才录好，罗振宇对杜若洋说：“老杜，这个事业是一个读书人该干一辈子的事业。”杜若洋感动至今：“我觉得特别有情怀……就是他真的是爱这个事儿。”5年后，罗振宇说，“你才有情怀，我没有情怀，我是只会干这个，我要会造楼，我早就当房地产商去了。”
2016年1月，罗振宇在新榜大会上发表演讲：“自媒体不要做广告”；“不到万不得已时，绝不融资”。不到两个月，罗辑思维宣布投资papi酱，双方打算拍卖papi酱视频贴片广告。有人翻出罗振宇在新榜大会上的演讲视频，“说好的不融资不做广告呢？”
《十三邀》上，罗振宇谈到这个事儿，“我们这次操作papi酱广告的拍卖，很多人说我打脸。我说对啊，有钱不挣，傻吗？”
节目现场，许知远问罗振宇，你怎么看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你怎么看所谓蓬勃的文化内在的价值呢？你关心这些吗？罗振宇说，我不关心。这个时代，突然一个浪头过来了，管自己。
当许知远说自己是唱挽歌的人时，罗振宇说，我一定要和00后一起去玩手机，难道我要跟着你们一起去唱挽歌吗？
06
许知远曾经写过，我总像是无根浮萍，会欣赏与支持那些抽象的道德与正义，却躲开人群与冲突。对于他们，我总有一种因为无能、胆怯而带来的惭愧感。
但是这种无能和胆怯是有好处的，让他仍然能做一档被奔驰赞助的节目，有几千万的播放量，播完还有10万+去骂他。
许知远在和马东的对话之后，被机灵的自媒体翻了个底朝天。比如他食古不化，自绝于外面的花花世界，他不会表达，在马东面前虚张声势，不尊重女性，在女神俞飞鸿面前是个猥琐男。
他们说的都对，但是对于许知远来说，这些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辜鸿铭一百年前在北大校园里面拖着一根大辫子，讲一个茶壶和三个茶杯的恶毒笑话，那才是不尊重女性，五四青年们上街抵制日货，辜鸿铭在报纸上写打砸抢日货商店的是暴徒，那才是食古不化。中国都要亡国灭种了，还谈论中华文明的优越性，那才是虚张声势。
辜鸿铭关心的，是中华文化能否以文明的一极存续，以进步口号集结的年轻人只关心如何富国强兵，不再受洋人欺负。大家看起来言辞激烈，其实自说自话而已。
但是蔡元培还能能容他，还能容一个嫖娼上瘾的陈独秀。
现在，何处是北大？
三千太学生为嵇康请愿，不敌一纸罪状，“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
我不知道鲁迅先生对于魏晋文人的兴趣来源于何处，在他有限的生命和无限的论战间隙，在这个议题上了做了严肃的研究。相信他也在这段历史中看到了某些和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状况产生共鸣的东西。
30年代的左翼文人，面临的同样是“娜拉走了以后”的问题。
许知远觉得丁玲和萧红、萧军已经在鲁迅的肩膀上谈论过了这些问题，怎么后来又活回去了。可是要不是中国人又活回去了，许知远怎么会爱上台湾的“丁玲”，至少有七段复杂感情的高金素梅。
所以中国的问题，哪里有什么前现代后现代，从来只需要背诵一段鲁迅先生的话就可以终结讨论，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
一个时代，唱挽歌的只有一个就够了。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剩下的人，该干啥干啥，戏精才给自己加戏。
就算是嵇康，灵魂站在云端，看他的朋友都好好活着，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隐居的隐居，他也会觉得现世安稳，岁月静好，不会分大家一个三六九等，不必为谁痛心疾首，更没有当谁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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