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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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

心言

 
小年的这天很暖和,过了下午打谷场上村里人就三三两两过来晒太阳,从稻草垛拽下来一捆打开铺地上,躺在那里懒懒地很惬意的样子,妇女们则坐在草垛下解开衣服奶孩子,棉衣只罩在孩子身上挡风,露出白花花的肚皮围成一圈。人们早早过来是等下午的忆苦思甜会。开过忆苦会吃过忆苦饭还要在这儿分猪肉,分过猪肉就要准备过年了。劳累一年只有从小年到十五这几天是清闲的,过了十五该备耕的备耕,该补网的补网,就没有这么自在了。

其实仔细看看躺在地上的那些汉子满脸菜色就知道,他们许多人没有吃午饭就等在这里,既然待会要吃忆苦饭,节俭人家就要留下肚子省下一顿口粮,况且秋天的一场水灾不仅冲去收成,也冲走他们猪圈的猪和屋里不值钱却指望过冬的不少被褥。

村支书过来喊人帮他搭台子抬桌子,没有人睁眼看看他,急了他用脚踢起几个小子,骂骂咧咧地说:“过了小年你们就有歇了,至于懒成这样!”

“歇屁,歇?你装进步报丰收,我们这个年还不知道怎么过呢!”二堂哥突然坐起来回骂道。其它几个也随后坐起来,不无怨气地紧盯住支书。支书脸色一下子尴尬了,支吾着:“过年我就去县里,争取把返销粮早点要来。”

忆苦会开得很煽情,上去一个人忆苦都哭得泪汪汪地,把旧社会控诉得让人不觉得深恶痛绝都不行。每年这些上了年纪登台忆苦的都是固定的,同样的故事依他们的情绪智商每年多少有些变化。今年的水灾大了,所以忆起苦来让人有触景生情的感觉,每人忆过后民兵连长带头大呼口号:

“打倒帝修反!”

“社会主义万岁!”

“坚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压轴的柳树他爷爷颤颤巍巍走到台上的时候,人们也开始在台子周围凑得紧密。他忆过苦就要分忆苦饭了。

“苦哇!”柳树爷爷上台还没有坐下就喊了这一嗓子,坐下把烟袋点上突然就敲灭了,起身又大声喊起来:“苦哇!。。。。。。六零年柳树他哥才三岁呀,吃了搀淤泥的窝头硬是撑死了。那些窝头不是给他吃的。我们家有吃的呀,锅台边上兑杨树叶子的窝头就有好几个,他怎么偏偏抓了那个?苦哇!”

人们一下子惊呆了,支书急忙告诉民兵连长:“快!快喊口号!快领着喊口号呀!”自己几步上去把柳树爷爷拉下来坐到父亲那边去。

我第一次看到老家不会哭的农民们的呜咽,那张张干枯了一个冬天的脸挂上泪滴,冬阳下闪闪烁烁,神情却十分凝重庄严,千把人头密集交汇在一起,只有毫无表情的呜咽声。

“快分忆苦饭吧,大伙拿到忆苦饭就回去了。”民兵连长给支书出招。支书擦下脸上泪水,更为难了:“唉,你又不是不知道,忆苦饭都不会够分。。。。。。”

人们开始自动排队,每家出一成年男人,谷场上就是一条二百多人的队伍,弯弯曲曲的长队里有自卷烟抽的,也有叼着烟袋的,头顶上一层缭绕的烟雾似乎是刚才那阵呜咽的尾声。女人们则带着孩子在草垛旁等得很耐心。第一个拿到忆苦饭的人急切回到自己家人堆里,女人的尖叫声顿时在谷场回荡:“怎么,五口人才一个窝头呀?”

不是五口人一个窝头,是每家一个窝头,孩子多的稍大些而已。那个金黄色谷壳带米磨了,揉进干菜叶子蒸了的窝头放在手里就比金子还贵重了。多少户人家从中午开始就在等这个窝头!

父亲把窝头放在我手里,说句“给二哥送去。”话音还没落二堂哥三堂哥家的两个侄子就站到我身后了,手还在拼命摸腮上沾的窝头渣子,很不容易找到一粒,马上就抹到嘴里去。父亲把窝头掰开分给他们,我不甘心地跟他们到稻草垛后说:“你们等着,我再去试试。”

我插到领忆苦饭的队伍里,轮到时民兵连长问:“怎么,没吃饱?”支书在他后面接上说:“给他一个吧,正发育的时候。”“可是只够每户一个呀,他多拿一个怎么分呀?”“

我站在那里呆住了,去年的忆苦饭剩下的还给缺粮的几家分了,今年连忆苦饭都不够了?转身就要回去。

支书走上来递给我个窝头,我手半停在那里不知是接还是不接,远远地看到两个堂侄冲我招手。

我拿了窝头走回草垛旁告诉俩堂侄,这个窝头就是支书家里的,我们吃了他们家孩子就吃不到。我们三人走到支书老婆那儿递上去,她掰开五瓣给我们几个分了。我看着支书女儿眼巴巴的样子,把自己那块给她了。

分猪肉时人们陆续开始离开,那时一斤猪肉八毛七分钱,是要从明年工分里扣的。今年的工分,每个成年劳力一年干下来,每十分工欠队里两毛五。他们许多人是吃不起这顿肉的,明年一年下来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而那口猪只有八十斤多一点吧,是我家的。村里没卖掉没被水冲走的最大一头猪了,父亲送给村里杀了过年,也顶上我家一年的工分。

大人们散后我和两个堂侄还赖在那里从稻草上找稻粒。明明知道那些稻草已经被人们翻过无数次了,还是不弃不舍地一根一根摸索,哪怕找到很瘪的一粒都欢呼跳跃一番。太阳落下去时二表舅家的小表弟来了,大家这才回去。

回家时小表妹一人趴在窗台朝屋里看,见我和表弟进来把根食指按在唇上“嘘”一下,让我们把她抬到窗台上,又沾唾沫把窗角糊碎玻璃的窗纸揭下来,得意地小声说:“这下听见了吧。”

屋里父亲,二表舅和支书正商量过了年从表舅村里借粮。表舅是他们村大队长,上面说什么都不在乎,种地全看一块地适合长什么,副业也搞,冬天则会把马车牛车带外面帮砖厂拉砖,那边公社书记也睁一眼闭一眼由他了,所以他们村是这一带最富裕的。我们来时他们就谈差不多了,父亲突然提到我春起养的羊,要支书拿去卖了做办公费用;又让母亲拿出一百块钱来塞到支书手里,让他分给几家残废军人和五保户。支书两手接过钱来一下就给父母跪下了,发誓今后再不唱高调,也不砍河堤上树卖了,一定要向二表舅那样把村里搞好。见他们推让过要出来,我们几个慌忙从窗台下滑下来,我蹲在窗下眼睛紧盯著院里栓的那只羊,想想它还不到该杀的时候,眼泪就落了下来。支书无论如何都不肯牵走那只羊,等他走出院子我破涕为笑时,表弟妹们就开始划指头在脸上羞我。

表舅还让表弟妹留在外面,母亲却让我进去。原来表舅和舅妈是来提亲的,十二岁的我和八岁的小表妹!母亲先是大声笑,笑够了才说:“按说我们现在不应该这样替子女包办了,何况还是亲戚。”然后把目光转向我,问:“你喜欢小表妹吗?”

我慌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却看到小表妹躲在窗后的眼睛,只好回答:“小表妹挺好的,你说算吧。”如果屋地有个洞就好啦。

母亲回头对表舅和舅妈说:“我也喜欢这丫头,挺机灵的。过年让她上学吧,最好要读完高中。”表舅和舅妈一脸恍惚,似乎要有个准话才能放心。

送表舅一家出门时小表妹突然闹着要住下来,表舅和舅妈眼睛一亮,如果母亲不留小表妹就是答应了。他们一边把小表妹的手从我口袋里拉开,一边用眼睛的余光盯住母亲。母亲笑着搂住小表妹亲亲说:“跟你爹妈回家吧,越来越大,该懂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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