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报复
作者 黄泽文
回到成都，休息了两天。
九月二十日，我心情比较轻松地来到学校。走进教室时，甚至连以往规定的报告也忘记了喊，班上的红五类同学都板着脸。我坐到我的特殊座位上，贴在上面的“七条勒令”沾了不少灰尘。我打开我的桌子，猛然看见桌盖背面用粉笔写了几个警告性的字：“必须老老实实”，我惊住了，预感到报复就要来了。
果然，一群红五类同学和紧跟红五类的麻五类同学围了上来，把我包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指责我挑拨他们和贫下中农的关系。我开始申辩，但无济于事。我只听见他们的指责声，辱骂声，讽刺声，在我的耳边呜呜嗡嗡地喳闹着。有人说我两面三刀，有人说我阳奉阴违，还有人说我过去是假积极，真表演，唾沫四射，直喷我的面颊。我越听越冒火，内心倔强的脾气突然发作，我用豁出来的口气第一次蛮横地说：“随便你们怎么说，我就是没有挑拨，是你们自己不争气。”这是我这些天来第一次这样来硬顶“掌权者”者们。他（她）们惊了一下，又马上镇定下来，酸声酸气地说：“啊，你也要发脾气了，等会儿再和你算账。”
上课铃声一响，我们七个人就被一个接一个地弄上讲台去“辩论”。所谓辩论，文革兴起后的时髦用语而已，但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当时的实际是要我们七个人一一上台受审，交待“挑拨贫下中农”的问题，以消解他们在青白江所受的窝囊气。他们一直就没有搞醒豁，为什么贫下中农们就不站在他们红五类这一边？按理，按照当时阶级斗争的道理，亲不亲，阶级分，咋个青白江那个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们就弄不懂这个最基本的革命道理，反而帮着黑五类子女说话？
我的这些红色同学们忽略了最基本的一点，那就是，贫下中农以劳动为生，春种秋收，夏栽冬藏，开路修渠，养猪牧羊，全靠足踏实地，任劳任怨，汗水辛劳。他们最尊重爱劳动的人，最讨厌游手好闲之徒。此外，劳动者与大自然为伍，沐天地之正气，使得他们大都心地纯朴，心性善良，看不惯以强凌弱，更看不惯弄虚作假。而当时那些在报纸文件、影视戏剧、文学作品中人为鼓吹的阶级斗争，对地处乡村的他们的浸染尚不足以掩其心性。因此，前几天的事件，是青白江当地贫下中农的本性反应，和我等说的那几句实情真话没有太大的关系。
成都平原上的朴实农民（转引自网络）
轮到我走上讲台交待的时候，我被呵斥站直，低头，一如前些天的专政待遇，但我没有像以前那样被完全降服。我抬起头，比较镇定地向五十来位同学说：“我们到青白江，专心劳动，不怕苦累，并没有挑拨什么关系。贫下中农有他们自己的观点，岂是我们能挑拨得了的？”下面就有人说我不老实，是“假革命”，还有一个红五类同学站起来，装模作样地问大家：“他是不是？”大家就回答：“是”。我非常反感他们这样用“假革命”的标签来形容我，但我气愤之中并未失态，我说：“革命真假，你们岂能判定。我生于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我至少是要革命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革命气氛弥漫张扬的国度。新中国就是通过被压迫者诉诸革命性的暴力反抗而建立的，因此，“革命”两字极为神圣。对革命的态度是判断敌、我、友界限的最基本的准绳，拥护革命，是那个时代青年人最自然的选择。因此，指责我是假革命，当时的我认为，这是对我极大的侮辱，我因此和他们极力抗争，不容他们信口雌黄。由于抗争，他们看见我态度和劳动前大不一样，于是草草收场，我也悻悻然地回到我的座位上。我这次算是被折磨得较轻的，我们七人中，有的同学不仅被罚站，还被强迫把手举起来，作投降状。
就在这样折腾时，教室对面高68（3）班的一个绰号叫“小激动”的宁姓男生走了进来，要我们过去和他们班上的黑五类同学对质。我一进门就挨了一皮鞭，是该班一个张姓男红卫兵打的。此人系军队子弟，下手狠重，皮鞭抽在背上，火辣辣地痛，恨气直冲我的胸口，但我咬牙忍住了。全年级四个班的二十个黑五类同学全被押到此班的讲台上，同学们把我们团团围住。
文革初期校园里的学生斗学生（转引自网络）
首先，叫我们背诵“七条勒令”。一些黑五类同学似乎在有意反抗，在呵斥的命令中沉默以对，皮鞭就响亮地抽在他们身上。还有的黑五类同学被强迫下跪。轮到我时，我顺从地背了出来，幸免一打。我班的一个梁姓女同学，拿着党中央颁发的文革《十六条》，质问这些打人的同学们遵守不遵守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却被那个“小激动”的男生打得更凶。但她没有屈服，仍然一口一个：“要文斗，不要武斗”，其敢于直面抗争之精神，至今回忆，令人感佩，远胜过我这样的须眉男儿。
值得提示的是，此号称为“小激动”的宁姓家伙，其实还并非红五类同学，按照当时的政治分野，他算是个麻五类。在大潮涌动之时，江河横流，泥沙俱下，最能看清人的本性，此人就属心性恶劣，手段残忍，好动手打人之辈。此人如果还活着，现在也应该是接近七十岁的年龄，不知其在偶尔回想起五十年前的这段经历，内心是否会有愧疚之感？
至于到底对质了些什么，往事漫漶，已经记不清楚，应当是一些谁背着红五类们说了什么，谁背着红五类们做了什么的豌儿麻子之类的事情。对质完了，没有我班这七个人的事情，就又把我们押解回到班上的教室。出门，我又挨了一皮鞭。这次，是我班一个红卫兵打的，此人曾经还是一个和我比较要好的同学，不知是手下留情，还是施力不当，皮鞭抽在背上，挨了一下就飞开了。
回到教室，班文革的红五类们命令我们写揭发材料，要求背靠背揭发在劳动期间的行动和言论。揭发这一招，本是新中国政治运动中反复搞弄的套路，旨在要受批判的人，通过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告密”，以同伴的“加重处理”来换取自己的“从轻发落”。
我拿起笔时，当时的心里其实很矛盾。我心中忐忑不安的是，要不要据实写出我和高68（1）班的凌、贺、白三位同学在周大伯家吃饭时我说的那些话？以及他们说的话？写，则是我在告密，既害自己，也害他人；不写，而他们三人中若有人写，则是他们在害自己，也害我。但我此时心中更认为，我们所说的话并无错误，全是这些天来发生的事实。红五类以及他们的核心——红卫兵们，以血统论为纲领，把斗争的矛头对准自己的同学，欺压，折磨，羞辱自己的同学，这明显是错误的。想到这里，我心中就有了底气，决定不写，既不能告密害同学，也不能再给自己添罪名，于是，我避实就虚，写了几条无关痛痒的内容，交给班文革了事。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