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尘变幻红颜旧 2018-03-17 李大兴 诗意与记忆

 

 

我从一懂事就知道大学已经都关门了,不过人们言谈中提到北大清华,还是肃然起敬。文革虽然如火如荼,人心中的观念并不见得有多少改变。七十年代中我第一次进北大就喜欢上了燕园,那时我已是少年,北大已经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但是校园里人不多,刷满大字标语的灰墙有些破败。我大概是从北大西门经过办公楼走到未名湖畔,一路感觉像走在一个很清静的公园。回到家我很兴奋地对母亲讲,她很平静地回答我,“那是我上大学的地方”。

 

 

几年前在网上看见一些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燕京大学女生的生活照,不禁看了半天。母亲年轻时很喜欢照相,据她说以前有很多照片,我依稀中还记得文革刚刚开始时,她在家中过道里高高的蜂窝煤炉烧照片的火苗。漏网的极少几张照片里,至少有两张是她在燕京大学期间照的。一张是在照相馆拍的全身照,我把它用在了去年出版的散文集《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封面上;另一张照片小得看不清楚,是母亲在燕京大学饰演话剧《日出》女主角陈白露的剧照。

虽然没有照片给我看,母亲还是很愿意回忆她在燕京大学的岁月。教会学校在北京,中学最有名的是贝满女中,大学自然是燕京。母亲从贝满初中毕业后,去慕贞女中上高中,这两所学校几乎就是燕京的预备校。据她的同学讲,母亲上中学时家境显然很好,每天坐着黄包车上下学。不过她虽然是大小姐,学习却很努力,功课也很突出,高中毕业被保送上燕京大学。她入学时进的是新闻系,但是没有多久就因为肺结核休学了好几个月,复学后转入历史系。

 

教会学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早在整整一个世纪前的1918年,全国就有了约六千所教会学校,学生十余万人。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第二年成立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从建校到被撤销,只有短短的33年,抗战中还有近四年被日本宪兵队查封,却一直是中国的一流大学之一。

燕京大学的校园,最早是明清两朝贵族皇家园林,燕京大学从曾任陕西督军的陈树藩手中购得,在这里大兴土木建了校园。如今北京大学燕园内那些中西合璧的老建筑,都是在燕京大学时代盖的。一所出色的大学,自然不是因为有美丽的校园,燕京大学的声望,更多是与司徒雷登的令名连在一起的。司徒雷登的办学眼光与举措久已为人称道,在我看来尤其重要的,是他对学术与思想多元的尊重与珍惜。教会学校创立的本意,自然有弘扬宗教文化的一面,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也是有着浓厚宗教气息的,然而司徒雷登早在20年代就尊重学生的信仰自由,把与宗教有关的课作为选修课,在1925年北洋政府、1927年国民政府明令禁止宗教课作为必修课之前。

所以燕京大学虽然是一所教会学校,却与其他大学没有多少区别,反倒因为是美国人办的大学,面对国民政府的管控,在保护师生的思想自由上更为有效。三十年代以降,抗日倾向、左翼思潮在燕京大学相当普遍,不仅在学生当中,也在部分教师之间。事实上不止在燕京大学,教会学校由于其外国背景,往往是政府军警在弹压时有所顾忌。不久前读陈焜先生回忆文章,提到几所教会中学的学生是1947年上海学生运动的主力。

 

母亲没有明确告诉我她是否是在燕京大学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倒是说起她在疗养肺结核时遇到一位学长,很谈得来,彼此都颇有好感。母亲是个很矜持的人,可以想象年轻时更是如此,她又言词犀利,大约容易让倾慕者望而却步。从母亲的叙述中,我可以感觉到她对学长是心存好感的,但是学长一直吞吞吐吐,没有明确表白心迹。据母亲说,学长很优秀,但是出身贫寒,家世差距大约让他犹豫。

母亲告诉我这些时,我还很年轻,只注重故事里暗生情愫,却又彼此错过的一面。母亲去世以后,我才想到需要了解这位学长本人,才发现他在青年时代深受左翼思潮影响。我想母亲大概是受了不少他的影响吧,晚年她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时,说年轻时虽然读了不少书,但是没有读明白多少,缺乏自己的见识。我倒不这么认为,母亲一生都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只不过人太有主见时就容易偏激。母亲也说她年轻时思想的激进,多少因为幼年丧母,在一个大家族中流动生活,感受到许多人情冷暖有关。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日本宪兵查封燕京大学,仅历史系就有主任洪业、教授邓之诚、学生刘子健等被捕。燕京大学从此在北平停办了近四年,部分师生转移到大后方,在成都开办燕京大学分校,抗战胜利没有多久,燕京大学就在北京复校。

母亲没有南下,晚年她不曾提起这一段时间她在北平怎样度过。父母那一代人经历的事情太多,在各式各样的高压下,为避免多言贾祸,点到为止或者保持沉默都是寻常事。母亲是有写日记习惯的,一直到91岁去世前不久,她还在颤颤巍巍地写。然而她的日记过于简略,又用了许多代号,以至于不止外人,就连她自己,恐怕岁月太久远的日记都看不出何所指了。唯一可以确知的是,母亲和她的老师翁独健先生有来往,而翁独健先生据说在1942年就和中共北平地下党建立了联系。1946年,父亲以中共军调处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在北平联系著名学者,发展青年知识分子去解放区。他在翁先生家第一次见到母亲,很快母亲就离家出走了。

 

 

 

在我上北大之前,不记得母亲去过北大,许多年后我才明白,人往往有意无意地避免触景生情。唯一的例外是在1980年我考入北大历史系后不久,有一个星期天母亲主动提议去当时坐落在二院的历史系办公室。我陪她走进无人上班,静悄悄的二院。在从南头数第二间西厢房前,她驻步良久。那是一件深锁的储藏室,四十多年前是她住过的宿舍。母亲告诉我,这里是静园,现在的一、二、四、五院是燕京大学女生宿舍,三、六院则是后来增盖的。

 

 

静园的四个院落并不大,但燕京大学女生数量不多,我查了一下,1933年时大约250名。因此学生宿舍相当宽敞,一间屋大多只住两个人,而我上学时每间屋一般住八个人。我到美国以后,便知道当年司徒雷登是比照美国私立大学各方面的水准建设燕大,大约与此有关,当时燕京大学的学费和伙食费 比清华、北大高不少,三十年代中期一年需150元。不过燕大并不是贵族学校,很多学生家境一般甚至贫寒,靠各种奖学金完成学业。其实母亲上学时家道中落已久,只是由于她的外祖父齐耀珊的声名,也许还有些实际的资助,一直支撑着表面的光鲜而已。据母亲回忆,她上大学时很节省,从不吃零食也不买衣服和化妆品。

 

我前年在微信群结识北大同年级校友邱明金兄,一见如故,他是国内蒐集北京大学史料最多的私人收藏家,同时也收藏了不少燕大的史料。我在他那里看过不少名册、纪念册、回忆文章等。看着那些遥远陌生的名字,我曾经对明金兄讲,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足够的史料,写出某一个系、某一个年级北大或者燕大学生的个人史。我尤其关注的是女生后来的命运,这倒不仅是因为母亲当年在燕大读书,也是由于女性更容易在历史中被湮没,而她们的际遇有时更多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深层。

我的这个心愿似乎不大容易实现,大多数当年的燕京大学女生没有留下记录,她们的人生轨迹消没在人海中,如今身世已很难考,难得有一位刘德伟女士留下一本回忆录和几百张照片。刘德伟的曾祖父是清末福州知府,父亲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法处少将处长,母亲是同盟会员。因其父廉洁,家中子女又多,她一直倚仗教会提供的贷款读大学。毕业后,她回到武汉任中学老师,抗战爆发后被选为全国基督徒联合会代表,出席在美国的世界青年第二届代表大会。刘女士在美国全国巡回讲演报道中国抗日情形,我不知道是不是当时第一人,但无疑是先驱。在三十年代,极少有美国人见到过她这样教育良好,英语流利,充满热情的中国知识女性。各地接待她的人中,不少后来成为她终生的朋友。

巡讲结束后,刘德伟去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和正在那里攻读经济学博士的未婚夫向景云会合。婚后她去芝加哥大学读了社会学硕士,专攻社会福利行政,然后就和夫君一起返回战争中的祖国。回到大后方后,她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赈恤厅任社会救济福利组主任,后在内迁成都的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抗战胜利后,刘德伟1947年在联合国资助下创办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为棚户区贫苦儿童谋福利,那是她一生中工作最快乐的时光。上海解放前夕,威斯康星大学邀请向景云前去任教,但是向景云和她听从地下党朋友的劝告没有去。大约刘德伟舍不得自己的事业,也期待着在新政府下继续做社会福利工作。随着政局变化,1950年刘德伟离开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进入上海市民政局任专员,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许诺她政府会继续儿童福利事业。从事几年社会救济工作后,她因为潘汉年一案在政治运动中不受信任,被降职调到一所问题儿童教养院。

 

更大的苦难在1957年开始,刘德伟被打成右派分子,第二年从上海发配到甘肃省定西县劳动改造。她竟然没有饿死在那里,而是于1961年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在当地县委组织部长的默许下逃离。刘德伟几经辗转,终于到昆明和家人团聚。后来她作为摘帽右派转任中学英语老师,然而不久后文革开始,她再次受难,被打得多处受伤,自杀未遂。读刘德伟回忆录《一粒珍珠的故事》可以想见,她是一位身心都很坚强的女性,最终能度过艰难岁月,在1979年得到平反,然后在云南工学院又教了几年英语。

她退休时已近76岁,1993年被女儿接到美国后,依然热心公益,在马里兰州参与创办一个教育基金会,资助云南贫困儿童上学。后来她回到昆明,亲自落实资助,帮助了近百名中小学生。刘德伟90高龄还在工作,为社会服务精神浸透在她的生命中,这固然也有其家世渊源,但与她在燕京大学的岁月关联更深吧。

 

刘德伟深受传统的读书报国意识影响,中学时就读过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留学归来后 曾在国民党政府部门工作,对官僚习气难以接受,才去大学教书。向景云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威斯康星大学博士,专攻土地经济学,在当时中国学人中十分少见。他回国后一直是政府官员,但是自律奉公,厌恶抗战胜利后的腐败,解放前夕更是直接与地下党联系,帮助保护城市。他们对新政权满怀期望,曾以为在和平环境中他们能够从事喜爱的事业并一展所长,然而他们的留美背景、在国民党政府的任职经历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时代是不见容于世的,他们能够幸存已属不易。刘德伟在回顾了一生的事业与家庭后说:“这一些事实让我认识到我的这一生的努力,是一个失败者。”不过人生往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败能够评说的,刘德伟在坎坷中的坚持与坚韧,呈现出非常际遇里非常人所及的信念与顽强生命力。虽然个人在大时代里很多时候无能为力,但她毕生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因此她在饥馑蔓延时能够以自己的努力离开定西。

也许,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们终生不渝的爱情。刘德伟与向景云从相识到死别凡一甲子,结婚54年,期间有17年分居两地。向景云五十年代任南京食品工业学院院长,妻子被打成右派后,他因为不肯和她离婚,被撤职并且发配到昆明,在云南省农机研究所翻译关于农机方面的资料。那时拒绝和右派份子离婚是立场问题,尽管向景云的专业知识在当时很少有人具备,尽管他留美时的的老朋友,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杨显东想调他进京,发挥他的特长,终因此化为泡影。然而,正是他的坚定不屈才保住了家庭,也给予被流放的刘德伟求生的力量。

 

 

像刘德伟这样以回忆录和照片留下一生完整文字与图像的燕京大学女生即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非常罕见。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她的长寿,使她得以亲历并记录近一个世纪的沧海桑田。在一定意义上,她的个人经历,已构成一个那一代知识女性命运的案例。更多的人灰飞烟灭,后人只能从残存的支鳞片甲里试图重构逝去的背影与场景。

母亲在她的最后几年里,经常和我同长长的越洋电话。零零星星地,我听她讲过天津齐家的繁华。她对我的狗的关注超过对我日常生活的兴趣,也由此讲起她小时候 家里的金毛犬、私人英语教师、音乐课等等,听上去倒也依稀仿佛关于民国深宅淑女的电视剧。她睽违近半个世纪后第一次看见齐家故居,就是在一部电视连续剧上,相对保存完好的宅院成为影视拍摄现场,是如今常见的事。

我一直劝母亲写些回忆,但是她从来没有答应过我。于是她一生中的一些关键时刻与选择,最终走入语焉不详之中。母亲提起过 抗战结束后,她曾经有机会去美国,但是她没有去,后来选择离开北京,从西山去解放区。母亲不肯说得更详细,我也就没有问。有时人不愿意回忆,或许是因为心中有隐痛吧。

母亲晚年心境平静,但话语依然尖锐。我随着年龄增长,逐渐体会到一个人在一生过程中不同阶段 可能有巨大的差异。我多少能够想象母亲年轻时性格中有很激烈的一面,我隐约能够感觉她当年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左翼思想与个人情感影响,事过境迁后,回首一片空旷。

抗战胜利半个世纪后,母亲第一次来到美国。在此之前 母亲对美国一直有很好的印象,翻译小说、好莱坞电影 往往是她念念不忘的。然而时间无情,英语已经基本忘光,在七十多岁上,一个新的国度、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是很难适应的。她住了半年就回北京了。因为来过,也就没了念想。之后的十五年,母亲在北京安度晚年,我每年回去探亲,看着她一点一点老去。

 

小时候父母有不少朋友都是读教会学校,他们多像母亲那样对美国怀有好感。我很早就感到早年教育对他们的影响,虽然那时流行说教会在中国办教育是文化侵略,长大以后,才明白那是教育的成功。与哈佛大学对接的燕京大学,当年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成功范例。二十世纪上半叶,相当一部分教会大学在中国有很好的声名,在北京还有辅仁大学,在上海有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在南京有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在苏州有东吴大学,在杭州有之江大学。不过随着革命成功,冷战开始,追随苏联老大哥,反对美帝国主义,教会学校很快被全面淘汰。燕京大学虽然早在1949年就宣布脱离教会,最终没有逃脱1952年院系调整中被裁撤的命运。

 

从此燕园成为北京大学的校园,一甲子后的北大学生远不是都知道这段历史。前几年北大闹着要拆掉静园一院至六院办“燕京学堂”,引起轩然大波,众多校友反弹。当时令我惊讶的是,许多校友不知道静园这个名字的由来。

静园终究没有被拆除改建,虽然暂时尘埃落定,历史系办公室等静园的老住户们早已迁走。2015年早春我重返母校,在铁将军把门的二院门口照了一张相。我趴在门缝上往里面张望了一眼,院里杂草丛生。

 

 

进不去二院,只好在静园草坪走一走。静园一至三院在西,四至六院在东,中间从北到南夹着长长一片草坪。新世纪的北大熙熙攘攘,比1980年不知热闹了多少。二月发黄的草坪,经过一个冬天,几乎被踩平,枯草紧贴着地面。我想起1980年,曾经和一个女孩在这里散步,告诉她这里也是我的母亲散步的地方。那一年 我们走在这里,想象着燕京大学女生穿着阴丹士林蓝旗袍的样子,草坪安静而翠绿。在二十岁时,四十年前的风景远到让人无法想象,而在2015年,我已经可以理解并且感受到那种遥远。看着牛仔裤和各种颜色的羽绒服,当年蓝制服的海洋恍如隔世。

 

那是我十几年来第一次回北大,此后倒是常来常往。在一个黄昏,我从西南门进去,那一带是我上学时的学生宿舍,本应该是最熟悉的地方,然而当时的宿舍楼已经拆得一栋都不剩了。我穿行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望着前面走路匆匆的年轻背影,在暮色里,时空陌生,过往已无踪迹。有那么一瞬间,我眼睛忽然一热,就口占了四句诗,本应是颔联和颈联,却一直没有完成:

 

爱恨情仇终逝水

悲欢合散已秋山

风尘变幻红颜旧

岁月流沙白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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