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是真正的大小姐,中国最后的贵族! (组图)

大小姐沉静内敛、心若明镜。社会跌宕起伏,尘世间灯红酒绿,大小姐志若磐坚,胸中千沟万壑。
当下美女也多,娇媚可人的、雍容华贵的、风情万种的,大街上随便抓一个都是明星样。可要找一位大小姐,着实不易。


 


 

1 郭婉莹


 



 

·郭婉莹,穿着旗袍去清洗马桶·

郭婉莹,又名戴西。上海永安百货的四小姐。6岁那年,父亲应孙中山的邀请,来到上海开办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49年后改名“中百十店”,现在又叫“华联商厦”)。戴西随父母举家迁回上海落户。

娇柔的眼神、光滑的额头、粉嫩的脸颊、白藕般的手臂,再配上精致的白色蕾丝裙子、软底的小白鞋,宛如一个纯洁的小天使,这些词语是用来形容郭婉莹小时侯的样子。

她在澳大利亚度过了快乐而又温馨的童年生活。自幼喝牛奶咖啡说英文,在伦敦生长,回国就读于基督教会中学、燕京大学。无论是做富商的千金、尊贵的少奶奶,还是“文革”中家里所有的东西悉数充工、连结婚礼服都不剩下的时候,她永远不变地讲究与优雅。


 


 


她穿着旗袍去清洗马桶,穿着皮鞋站在菜场里卖咸蛋。当她独自从劳改农场回家,听法院的人来宣读对她冤屈去世的丈夫的判决书时,她平静地听着,不闹也不号啕,泪水只在心中留。

她晚年时,有外国记者问起她在那些劳改岁月,为何能好好地活下来,她优雅地挺直背:那些劳动,有助于我保持身材的苗条。

她在86岁的时候,与三个年轻女子外出,在一起走了几分钟,那三个子女都感到,像是三个男子陪一个迷人的美女去餐馆,而不是三个女子陪一个老太太。


 


 


 

2 严幼韵


 



 

·严幼韵,穿了一辈子高跟鞋,习惯了·


严幼韵自幼生活在一个温馨和谐且富有文化氛围的大家庭里,从小喜爱学习,聪慧过人。他们兄弟姐妹很多,家里请了两位大学里的老师,一位教国文,一位教英文。尔后因全家迁居天津,严幼韵与其姐彩韵、莲韵先后在天津中西女校学习。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尚在起步之中。

1925年全国在校大学生总数为3万多人,而能进大学的女生更是凤毛麟角。严氏三姐妹先后考入高等学府,严彩韵和严莲韵分别于1921年和1924年毕业于金陵女大。

严幼韵于1925年考入沪江大学,1927年转入复旦大学商科,她坐车牌号为84号的自备轿车去学校上课(她自己也会开车),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沪语“爱的花”。当年复旦大学始有女生入学,开始男女同校,女生初进校门且人数又少,自然格外引人注目。严幼韵本来人就长得漂亮,父亲所开老九章绸布庄内的各种衣料随她挑,因此每天更换的服装总是最时髦的,当时红遍了整个校园。


 


 


这位第一个将小轿车开进复旦大学校园的校花,嫁给了驻菲律宾马尼拉领事馆的杨总领事。日寇侵华,疮痍满目,杨总领事因拒绝为日军筹集物资,与七名外交官一起被枪杀在异乡的稻田里。已有三个孩子的严大小姐,携领事馆另几位遇害人员的遗孀、子女,在小岛上顽强生存。她卖掉了首饰珠宝,在花园里种菜,学会了做酱油与肥皂,学会了养鸡养鸭……唯一没有变卖的是钢琴。晨曦晓露、夕阳西下,她会叮叮咚咚敲响琴键。

日本投降后,她携儿带女到了纽约,应聘联合国礼宾司招礼宾官,以流利纯正的英语、优雅大方的气质从几百人中胜出,工作到65岁退休。

在她百岁生日的派对上,她身着宝蓝底、红玫瑰花的旗袍,与孙子翩翩起舞。主持人曹可凡问:严先生,你穿着高跟鞋累吗?她嫣然一笑:“我一辈子穿高跟鞋,习惯了。”


 


 

3 郑念


 



 

·郑念,中国“最后贵族”的一种精神与坚守·

郑念,八十几岁的她,身着蓝调祺袍,头发花白微卷,面庞清柔,姿态极为优雅。虽是高龄暮色,眼神却一点不混浊!是怎样的女子,老年如此端美?眼神这般光芒?她,绝非寻常女子,堪称“一代名媛”、“最后的贵族”。

以《上海生与死》一书闻名于英美文坛的华人女作家郑念原名姚念谖,其父曾任北洋政府高官,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她和丈夫均留学英国,丈夫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外交官,她过着外交官夫人的优渥生活,风姿绰约,极显个人魅力。丈夫病逝后,出任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是聪慧干练的职业女性。

“一个炎热的晚上,女主人坐在自家静静的书房里看报。台灯的光照下,柔软的沙发,织锦缎的垫子,墙边装着中文英文书籍的书架。佣人前来通报有客来访,然后,会客厅里,主人和客人聊着天,佣人端来用精致瓷器盛的茶和英国式薄三明治……”这是1966年夏天的上海,郑念还保持着名媛的生活方式。


 


然而,随着文革的到来,郑念的家庭如同许许多多家庭一样陷入了可怕的灾难中。先是家庭遭到红卫兵的洗劫和摧毁,然后郑念被捕入狱,狱外的女儿著名演员的郑梅萍被人活活打死。


 


郑念(右)和女儿郑梅萍


 

乌云压顶,孤立无援,四顾茫然,要在精神上不被摧毁,难乎其难。郑念身陷绝境,却绝不接受任何强加的罪行,她奋力讲道理、摆事实,为自己抗辩。看守所认定,没有一个犯人像她那样“顽固和好斗”。

为了让她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行,郑念曾经有十多天双手被反扭在背后,手铐深深嵌进肉里,磨破皮肤,脓血流淌,度日如年。她每次方便后要拉上西裤侧面的拉链,都勒得伤口撕肝裂肺的痛,但她宁愿创口加深也不愿衣衫不整;有位送饭的女人好心劝她高声大哭,以便让看守注意到她双手要残废了。而郑念想的是:怎么能因此就大放悲声求饶呢?“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之声,这实在太幼稚,且不文明。”

在知识和道德上,她都压倒了审讯人员,以至于居然能得到某些局部的胜利。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照例是“犯罪分子”,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这几个字。在多次重写交代材料以后,再给她的纸上终于不再有“犯罪分子:”这个落款了。

她甚至拒绝被释放,除非当局向她道歉。这是极其罕见的场景。她拒绝了所谓的释放决议。她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无罪,并且要求赔礼道歉,还要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这种要求只能让专政人员感到好笑。他们当然永远也不会理解这种坚持背后的信念和价值观。然而这正是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之展现。她的英文自传《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追述知识分子理想如何被政治粉碎,轰动世界。

在丈夫亡故、女儿被杀、身陷囹囵的情形下,郑念四面楚歌,孑然一身,却保留着良知与勇气,这内在的美丽,穿越了文革时代的严酷黑夜。

朱大可回忆:“七三至七七年间,我时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谖(郑念)的‘无名氏’,独自出入于弄堂,风姿绰约,衣着华贵。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虽然去美时已65岁,但郑念很快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市购物及银行自动提存款机……当然,她不否认“……当落日渐渐西沉,一种惆怅有失及阵阵乡愁会袭上心头”,但她仍“次日清晨准时起床,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

当《上海生死劫》一书的中文翻译程乃珊在华盛顿首次与郑念零距离接触时,已经74岁的郑念开着一辆白色的日本车,穿着一身藕色胸前有飘带的真丝衬衫和灰色丝质长裤,黑平跟尖头皮鞋,一头银发,很上海……以致程乃珊感叹:“她是那样漂亮,特别那双眼睛,虽历经风侵霜蚀,目光仍明亮敏锐,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吧!”

而离开上海后,郑念也再没有回过中国。但是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祖国的关切。她把自己的稿费捐给了美国的一所大学,资助那些中国留学生。2009年11月,郑念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家中,享年94岁。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优雅美丽,博学多才,开阔大气,意志坚韧,这些“大小姐”才真正是女子中的极品。

佛说:有求皆苦,无求乃乐。

苦才是人生,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我们生命中的一切所愿,其实不应该用“追求”,而应该用“吸引”。

曾经,有一个人为了得到美丽的蝴蝶,便买来一双跑鞋、一只网子,穿上运动服,追逐奔跑了很久很久,终于在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中抓到几只。可是蝴蝶在网子里恐惧挣扎,丝毫没有美丽可言。一有机会,蝴蝶就会飞走。这就叫“追求”。

另一个人也很喜欢蝴蝶,他买来几盆鲜花放在窗台,然后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品着香茗,望着蝴蝶翩翩而来,心情犹如吸蜜的蝴蝶。这就叫 “ 吸引 ”。 “追求”,是从自我的角度考虑,忽视了事物内在的微妙规律,所以常常事与愿违。  “吸引”则是从完善自我、奉献自我出发,顺应了天理,投其所好,因而皆大欢喜。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你若精彩,自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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