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凌晨2：30，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返校复课，未果。同日，《光明日报》由近年来活跃在知识界的作家兼记者戴晴出面， 按原计划把知识界、理论界、文化界一批知名人士请到了报社，对学潮问题进行座谈。参加座谈的知名人士有温元凯、李泽厚、包遵信、刘再复、苏炜、李洪林、于 浩成、李陀、苏晓康、麦天枢、严家其等，绝食团成员王超华也参与了座谈。王超华介绍了绝食学生的情况，说坚定者大约只有20%，主要是北大学生；动摇的有 40%；想走的有20%。她听说公安部有报告表明，现在大量“盲流”涌向天安门广场，坏人非常多，她感到局面已经难以控制。她听说知识界准备游行，想听听 各位老师对局势的看法。她说，你们这些学者都是在学生中相当有影响的，如果能到广场上去劝说学生离开，至少不会有反作用；现在政府方面任何人去说，都只能 起反作用。王超华还说，她在市高联常委中是很孤立的，一直起一些协调作用。当有人问有无可能将学生劝走时，她说，对于大多数学生是有可能的，即使是绝食团 的领袖，他们的态度与文字里面写的也是有差别的，但他们的眼睛就盯着北大。尽管《光明日报》负责人在座谈会的开场白中指出，游行，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 设都会有好处，但如果处理不好，矛盾激化，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到场的学者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比王超华强不了多少，有人甚至还不如王超华，尽管他们在有些领 域颇有造诣，可是在民主政治方面也只是小学生的水平。因为感情色彩，他们象毛时代吹捧毛泽东一样，一边倒地把动乱责任全部归为政府，把学潮中的学生捧上了 天，自然充当不好调解人的角色。很多学者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以为中国民主的曙光已经就在眼前，严家其提出现在要开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眼前的事件正标志着 “人治时代的结束”。李泽厚的最后发言认为，要政府出来就一些问题作符合大家要求的表态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们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劝学生暂时 撤离广场。最后，由温元凯和苏晓康根据大家的意见，重新起草了一个文告《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结果，终因严家其说了一番要对历史负责，他个人没有 权力劝学生撤退的话，和他个人不能签名的话，与会者同意在呼吁书对政府的三条要求后面加上一句︰“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条的话，我们全体将站到学生运动 一边”。严家其的这番话属于政治生活中相当恶劣的道德绑架，难道持其它观点的人就不是出于对历史的负责吗，道德绑架的特点就是在叙述观点时直接把自己的观 点贴上正义的标签，以达到胁迫别人不敢说出与其观点不一致的心里话的目的。
知名人士座谈会的同时，即5月14日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次与30余所高校的学生对话团进行了对话，发起绝食的部分学生也参与了对话。 尽管阎明复是知识界皆知的改革派，双方仍然在学运的定性问题和“动乱”的摘帽问题上争持不下。对于现场直播问题，官方以中央电视台转播部已开赴迎接戈尔巴 乔夫来访现场作了搪塞。当学生宣读了一份绝食同学的遗书后，阎明复以异乎寻常的口吻说︰“我个人理解学运的原因，我知道你们的行动是学生的真正呼声，但 是，四·二六社论是政治局会议的精神。我有我个人的看法，但我实在不能在这样的场合说出来。我希望用你们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你们自己的判断”。在谈到“清 场”问题时，阎明复说︰“党是人民的政党，不可能用武力来对待学生，你们不撤也没关系，戈尔巴乔夫明天来访，就让我们丢丑吧。在外国，接见国家元首还有人 扔臭鸡蛋呢！我们的政府也应该适应特殊情况。但是，我也只能为你们说这一句话，而你们，也在人民面前丢了一张牌”。当时的阎明复显然也没有认识到时局的严 重性，轻易表态政府不会以武力对待学生，由此导致后来学生更加不知妥协；另外在群众激昂的背景下，百姓才不在乎政府是否丢脸，所以学生并不会因此在人民面 前丢失了一张牌。虽然阎明复的诚意成功促使了一些学生愿意达成妥协，但是随着不同派系的学生间无法进行协调或者提出连贯的要求而使得会议变得越来越混乱， 其实这些正是民众是非错乱背景下搞群众运动的必然结局。而在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却没有听到任何有关对话的广播，绝食学生怀疑自己被人出卖，要求“现场直 播”，成批冲到对话地点，将会谈打断了。吾尔开希事后评价这次对话，“我们把政府拉到谈判桌上坐下来，是绝食策略引起的最大胜利”。不知吾尔开希这番话与 文革期间民众热衷于“民整官”的情绪有何不同，他已经忘记了学潮的初衷，在学潮过程中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好，导致政治、经济、文化倒退，大家就都是失 败者。
据陈小雅《八九民运史》记载，“8时40分，当广场传出清华学生拟于当晚撤出，北三环路上出现坦克的消息时，绝食团的广播宣布︰温元凯、苏晓康、刘再复等 十二位学者将步行到达广场看望大家。还没有弄清他们来意的学生顿时发出一片欢呼之声。晚九时，这篇由上述12人签名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在天安 门广场对绝食学生宣读︰
鉴于天安门广场的情势，我们十几位学者作家本着良知和责任心发出如下紧急呼吁︰
一、要求中央负责人立即发表公开讲话，宣布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反对以任何形式对参加学潮的学生‘秋后算账’。
二、我们认为，由大多数学生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是合法组织，政府应当承认。
三、强烈反对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任何方法对静座绝食的学生采取暴力，谁这样做，谁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亲爱的广大同学们︰自昨晚得知大家来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的消息，我们都非常理解，非常难过，非常担忧。从四月中旬以来，你们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国 的改革，一次又一次走上街头。以令人钦佩的理性精神和大无畏的勇气，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在一九八九年春天做出的历史功绩。但是， 民主是逐步成长的，不能期望它在一天内实现。为了中国改革的长远利益，为了避免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为了使中苏最高级会晤能够顺利进行，我们恳请同学们发 扬这次学潮中最可贵的理性精神，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我们相信，同学们能够自己做出明智的判断。
但我们郑重重申，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点，我们将和同学们一道，为实现上面三点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
《紧急呼吁》宣读完后，温元凯、苏晓康、戴晴先后发表了演讲。为了使学生接受撤退的意见，讲演者大大褒扬了学生在前段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象苏晓康这样名 噪一时的‘大才子’，居然称︰‘你们第一次在中国教会，正在教会人民和政府如何进行现代政治运动、现代民主运动。你们比政府，比官员，比文化精英聪明得 多……正因为如此，大家要讲理性，要教会他们……’。从他们热烈崇拜的人物嘴里，讲出如此的赞美之词，使学生们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而且，他们的警觉性并没 有因饥饿而麻痹。当戴晴进一步引诱学生进入‘圈套’时，原以为来声援他们，所以一个劲地对讲演者叫好的学生，开始转变态度。等到戴晴说出，学运的性质和学 生自治组织又何必要政府承认；考虑到领导们的水平有限，只要赵紫阳或者李鹏到这个地方来站一下，不说什么，大家就撤。好不好？他们终于发出了不是配合的声 音。严家其没有发表讲演，而是在学生领袖的簇拥下走进绝食圈，频频向同学们问好。11时10分，当十二位学者撤离广场时，广场上‘自由论坛’评论了他们的 行动，不友好地称︰‘他们有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已经走了，有的找政府去了！’笠日，《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节目报道了十二位学者的《紧 急呼吁》”。
中国民间有句古话，捧得高摔得惨。知识分子和舆论当时如此吹捧学生，难道不是善意的捧杀吗，而且当时人们对理性的理解，只要学生不参与打砸抢便是理性，殊 不知不依不饶没有节制在群众运动中便是最大的不理性。陈小雅的文字显然对戴晴的温和态度不恭，正如吾尔开希事后评述，“知识分子错就错在，他们没有把自己 到底是什么看清楚，他在扮演政府和学生之间斡旋人的角色，我们能使政府的代表团和我们这样面对面地坐下来谈判，这是建国四十年来没有的，这是我们学生作为 一支独立力量，我们做成了，而到这一天，我们诚挚地请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时候，他们到广场所说的一句话是：孩子们”：我们大家要有耐心。“他们觉得你们做 得太快了，咱们还是慢慢来，你们最好还是听你们的爸爸妈妈，你们最好还是听你们老师，听政府的话。我不想说太多，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吾尔开希有朝 一日若是看到庄民的这篇文章，不知是否还是以这句话回答庄民，这绝不是庄民写这篇文章所希望看到的；如果全国人民也这样回答庄民，庄民也只能对着学生高 喊，万岁！万万岁了。王丹事后总结这段经历，“当十二学者来广场的时候，形势看得很清楚，知道继续僵持下去，对学生没有好处，而且出于一片好心，在这么多 同学绝食，付出这么大的劳动，而政府居然就是这么不理我们，如果我们撤的话，这叫纵容恶人，那么我们从感情上没法接受，让我很理性地选择应该怎么样，我 说，对不起，我没有那么高的理性，因为我没有面对理性的对手”。我们谈文明也好，民主也罢，总是要纠结在民族素质上，现代文明苛求参与政治的人时刻都需要 理性，无论你的对手是否理性，王丹如此说，就是已经自我淘汰出合格的政治人物行列，理性不比对手高出一筹，学运的意义何在呢；当然学生们的见识和理性是天 然不足的，苛求责怪他们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中国人民应该以八九学潮为鉴，明确一个概念，学生绝对不适合成为群众运动的主导。柴玲引用了一句外国记者的话， “你们都在绝食了呀！还要你们怎么样”。由此可以看出，是非错乱不单单是中国人的问题，西方媒体也是极端理想主义情绪泛滥。戴晴事后评价，“我们当时的劝 说失败了，我当时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知识分子夹在两批人中间，那就是毫无理性的学生和毫无理性的政府，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若说当时的中共政府没有理 性，显然有失公道，可是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只有激进的极端理想主义者自以为知道该怎么办，理性的知识分子不知该怎么办，党内改革派也不知该怎么办，党内 保守派也是诚惶诚恐，广大的中国民众不关心该怎么办，大多都把这次学潮当成了西方的狂欢节。学生的绝食请愿活动仍在继续，人数增加，5月14日已经有人开 始晕倒。
据《天安门》纪录片描述，“政府的选择是取消天安门广场的盛大欢迎仪式，改在机场举行，三十年来第一位正式访问中国的苏联首脑，让学生给抢去了风头。戈尔 巴乔夫会见的中国领导人中，有对苏联的政治改革深感兴趣的赵紫阳，也有对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持高度戒心的李鹏，中国领导中的两派都需要邓小平的支持，邓 小平掌握着军队，因此也就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命脉。广场上的绝食已经持续了两天，还有人在不断加入，官方依旧没有作出正式反应。随着时间的拖延，民众对学生 的同情和对政府的愤怒与日俱增”。“五月十六日，当戈尔巴乔夫与中国领导继续会谈时，三十万人在北京街头举行了示威游行，十七、十八两日，上街的人数达到 百万”。“政府中温和的领导人试图去缓解这场危机，官方媒介获准对绝食作正面报道。同时，政府也组织了医疗救护队，以保证绝食学生的健康。人们凭着过去的 经验，认为这表明党的路线有变化，谁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站错队，各单位的领导开始允许本单位职工到天安门去声援学生，有组织的队伍开始打着本单位的旗号出 现，如今参与示威既正确又安全”。“这一场面既激动人心又甚为壮观，最佳镜头举目皆是。为报道中苏最高级会谈而云集北京的国际媒体，竟遇到了当时全球最具 新闻价值的事件”。很多民运人士后来一直以此声势来渲染学潮宣传民主的功绩，并把此声势解读为中国人民的觉醒，前者是沽名钓誉，后者是不识时务。5月16 日，阎明复到学生当中劝说大家尽快停止绝食并返回学校。阎明复说：“你们要爱护自己，等待正义的裁判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如果同学们对我讲的话不相信 的话，我愿意作你们的人质，与你们一起回到学校去”。此番话表明阎明复属于党内改革派中思想比较激进的一部分，即使如此在当时买他帐的人也不多，他对学生 鞭策式的评价，非但无法给狂热的学生降温，反倒让激进的学生越发忘乎所以，有些人甚至认为，学潮发展到这一阶段，已经不是政府是否对学生秋后算账的问题 了，而是学潮学生胜利以后新政府是否对原政府官员秋后算账了。由于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原定的戈尔巴乔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的仪式被取消。当晚，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在大批记者面前说：“邓小平同志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 袖。尽管在十三大根据他的请求，他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退出了政治局和常委会，但是我们全党都知道，我们离不开他，离不开他的智慧和经验。我告诉你一个秘 密，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正式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没有公布，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需要他掌舵”。在六四后对赵紫阳 的“审查”中，这句话成为其分裂党和国家的最重要证据之一，时任赵紫阳秘书的鲍彤事后回忆，在以往的外事活动中，赵紫阳不止一次向外宾通报过党内这一决 定，这次与以往不同的只是国内媒体报道了出来。按照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的说法，由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并不符合国际惯例，所以赵紫阳把中国 这一国情透露给戈尔巴乔夫，也是顺理成章。给赵紫阳安上分裂党的罪名，此事虽然滑稽，但无法就此事件评价孰是孰非，尽管不排除有人想以小人之心借此搞臭赵 紫阳，但也的确不失为稳定时局的权宜之计，毕竟赵紫阳这一举措被学潮中激进的知识分子以及学生愚蠢地利用了。普遍舆论认为，这句话引起了邓小平等的强烈不 满，两人从此结怨，其实仔细分析，还有同一前提下的两种情况。这一前提是，赵紫阳充分相信邓小平的品德以及改革开放的决心，知道邓小平不是恋权的人，他之 所以保留军委主席一职，只是为了抗衡其他的元老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前一种情况，改革派胜利，邓小平与其他元老一起彻底退出中国政治舞台，正好实现邓小平进 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夙愿。另一种情况，赵紫阳已经预感到自己的胜算不大，或者说他已厌倦了中国的政治生活，此时已经萌生了辞职的想法，那样的话，中共名义上 的一号人物很可能落到保守派的代言人李鹏身上，届时党内改革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再干政则属于名不正言不顺，赵紫阳把这一党内已有的内部决定公开，就是为了 防止自己败北后，保证中共仍然由改革派主导。不管如何，赵紫阳公开这一秘密后，学潮中的激进分子则公开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在游行队伍中出现了毛泽东和周恩 来的画像，以及“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等口号。知识界激进人士发表的《五·一七宣言》中讲，“清王朝已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 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个独裁者说话，四·二六人民日报 社论就无法否定。在同学们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斗争后，已别无选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独裁者来承认错误，现在，只能靠同学们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 天，我们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从现在起，同学们一百小时的伟大绝食斗争已取得伟大胜利。同学们已用自己的行动来宣布，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 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在这份口口声声宣称“非暴力抗议精神”的革命宣言中，只字未提劝说学生们停止绝食行动的善意。也正是在这一 期间，中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公开分裂，中共高级领导始终不对学潮表态，而中共旗下的媒体连天播放着各个省部级单位呼吁中央与学生对话的声明，以及一些企业 对北京学潮中学生持续赞助的报道。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生活与改革》中提到，“赵紫阳当过中国政府总理，后来成为中共的总书记，他具有丰富的经验。而首要的一点在于：他是邓小平在中国现代 化和改革事业中的积极追随者之一。我以为，中苏两党共同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党如何在国家和社会民主化的条件下活动。我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曾不止一次 地提出过这个问题；而我们党的领导者乃至全体党员，也已经意识并感受到，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学习在民主的条件下工作。可惜，许多人只把这种转变理解为一种宣 传口号，却忽视了它的实质”。“赵总书记自己谈到了天安门广场。赵：「学生们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显然是幼稚的，简单的。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提出口号，似乎 党和政府就可以在一天之内解决所有问题。现在，人们感到在青年和学生与党和政府机关之间，相互缺乏理解。我们对他们的情绪不够理解，他们也不充分理解我 们」”。“「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决定性的阶段。许多青年人都在问：现在，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青年一代很难想象 革命前的中国和旧俄国的落后程度。此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已然出现了一些主观判断的错误。在中国，这些错误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许多国家都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改革，从而缓和了社会和阶级矛盾。中国曾长期固守业已衰朽了的陈旧模式，而这些模式是苏联在十月革命后面临资本主义包围和 遭受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解答世界上——无论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问题， 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理论的解释，那么，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衰朽。因此，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与不断发展着的形势相适应；需要进行新的理论和概念的 探索。有人告诉我，今天上午，您与邓小平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很高兴，根据他的说法，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戈：「我完全赞成你最后说明的观点。如果我 们不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必要的教训，那我们就会陷于困境，而且困难将越来越大。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失败了吗？我宁愿说：失败了的，是对于社会主义及其 角色和未来前途的教条主义观点”。“赵：「改革正在全方位的展开。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价值规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的作用问题。没有市场，价 值规律不可能发挥作用。由于对大部分商品的价格进行限制，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便无从谈起。然而，如果我们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取消这些限制，那又很难控制 物价上涨的范围。这正好是旧的经济体制和短缺经济的后果。这是困难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问题。以前，我们把这些问题想得简单了，而现在我们认为，解决这些问 题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赵紫阳说，他们（指中国）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他认为，避免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进行速度之间的巨大差距是非常重要的。中 国政治改革的方针在一九八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业已确定。赵总书记强调，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重要的是「党政分开」。他同时还谈到多党制的问 题。 赵：「我们不打算建立一种新的、与西方相类似的政党制度，在那种制度下，各政党可以轮替执政。我们的历史条件和实践与西方不同，现在中国的无论哪一个党， 都不可能代替中国共产党。除了中共，中国还有另外一些民主党派。我们与他们进行协商，互相监督，但起领导和定向作用的是共产党」。他以「修辞」的方式提出 了一个问题，并强调，这个问题应当由我们一起来回答。赵：「一党制能够保证民主的发展吗？在一党制下，究竟能不能实行对各种消极现象的有效监督，能不能对 党和政府机关存在的贪污受贿现象进行有效的斗争」？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的疑问”。“赵：「我注意到你们关于法制社会主义国家的表述。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 益的。我们也曾考虑过这一点。在我看来，这也就是司法的完全独立性问题。如果详尽地制定相关的法律，那法院是否将拥有最后决定权呢」？戈：「我想，的确应 该朝这个方向去做。如果法院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如果进入法院的都是真正受尊敬、有权威的人，如果他们被赋予足够高的法律和经济地位，最后，如果建立起能 够保障各系统之间相互监督的机制，那么，这样的法院就将作出正确的决定」”。从戈尔巴乔夫这段回忆，可以看出他和赵紫阳对社会主义的前途都进行过深层次思 考，但毕竟受到历史以及党文化的局限，不敢面对中国的多党合作纯属作秀，终究还是没能取得突破性的理论成就。殊不知中国暂时实行一党制，实属预防民粹、振 兴经济的需要，绝非因为其他的党暂时力量不如中共。按理说此时的赵紫阳如果走到广场的学生之中，而且与知识分子具有良好的默契和合作，中国定能产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但是赵紫阳没有这么做，估计他也是觉得，与激进知识分子的合作不会默契，站在国家前途的高度，与激进知识分子的合作效果不会好过与保守派的合 作。
梁晓燕事后回忆，“被万众瞩目是一种很良好的一种感觉，而且本来学生感到很压抑，现在成了社会的主角，人们很需要他们，而且有一种改造历史豪迈的感觉，这 种感觉是很能激发人的欲望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非常纯洁的东西，有一种很令人难以忘怀的东西，也有很让我不能接受甚至让我恶心的东西，都有，而且是 交织在一起的，这就是历史，是一个过程，它不可能被完整地抽象出来。我记得在绝食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同学是吃东西的，他们认为绝食只是手段，就是说我们 的目的是给政府施加压力，那我们为什么真的付出牺牲呢？我们可以不牺牲。就有一个同学，他对此非常愤怒，说你们这是在糊弄舆论，你把这种牺牲搞成一种欺 骗，就毫无你的道德优越性，所以他自己就写了一个血书：‘我要用鲜血捍卫绝食的纯洁性’。我特别感动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有很多事情不在于它最后的政治结 果是什么，它表现出一种道德自觉性，这样一种道德自觉性在中国是很少有的”。《天安门》纪录片描述，“示威风起云涌，改革派的官员面临一种两难的困境，一 方面他们无法满足学生的全部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又知道如果劝不走学生，强硬派便会毫不犹豫地动武。军队已经开始调动，同时自从对话被打断以来，官方也不 知道谁能代表学生了。与示威学生交流的唯一办法，是到广场上去直接面对嘈杂的人群”。“阎明复离去后不久，广场上播出了赵紫阳以党中央的名义发表的书面讲 话，实质上否定了四·二六社论，但是绝食仍在继续”。可惜此时绝食学生的诉求已经不再是绝食初始时那样简单。戴晴事后评价，“在改革派掌权的时候，也就是 说，赵紫阳在没有被免职的时候，是除了邓小平以外，赵紫阳是全国权力最大的一个人，学生不接受赵紫阳任何的让步，不和赵紫阳做稍微有点诚意的合作，那么一 直到赵紫阳被开销。好啦，这时候顽固派拿出来的，就是他们的那一套办法”。
赵紫阳5月17日的书面谈话。
“同学们：
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请同学们放心，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帐’。
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中央对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非常重视。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同学们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要求，提出和采取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反对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增加透明度等实际措施。
同学们，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担子最终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的时间还很长。中央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这 样，中央就放心了，你们的父母、教师和广大群众也就放心了。同学们回去以后，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都 将深入进行下去。
我再次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祝愿同学们尽快恢复健康”。
5月18日，赵紫阳、李鹏、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医的部分学生。胡启立在病房单腿跪地慰问学生的表现，又被学潮中激进人士妄加解读为，胡启立向绝 食学生下跪忏悔。同日上午11时，李鹏、李铁映、李锡铭、阎明复、陈希同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代表，但双方都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 散。见面会也好，对话也罢，双方参与人员都应本着不卑不亢相互尊重的文明态度，可是这次李鹏与绝食学生代表的见面会，双方所表现出的情绪化，虽然真实，却 折射出中国政治生活缺少很多文明的规范。李鹏的品质如何，不是轻易能够下结论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绝不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自从八九学潮以后，他心中 的压力与不爽，长期地写在了脸上，所以其独有的皮笑肉不笑给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见面会是临时决定的，再加上交通堵塞，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都去晚了。 李鹏官腔十足地表示，“很高兴和大家见面，和大家见面晚了一点，向你们表示抱歉”；“今天我来，只想和你们谈一个题目，其余题目可以以后再谈，如何能够使 参加绝食的同志能够早日解脱这样的困境，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咱们有什么事情都好商量”；“我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中没有一个是搞官倒的”。李鹏的开场白又给 了绝食同学一个借坡下驴的机会，对话之门在保守派李鹏这里也打开了，可惜现场的学生代表没有捕捉住这个机会。李鹏在见面会上表现的不好，而学生代表在会谈 中表现的更糟糕。吾尔开希的盛气凌人更是夺人眼球，指责李鹏出来的太晚了，见面会大有追责会的架势。“您刚才说我们只谈一个问题，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不 是您请我们来谈，而是我们广场这么多人请您出来谈，谈几个问题，应该由我们来说”。而吾尔开希对绝食抗议的展望，应该是党内改革派更多的人放弃赵紫阳温和 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当然包括邓小平。吾尔开希说，“我们很想让同学们离开，广场上现在的情况是，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99.9%服从0.1%， 如果有一个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的其他几千名同学也不会离开广场”。这是倡导西方民主的人该有的观点吗？这就是学生们自我标榜的理性吗？对话永远不可能使 所有的人满意，如果按照吾尔开希的逻辑，绝食岂不是没完没了，对话还有什么意义。学生代表不满于中共仅仅对学生爱国热情的肯定，而是要求中共肯定这次学运 是一场民主运动，对民主似懂非懂的人在毛粉遍地的环境搞民主运动，当事人感受不到其中的滑稽。学生代表也深知中国当时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所以学生代 表与政府互相推诿动乱的责任。学生代表还提出对话要现场直播，而在知识分子都没有找到北的环境，直播没有结果的对话绝对是动乱的祸根，因此在大是大非混乱 之时，也只有把参与讨论的人局限于智者，讨论才具有积极的价值。
邓小平对赵紫阳的温和策略失望了，眼看着改革派已经里外不是人，他希望的开明专制就要泡汤，下定决心与保守派进行合作，首先确保了国家安定局面再说，所以 与保守派达成了在北京戒严的协议。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的住所召开会议，邓小平阻止了会议期间的相互指责，强调只讨论政府退不退的问题。邓小平 警告说，如果北京市进行中的抗议活动不迅速平息的话，意味着中国将冒着经历另外一次内战或者是文化大革命的风险，而他的意见亦得到其他中国共产党党内元老 的支持。同日傍晚中共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制定有关戒严的计划，期间赵紫阳表示由于无法实施戒严而准备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此时此刻赵紫阳成了孤家寡人，尽 人事看天意，为化解这次学潮做了最后一次努力。5月19日凌晨4：50，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面对嘈杂的人群发表了感情激动的谈话：我们来得太晚啦。对不 起同学们了。你们不管怎么样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来原谅我们的。我只是说，现在同学们身体，到了现在已经非常虚弱啦，绝食已 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啦。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将来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也知道， 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但是我觉得，要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一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 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终究可以解决，终究我们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 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现在还是要坚持这一条，非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但是那个时候就晚啦，没法补偿啦。你们还年轻啊，同学们啊，来日方长，你们 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啦，无所谓。国家和你们的父母，把你们培养抚育上大学不容易啊，现在十九岁，十 八岁，二十几岁，就这么把生命牺牲掉，稍微理智想一想啊……
5月19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与军方领导人以及中共元老会面。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并表示实施戒严是唯一的选择，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宣布他“错误地”选择胡耀 邦和赵紫阳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且决定由江泽民接替赵紫阳的中共总书记职务。由此可见，在这场学潮中，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改革派的权威在党内外集体受挫，此时 的邓小平硬着头皮做了三件事，除了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当务之急，还要在理论上确保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在人事上阻止保守派李鹏成为中共党魁。戒严的 消息传到广场，晚9时15分，学生停止绝食，宣布改绝食为静坐。中央电视台中断正常节目，播出了这一消息。晚上10时，在总后礼堂，中共召开了首都党政军 干部动员大会。李鹏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号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制止在首都已经发生的动乱，迅速恢复各方面的正常秩序。并宣布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 严。赵紫阳以身体不适、头晕为由拒绝参加大会。赵紫阳此时选择不作为，客观上给中国民众造成了两个中央的想象，使得全国极端理想主义者更加激进，谁也不能 否认学潮最终的血腥结局与赵紫阳的不作为没有关系，自此以后，在全国的抗议活动中，“反对垂帘听政”以及“李鹏下台”成为了抗议的主流。当然，从另一角度 考虑，如若军队出现重大变故，中共强硬的戒严失败，赵紫阳的确是改革派中能够收拾残局的最佳人选，尽管届时派别林立，赵紫阳控制局面的效果也不可能理想， 但是有这么一个人总比没有强。邓小平唱白脸，赵紫阳唱红脸，也可以理解为改革派阻止社会乱到极点的双保险，当然赵紫阳选择不作为的动机是无法考证的，但是 实际效果应该如此。同日，学生的忘乎所以传染到了社会上，北京工人自治会筹委会成立，声称以保护学生为有限目标，宣布如果党和政府不在24小时内无条件接 受绝食学生的两点要求，则从5月20日中午12时开始，进行全市工人总罢工。
5月20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实施戒严。然而军队进入城市后，遭到大量群众拦阻，戒严无法落实。抗议群众纷纷向士兵发表演讲，同时还向士兵提供食物、饮用 水等。在部队迟迟无法向城市中心推进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于5月24日下令所有军队撤退至各个城市外的基地驻扎待命。数以十万计的民众阻止军队进城的勇气， 主要来自于两个错觉，一是学潮必胜的信念，尽管他们也不知道学潮胜利以后的中国将是什么样；二是相信军队面对群众不会真枪实弹。值得一提的是，在关乎中国 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学潮中的乌合之众又犯了一个无法避免的错误，那就是拒军队于北京城之外。如果当时学生和群众把戒严军人放进城内，让军人与群众融为一 体，使参与戒严的官兵也一起极端理想主义泛滥，中国的历史必将改写，至少很难出现军民严重对立的情况。八九学潮的这一教训，是值得中国人民真正觉醒后的群 众运动汲取的，运动绝不能主动与军队为敌。
5月21日，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起草了提议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呼吁书，这期间，人大，万里，给了无数愤怒的人以无穷的希望。 同时关于张爱萍、肖克、叶飞、李聚奎、杨得志、陈再道、宋时轮等七名退休上将联名上书中央军委的传言，反对以军事行动解决面临的问题，无疑给学潮注入一剂 强心针。广场学生的诉求也由“对话”“现场直播”和“正确评价”转变为“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和“解除戒严令”。当然支撑学潮中人头脑发热的还 有很多谎言，正如陈小雅在《八九民运史》所记载，“万里从加拿大来电，称李鹏讲话不符合宪法。十个副委员长都支持赵紫阳同志。北京各监狱除重犯其余犯人全 部撤走，准备关押学生。27军的驻扎在老山前线的将士们声明支持这次学生运动。邓颖超要求退党。聂荣臻说︰‘谁开枪打学生，我就先毙了谁’！国家11个部 委反对李鹏政府。外交部已宣布脱离中央。上海市已不承认北京政府”等等。
宣布北京戒严以后，围绕是否撤离天安门广场，一直是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一个主要的争论焦点。因为此时此刻撤离，党内温和派基本丧失了话语权，学生对学潮的预 期大不如从前乐观，有人为此理性认命了，有人为此更为激进。主张撤离的人说服不了主张坚持的人，只能以脚投票自己离开了，所以滞留在广场上的人每次表决是 否撤离，都是主张滞留在广场的人占多数，这也是群众街头政治的特点之一，导致北京本地的学生在广场上越来越少，外地来的学生在广场上越来越多。抗议活动由 于没有明确的领导人以及一致性而变得越来越混乱，同时广场上还出现严重的卫生问题。有人建议学生先从天安门广场撤回校园并且另外组成相关团体，但这个建议 遭到广场上多数的学生反对，其实此时撤离，明眼人都清楚，若想实现这一愿望已经很难了。随着派系冲突日益增加，各个派系开始争夺位于广场中央的学生广播中 心，期望能够借此掌握学生运动的控制权，同时各个派系派遣一些学生前往火车站迎接来自全国各地声援的学生们，壮大自己的派系力量，而且学生团体之间相互指 责其他派系的成员别有用心。广场学生成立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柴玲当选为总指挥，此时的柴玲认为，“民主机制建立以后，还是应该有一批人通过科学 来救我们的国家，我一直这样想，但是这次我觉得，如果这个没有人性的政府不被推翻的话，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有希望”。5月27日，香港将近三十万人在跑马地 马场举办了《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不少香港名人应邀歌唱并且表示对北京学生的支持，为北京的运动筹来了巨款，首批来自香港的帐篷和物资当晚运到了广场。 隔天，在李柱铭、司徒华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领导下，香港150万群众参与了大规模抗议游行，而同一天世界各地也发起了全球华人大游行的活动。而在这期间， 包括美国日本等国政府也针对中国发出旅游警告。柴玲，一位23岁的小姑娘，因为承受不了组织学潮这一巨大的压力，思维开始变态。5月28日，柴玲找到一位 美国记者，哭泣着向他介绍了自己在这次学潮中的经历，也发表了一些变态的感言。“最近我一直感觉到特别悲哀，而且同学本身的民主素质也相当差，说句实在的 话，在我倡议和发起绝食的这一天，我心里就很明白，不会有任何成果的。我早就知道。有些人有些事注定是失败的，我一直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在给 大家一个坚定的形象，我们在争取胜利。但我心里很明白，我就是越干越悲哀，大约四月二十几号时，我就开始感觉到了。那时我想，我现在也想说，但是我一直不 愿意说，因为中国人不能骂中国人，但是我不得不说，有时我想，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我不值得为你献身！可是又想到这次运动中，的确还有很多很多的正 直有良心的学生、工人、市民，也有知识界的人。同学们总在问下一步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 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人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真正地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 怎么能跟同学们说?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拚命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 助政府，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如果同学们在自我崩溃瓦解的情况下撤回学校的话，他们 就会把运动中的先进的领袖，还有党内军内的，能与他们相抵制的，代表一些人民利益呼声的人全部清洗干净。邓小平就说了：有极少数人，党内有，社会上有，学 生中也有一小撮，所以我觉得很悲哀，这些话没有办法直接跟同学们讲。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同学们肯定会这样做的，但是他们还是 年轻的孩子们”。当时记者问柴玲：“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柴玲答道：“我想我不会的”。记者问：“为什么呢”？柴玲答道：“因为我跟大家不一 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个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我自私，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接着干下去，因为 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第二天晚上，柴玲在一位记者面前表示，在同学们的劝说下，她改变了辞职的主意，要继续留下来。由此可见八九学潮不得善 终与学生领袖的激进和变态不无关系，可是理性的人们在他们失去不良影响以后也不必对他们追责，而在他们极端理想主义危害尚在之时，也只能以集体人权为重， 限制那些极端理想主义者忽悠的权力。
5月30日，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二十余名师生集体创作的“民主女神”雕像被安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民主女神”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隔空相望。 天安门管理处为此发表声明说，这是极其不严肃的行为，并称雕像所处的位置历来是重大节日期间矗立孙中山巨幅画像的地方，这样做是对国家尊严的侮辱和践踏。 政府的表态显然缺乏说服力，远不如《天安门》纪录片的思考更具价值。“民主这人人挂在嘴边的口号，民主女神矗立在天安门前，在毛泽东像的正前方，毛泽东也 提倡过民主，而且是大民主。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又由谁来决定她的含义？如果她真的来到中国，会是什么模样？至少有这样的可能，那时候人们会发现，她的面 孔并不陌生”。民主在西方都走了样，在中国这样贫瘠愚昧的地方，走样则是必然。吴国光事后评价，“被毛泽东禁锢的那套思维方式，经过十年虽然有了一些裂 缝，但是整个民族想问题的方式还没有更新，一两百年的过程中，中国人流了无数的血，中国人的勇气是鼓了一次又一次，用了两百年，这个民族的勇气到现在并没 有消耗完，它还在不断争取自己的理想的东西，但最后带来的都是悲剧，都是理想的破灭，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缺的倒不是理想，中国人缺的，用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去 实现理想，所以中国人缺的不是勇气，缺少的是实现勇气所向往的那种目标的智慧，中国人缺的不是心，中国人缺的是脑子。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只有一个脑子， 就是毛泽东，那么毛泽东死了以后，十几亿人的脑子要恢复功能，要比胃慢得多”。
由于广场上传言，“北京学生接受达七位数字以上的海内外捐款”，而北京的学生又号召外地学生经费自理，外地学生的境遇每况愈下，开始质疑封从德和柴玲等学 生领袖的账目不清，终于酿成6月1日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及其丈夫封从德被其他学生领袖绑架的事件。柴玲评价该事件，“种种迹象表明，这是场有组织 有预谋的计划，政府正在收买一些学生中的变节份子，想大力地破坏和削减广场上的组织领导力量，葬送我们这场学运”。柴玲的这一评价，与中共的四·二六社 论，都带有强烈的党文化烙印，封从德事后调侃，“我现在开始理解李鹏为什么要镇压学生运动了”。调侃终归是调侃，其实中国人普遍缺少的便是换位思考。
刘晓波事后回忆说，“由于5月27日那次撤离的决定被柴玲他们否定掉以后，学生在广场的情况是撤也撤不下来，维持下去形象越来越差，广场上的人是越来越 少，当时联席会议研究的重要问题，就是怎么样整顿广场秩序，要么咱们就好好地撤掉，要么我们坚持下来，我们应该好一点的形象，不应该只坐在那，好像没什么 事可干，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当时我就想，那么，还不如去绝食”。侯德健事后回忆，“刘晓波跟我说，如果我们不到广场上去，不去面对和学生同样的危险，我们 就没有发言权”。6月2日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宣布在天安门广场进行72小时有限绝食，即著名的“四君子绝食”，同时发布了《六二绝食宣言》。尽管 宣言也表现出一些激进，并且有意无意地抢占着道德制高点，但还是比学生的诉求多了很多理性。宣言的绝食目的中写道：“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 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 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 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 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无法否认的是，有很多人对学生的支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对政府的不满，而缺乏一种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 意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大都停留在意识形态化和口号化的水平上。只讲思想启蒙，不讲实际操作；只讲目标，而不讲手段、过程、程序。 我们认为：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是操作的过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化”。“政府在决策方面的重大失误还表现在所谓的「一小撮」的提法上。通过绝食，我们要告 诉国内外舆论界，所谓的「一小撮」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是学生，但是他们作为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主动地参与了这次以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必须承 认，民主地治理国家，对每个中国公民来说都是陌生的，全体中国公民都必须从头学起。包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民众两方面的失误都是 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知错必认、知错必改，从错误中学习，把错误转化为积极的财富，在不断地改正错误中逐步地学会民主地治理我们的国家”。刘晓波在广场上 演讲时说，“这次学生运动的重大失误就在于，它只强调和政府之间的对抗关系，而忽略了或者淡漠了自身的民主建设，你建设这个组织根本就不民主的话，即使学 管代替了军管，这恰恰不是这次民主运动的胜利，恰恰是它最大的失败，最大可悲之处”。刘晓波事后回忆说，“我没法确定政府决定要用枪，要用血来平息这场运 动的时候，与我们绝食究竟有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如果有，那我这内疚可能要跟随我一辈子。六四流血事件发生以后，从我走出广场，一开始我就有一种沉重的心 理负担，直到今天这种心理负担仍然没有解除”。“我们的呼吁就是，要使政府和学生方面都消除阶级斗争意识，消除敌人意识，开始宽容，我们都要反省自身，我 们这次的绝食行动并不是英雄壮举，而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这么几个人，对我们过去的软弱表示一次忏悔”。侯德健事后回忆，“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做这种秘密的、 保守的、私下的这种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那就是你的父亲和你的父亲的父亲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你反对、你打倒的一切，那么你用这些方法打倒你要打倒的对 象，结果是你必须再被打倒一次，何必呢？那么这个运动的目的又在哪里呢”。刘晓波的回忆，“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们的绝食行为会重新掀起一次高潮，广场又变成 人山人海的地方，但是就广场去的那么多人，究竟多少人是因为宣言感召的，我觉得大多数人还不是，大多数人还是由于我们这种绝食行为，特别是有侯德健这么一 个名扬全国的著名歌星在那”。“其实我觉得我在整个运动中有特别大的人格分裂，比如说我那个绝食宣言中说，消灭仇恨意识等等，而我站在纪念碑上看这下面万 众欢腾，那种劲儿觉得克服戒严有望的时候，声音中再也没有了理性。进入具体运作，能不能用理性把握住自己的行为，能不能在万众欢腾的情况下，知道自己的究 竟这半斤八两是什么？知道自己这角色是什么？这个东西太难了。人面对那个时候，我站在广场上，万众欢呼，我这个时候讲话，就是一言兴邦”。刘晓波此段反思 是指自己当时曾在广场上盲目的乐观，“让全世界改变思路，今天谁在主宰中国命运？是人民”。可以说，在八九学潮中闪现的最靓丽的政治之星当属刘晓波了，而 且刘晓波临终前的近三十年表现，特别是其敢于自我否定时刻反思的境界，彰显了其极高的品质，可惜刘晓波毕生都没能彻底摆脱极端理想主义，中共改革派终因自 身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始终没能给予刘晓波应有的保护，当然这也与体制外政治力量始终对刘晓波理性的否定不无关系。如果讨论八九学潮给中国带来的不良后 果，当属体制内外政治力量之间埋下的刻骨仇恨，正如柴玲变态时的愿望一样。
6月2日晚间，一辆警方吉普车在行进时不慎撞击4名平民并且造成3人死亡，这件事造成示威群众开始担心军队和警察试图进驻天安门广场。对此学生领袖随即发 出紧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设置路障以防止部队进入城市中心。6月3日上午，学生和居民则发现有身穿便衣的军队试图走私武器进入城市，学生团体随即 将其抓住并且把武器交还给北京市警方。学生随后于中南海的门口外进行抗议活动，但是遭到警方发射催泪瓦斯驱赶。另外一批没有携带武器的部队从人民大会堂出 现后很快遭到抗议群众包围，并且在混乱中造成数人受伤；之后双方原地坐下并且开始吟唱歌曲，最后部队撤退回到人民大会堂大厅内。宣布戒严是一回事，而要真 正以武力清场则是另一回事，中共党内为重新统一意见，又花费了十多天的时间，传说中反对戒严的国防部长秦基伟于6月3日代表邓小平和杨尚昆慰问戒严部队， 当晚的中共媒体又开始反复播放《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 事者负责”，标志着中共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武力平息学潮。
八九学潮远不如其另一个称谓“六四事件”令人刻骨铭心，因为近三十年来，几十年如一日，华人把控的所有自由媒体，几乎把所有精力都倾泻在六月三日和四日这 一结合夜的武力清场上了。很多激进人士甚至把这一事件称为“六四大屠杀”，等同于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这种说法又属于典型的道德绑架，我们说希特勒屠杀犹太 人，当时的局面是犹太人躲避，而纳粹是千方百计地追杀；而六四事件中，中共是生怕聚众示威的人不跑，显然六四大屠杀一说，实属危言耸听。自己没有能力确定 死亡数字以及天安门广场是否死人，却根据道听途说没完没了地持续这一毫无价值的争论，不惜让中国实现文明缺少了诸多选项，无非想达到下面目的：渲染仇恨， 中共邪恶，学生领袖伟光正。尽管毛粉代表人物孔庆东的极左观点令知识分子蒙羞，但在这一点上，所谓西方民主人士远不如孔庆东表达得透彻，“死一个人也是遗 憾的，死一个人也是不应该的”，即中共在八九学潮中的历史责任是无法抹杀的。庄民对六四事件的第一反应是，抗议群众在北京一直是人满为患，一旦真枪实弹清 场，说血流成河那是轻的，可是随着事后进行的社会调查，以及与网络资料信息的核对，发现自己最初的认识实属幼稚的想当然。刘晓波事后回忆，“当时我们纪念 碑的那一块儿还是比较平静的，正如侯德健说的，就象一个风暴眼一样，旁边刮风刮得昏天黑地，但是我们那个绝食棚旁边相对来讲是比较平静的”。“突然天安门 广场上官方的大喇叭就响了，开始播送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就是国家已经下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那么大的广场，好几十万人的广场，半个 小时内就空了，就剩纪念碑周围的这些人了，确实感到比较恐怖”。当时的中国人普遍没有信仰，这也是八九学潮失败的一点，只是忙着鼓动人们发泄，并没有开化 民众的举措。没有信仰的聚集自然只是乌合之众，更谈不上集体的勇敢，而中共武力清场恰恰利用了这一点。中共政府清楚，示威的人数比部队人数还多，指望把示 威群众架走，那是不可能的事，而且抗议群众已经不怕什么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了，清场再以橡皮子弹过渡，也只能带来更大的对抗以及更多的伤亡，所以一上来便 是真枪实弹，造成一种恐怖气氛，以实现驱散示威人群的目的。其实中共也知道军队的离心离德，所以组织了百余名政治上可靠的军人开道，自五棵松附近开始，经 复兴门外大街和长安西街缓慢逼向天安门，途中在木樨地附近冲突最为惨烈；也正是这百余名军人遇见阻拦和抵抗时毫不含糊地开枪，其余时间还冲天开枪，确保枪 声不断，使整个北京都陷入到恐怖之中。6月20日庄民去北京，在长安街上坐公交时，难得有座不说，车内鸦雀无声，可见当时的恐怖程度。这一恐怖的后遗症延 续至今，造成中国思想界的死气沉沉，负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八九学潮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又是恐怖以外的手段所难以终结的。很多人理解不了的是，六四前后的 背景就是这样，悲剧结局是注定的，关键是如何使悲剧所造成的损失最小化。中共六四的武力清场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庄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以邓 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中有良心的人是秉持了这一原则的，这虽不是邓小平的光荣，但是如果因此把邓小平归为十恶不赦，显然是对邓小平晚年忧国忧民品德的亵渎。当 然谁也不能确保当时中共所有高官都是本着中国稳定的大局，但由于这需要分析每个高官的动机，而这又几乎是人类无法完成的事情，所以处理历史问题不得不留有 遗憾。正义之师能够完成的，便是营造一个氛围，使更多的高官放下历史包袱，让他们在公开场合站到积极支持中国实现文明的行列中来。人类历史已经无数次证 明，一个充满仇恨的民族是与人类文明无缘的，因此无论是私欲膨胀制造仇恨的人还是渲染仇恨的人，都将一同成为历史的罪人。不知何时起，中共党文化中又多了 一个“集体人权”的概念，按理说人类实现文明必须赋予这一理念应有的地位，只是由于中共的定义充斥着狭隘，导致更多的人对这个概念嗤之以鼻。“集体人权” 应该定义为，在无法确保所有人权益的客观环境下，或者说受人们智慧局限注定不能保障所有人权益的时候，以牺牲少数人的权益为代价，来保障更多人的生存或权 益。只是由于针对许多具体问题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这个概念时常被滥用，本来可以不必伤害少数人权益便可确保集体权益的时候，还要无端去伤害少数人 的合法权益，这便属于滥用集体人权的概念；因此也只有随着人类素质的不断提高，这个概念被滥用的几率才会减低。
中共平息学潮的策略是，先在天安门广场清场，然后再实现全北京市恢复秩序，以至全国。除了西边部队是由百余名军人真枪实弹开道，东边的部队是在枪响以后走 着方队合唱着军歌高喊着口号进入市中心的，南边的部队则是军人硬着头皮挤进城市中心的，北边的部队则被群众拦阻在马甸至清河一线。而由于当时的北京谣言满 天飞，美国之音又报道了一些谣言，什么38军与27军打起来啦，导致西边百余名真枪实弹的军人所过之处，群众便又把街道占领，出现了激进人士烧军车而后续 军人袖手旁观的情景。6月4日凌晨2:30，军队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将留守的学生围在中间，部队停下待命。纪念碑前的学生面临着两难选择，若坚持下去就会 有生命危险，但他们若是撤离，便会愧对那些因保护他们而献身的人。最终还是在主张撤退的人劝说下，侯德健和周舵代表广场上人员与部队进行谈判，戒严部队在 请示后同意广场上人员撤离，并在东南角留出了撤退的通道，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和表决，最终学生于5:10左右高唱着《国际歌》撤离天安门广场。当时主张撤退 的人劝说主张坚持的人，“血已经流得够多，足以唤醒人民”。事已至此，庄民除了酸楚，还能说什么呢，广场上的人员无论何时撤离，减少了血腥与仇恨，总是好 的。天安门实现了清场，可是北京市民与戒严部队的冲突又持续了几天，双方都有伤亡，而北京之外的很多城市，示威和游行此起彼伏，又持续了几天。由于美国之 音报道27军是武力清场的主力，所以石家庄市民与学生到27军军部门前请愿，途中横着一排三轮车开道，每个车上都有一个花圈，队伍虽然不长，但也气势磅 礴。事后了解到，27军主要负责天安门清场任务，之前一直埋伏在人民大会堂。
中共重新确立了权威，可是重塑信誉的过程是令人作呕的。比如说，给六四事件定性为，极少数人在北京制造的动乱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军队本来动武在前， 激进群众烧军车在后，中共没有在论证学潮实属冷暴力上下功夫，而在新闻宣传中却颠倒了顺序，烧军车却成了平爆的理由。可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如果不这么做， 便不可能重新建立秩序，如果具有理论自信，也便不会出现六四悲剧了，所以中共在六四后的诸多做法尽管令人作呕，可是又无法因此过多地指责中共，珍惜中国维 稳局面的人会理解，中共在六四前后的部分谎言，对于其中改革派来讲，也可以理解为善意的谎言。6月6日，国务院官员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袁木表示“初步 统计”包括部队士兵、大学学生、非法份子和误杀群众在内，有近300人死亡。袁木还提到有5000名军人受伤，而包括违法暴徒和围观群众在内，有2000 名平民受伤。这组统计数字，在海外引起了很多毫无价值的争议，其实这些数据在中国实现文明之时，获得相对准确的数字那是易如反掌。六四事件后中共缺乏公信 力，即使公布了真实数据，民众还是会选择不相信，更何况袁木当时也表示，那只是初步统计结果，即使未来得到准确的数字是比这个多，也不能确定当时袁木说谎 了。针对柴玲和吾尔开希等关于天安门广场学生大量死亡的说法，侯德健义正辞严地批驳，“很多人说广场上曾经有两千人被打死，或者几百人被打死，在广场上有 坦克碾压学生撤退的人群等等。那么我必须强调，这些事情我没有看见，那么我不知道别人在哪里看见的，我六点半还在广场上，我一点都没有看见。我一直在想， 我们是不是需要用谎言去打击那些说谎的敌人？难道事实还不够有力吗？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用谎言打击说谎的敌人，那只不过是满足了我们一时泄恨的需要而已， 那么这个事情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也许你的谎言会先被揭穿，那么之后的话，你再也无力去打击你的敌人了”。尽管侯德健这段评论明显带有政治正确的偏执，可 他的理性还是受到了体制外所谓民主人士的排斥。按照侯德健以至西方现代的理念，政府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不必究其原委，皆是战犯或法西斯所为。按照这一 理念，西方早期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镇压，以及蒋介石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便都丧失了正义性。其实这些现代理念都是建立在没有民粹作恶基础之上的，而在世界以及 中国历史中，民粹作恶又是屡见不鲜，祸国殃民的程度不亚于野蛮专制，而且野蛮专制得以统治的基础便是民粹的泛滥，因此对待群众运动的评价必须存在正反两个 方面的评价，对待政府与群众运动的冲突也必须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评价，即对民意的镇压是邪恶的，对民粹的镇压尽管包含很多悲情色彩，但也是必须的。中共在 八九学潮期间最终以武力清场，是否具有正义性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首先论证八九学潮是否属于民粹泛滥？学生在运动中虽然占领了道德制高点，但在当时背景 下他们的诉求明显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甚至连学生领袖自己都不敢公开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只能以反官倒的旗帜招摇，围剿的却是政府中务实促进中国进步 的政治力量，而且其捕风捉影、不依不饶的手段严重践踏了社会应有的秩序；其次论证中共当时如若倒台，中国是否会乱？尽管任何人也拿不出中共倒台后一定会乱 的有力证据，可是同样，任何人也拿不出中共倒台后中国一定不会乱的有力证据，任何判断也只能从中共倒台后动乱的概率分析，至少辛亥革命的历史已经给过中国 一次惨痛的教训，没有做好物质和精神准备，从集权盲目追求共和，最终结局只能是中国历史再多一次恶性循环，从共和到军事割据，再沦为独裁；其次论证八九学 潮除了武力清场，中共再无更好的其他方法平息学潮，八九学潮至今已有二十九周年，目前还未看到哪派政治人物给出过更好的办法，只是从传说中的邓小平遗嘱中 透露出这么个意思，当然从理论上不是没有，中共再等待一段时间，一位品德优良并且充满智慧的权威突然从天而降，顺利地引导了学潮的走向，但即使神话成真， 中共维稳的出发点是毋庸置疑的，把武力清场归为法西斯行为实属情绪的发泄。中共在八九学潮期间的错误在于，对中国前途的茫然，由于党内分歧，耽误了处置学 潮的最佳时机。再说学运领袖说谎，实属气急败坏的表现，无非想借助民众的情绪成事，漠视了是非对于中国文明的重要，而且体制外人士说谎，不比执政者说谎， 除了对个人有利，对于社会进步没有丝毫价值。而这始终是近三十年来体制外活跃的所谓民主人士的短板，殊不知热衷于捕风捉影，与造谣中伤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谈话。“首先，我对在这场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沉痛的哀 悼”。在六四事件中逝去的人，无论军人还是群众，都是中国政治上幼稚无知造成的无辜，所以理应全部进行悼念，只是当时若要悼念示威群众自然会引发新的争 议，影响社会秩序恢复，所以在中国人民觉醒之后，对六四事件中所有逝者进行悼念，应是正义人士努力的目标之一。也可以如丁子霖所愿，她在六四中逝去的儿 子，“应该跟和他一起倒下的人放在一起”，悼念同时还可以以此来警示中国人时刻堤防极端理想主义。“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 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 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邓小平这段表述可以说是大实话，也反映出当时中共党内的分歧依然不小。国内外极端理想主义泛滥，人类对现代文明的一知半解，注定了八九学潮的必然到来；同 时开国元老的健在，基层百姓对开国领袖和元老的天然敬畏，对终结八九学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这种震慑只能实现一时的稳定，解决不 了中国的长治久安，所以在中国实现文明的基础条件成熟时，如果中共不能与时俱进，社会动荡的潜在风险还是巨大的；另外邓小平在这时只是强调了元老的积极作 用，对元老的不满则是隐忍不发，毕竟当务之急是社会秩序恢复。邓小平关于四·二六社论和八九学潮的评价，八九学潮定为动乱应该没有什么毛病，问题出在错以 党文化批判参与学潮的人，严格地讲，群众运动也只有被极端理想主义忽悠的情况下才会沦为动乱，邓小平这种大智慧的人骨子里不会真的厌恶西方的民主，之所以 还要否定西方的政治制度，还是维稳的需要。“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 是问题的实质”。说来说去，八九学潮还是广大群众的认识问题，否则即使存在十恶不赦的一小撮，在群众运动中也不可能兴风作浪，不过从此也可以看出，邓小平 十分担忧学潮最终会使文革式的造反派渔翁得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 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核心如果改为“否定开明专制”可能更符合事实，在人民觉醒起来以后才更具有说服力。“虽然牺牲了许多同志非 常令人痛心，但客观地分析事件的过程，人们就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邓小平的这一观点虽然脱离了清场的实际，但是否可以理解为对人民解放军 的鞭策呢？从此也可以看出，在邓小平的理念中，武力平息学潮，在其一生中绝非什么光荣的事，与毛泽东把运动整人视为一生的光荣有着本质的区别。说句对六四 逝者大不敬的话，邓小平明知武力清场会面临遗臭万年的风险，可还是以中国稳定大局为重，依然坚定地制止动乱，不计当代人会如何评说，这反而是政治人物身上 难得的高贵品质。庄民向朋友提及自己的著书计划时，朋友好意地提醒，你想好这本书的受众没有？是啊！不仅在中国，著书立说的成败在于是否拥有庞大的受众， 可是政治时事书籍如果也遵循市场经济这一规则，无论讨好高官还是讨好基层民众，真理便会被淹没在阿谀奉承之中。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句话对于恶贯 满盈的人来讲是多么的潇洒，而对于忧国忧民的人来讲是多么的沉重；邓小平遗嘱把自己的骨灰撒进大海，说明邓小平也拿不准中国的未来，民粹对中国前途还会存 在多大负面影响。“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 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可惜邓小平的这一夙愿，过了近三十年在中国还是没解决好，中国只是消极地采取了矫枉 必须过正的维稳举措，中国人对未来始终不能形成清晰的蓝图。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可以说是左右开弓，先隐性批判了极端理想主义派以后，矛头指向了党内保守 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 “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 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重要的是，切不要 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 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 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邓小平这里排斥西方三权鼎立制度，从其后来昭示的“三个有 利于”理论，完全可以实现自我否定，遗憾他生前并没有明确这个问题。其实暂时否定西方三权鼎立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鉴于我们的经济基础不足以抵制广大基 层民众情绪和利益的干扰，民众的素质不足以抵制极端理想主义的忽悠；一旦这些问题解决了，中华民族明确了是非，此时的民众再敢于理性表达对人类文明的向 往，中共党内必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政治体制改革。追求人类文明的人，都不能忽视以下几点：专家治国，国强民富，权力相互制约，民主选举，广泛监督，利 益平衡。
6月12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通辑全国民运人士。公安部要求搜捕方励之、李淑娴，而该夫妇早已于清场之夜逃至美国驻中国 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翌日21名学生被通辑；6月14日再颁布命令，搜捕工自联的三人。直至6月24日，公安部进一步通缉严家其、包遵信、陈一咨、万润 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
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19日至21日举行了扩大会议，为这次全会的召开作了准备。全会通过 《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全会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 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 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鉴于赵紫阳的上述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项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 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免去芮 杏文、阎明复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6月29日至7月6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项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的提请，经过委员表决，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为了防止毛泽东式野蛮专制复辟，邓小平在华国锋下台之际，在党内高层设计了多权分立，把实际上拥有重要政治权力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以及中央军委 主席由不同人担任。可是经过不足十年的检验，邓小平发现，这样的设计虽然相对理想，但是在中国当时的国情下，中共总书记缺少把握全局的权威，所以两任改革 派的总书记才接连倒台。通过短时间的考察，邓小平认定江泽民是既能坚持改革开放又能确保中国稳定过渡的“合格的党的总书记”，所以决定自己在十三届五中全 会上辞职，并将军委主席一职集江泽民于一身，并在三年后打掉杨家将时把国家主席一职也给了江泽民，以加固改革派接班人的权力。在此期间，邓小平发表了一系 列讲话，并以非常程序向军内干部传达，即军内传达完毕后将书面稿收回。大致意思如下，“我一直想找个合适的机会退下来，可是现在看来这个机会等不到了，所 以这次无论如何要退休”；“现在看来顾问委员会积极作用不大，建议下届中央全会取消”。学潮中知识界不是反对“垂帘听政”老年政治吗？邓小平在局势稳定后 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实现知识界的这一夙愿。其实无论邓小平主张设立顾问委员会，还是撤销顾问委员会，都是一个目的，使老人政治退出中国政治中心。由此可 见，邓小平采取强硬立场平息学潮，绝非为了保护自身权力，实为把社会稳定摆在了首位。邓小平当时还指出，“1984年至1988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最 好的时期”，“赵紫阳的问题，应该交给后代去评价”。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两次学潮落马的总书记，邓小平充其量就是恨铁不成钢的情绪，面对保守派对二人的围 剿，邓小平一直处于保护者的角色。之后不久，邓小平又说过，“欢迎海外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祖国经济建设”，甚至包括六四期间逃离出去的民运人士，可见在邓 小平的骨子里，从来没有把民运分子当成自己的敌人。当然，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中共始终不让通缉中的吾尔开希等回国，虽然看似荒谬，也的确不利于中国的法 制建设，不过若让这些依然激进的人士回国，中共势必把自己放在两难的位置。抓，增加新的仇恨，不抓，激进人士势必会危害社会稳定。
2015年6月7日，庄民热线参与美国之音的《海峡论谈》节目，“庄民认为，民主人士先不必纠结中共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重新评价六四，如今在海外的当年 学生领袖，应该率先为自己当年的不成熟，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六四死难者家属进行诚挚道歉”。当时的现场嘉宾，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郁芬在节目中回应 说，“为什么要叫当年二十几岁的中国民运人士出来道歉，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孩子，本来在任何地方来讲，一个国家的小孩为什么要负担这么大的责任？如果说执政 者是负责的话，所以我觉得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者，他是第一个要，强者你要自己作出来反省，道歉应该由他们开始”。因为热线的时间限制，庄民的观点当时还没有 表达完整，便被主持人打断，因为在美国之音寻求不到热线和嘉宾的平等，自由世界的媒体也很难把是非探讨清楚，所以只能在这里补全自己的观点。从曹郁芬的谈 话中，隐约可以看出，她对当年学生领袖的做法并非完全认同，但是畏于舆论的压力而不敢对学生运动说三道四，所以只能以学生领袖当时还小替他们开脱。首先顺 着曹郁芬的话论证一个值得政治人物思考的问题，从学生延伸到一个时期内没有缴纳收入税的人，是否有资格介入监督公职人员以外的政治生活？庄民认为，在庄民 的诸多另类观点被人类普遍接受之前，当年的学生领袖没有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当年的整个知识界也没有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正如庄民也不苛求中共承担更多的 责任一样，因为这是人类的文明规范出了问题，责怪具体任何人都是于事无补。当年的学生领袖在当时年轻不假，可是他们也与庄民一起在成长，现今也都步入中 年，而且都已不再年轻，近三十年过去，我们经过反思总该有点新的收获。道歉不是承担责任，道歉说明我们骨子里对当年逝者的尊重，说明我们具有反思的品德， 还可警示现今和未来的年轻人防范极端理想主义再现，向中共政府传递我们已经成熟的信息。因为政府要员的言行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八九学潮评价的变化关乎 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稳定，而体制外政治人物是否务实理性又是关乎政治经济是否稳定的关键，所以体制外政治力量率先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对中国文明进程才极具建 设性，也只有体制外政治力量向中共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现出自己政治上的成熟，才便于中共政府走出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键的一步，教条地苛求中共先道歉，纯属体 制外政治人物的虚荣在作怪。而且体制外民主人士也只有先表现出我们的成熟和理性，才能检验出中共政府政治体制改革多年停滞不前的根源，是由于中共要员私欲 膨胀，还是由于体制外活跃的政治势力不给中共华丽转身的机会；如果我们连这个问题都确定不了，还要一味指责中共，空谈革命，那我们便成了历史的罪人。体制 外民主人士表现出自己的成熟和理性后，中国支持与反对改革的力量对比才能倾向改革的一边，中共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才能心无旁骛地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 人会幼稚地认为，六四事件以后中国再也没有了改革派，其实这还是一刀切衡量组织或个人的意识在作怪，正义人士应该坚信一点，只要中国明确了是非，随着中国 人民表现出足够的智慧和理性，中共体制内因为种种原因曾经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官也会倒向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一边。明确了这个问题，当年的学生领袖如果还 不愿意向六四死难者家属道歉，那么完全可以确定，不愿道歉的人不是智力有问题，便是品质有问题。也正是因为当年的学生领袖始终未能积极地反思自己，所以在 台湾2014年3月发起的“太阳花运动”中，八九学潮的学生领袖王丹和吾尔开希又亲临其中，在一个自由世界不辨是非，不知民进党霸占议会讲桌才是这场危机 的始作俑者，以民粹街头政府破坏了民主的代议制，在中国大陆也起到了极坏的示范作用，政治经济的教训都极为惨痛。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快三十年，中共始终把这一话题列为禁忌，虽然短时期可以实现维稳的目的，可是不争论的环境却削弱了明确是非的能力，人心涣散对中华民族实 现文明极为不利。为了减少民众聚集的机会，中国连春节都不敢赋予其节日应有的喜庆，中央电视台单调的一台春晚便把全国人民给打发了，在本该狂欢的春节，春 晚还时常成为假大空的政治教育，还不如华人传统的庙会更具节日的气氛；片面强调举国所有家庭同时团圆，在春节期间把偌大的中国搞的毫无生气，市场萧条。人 类社会总会有压力，而这些压力必须定期地进行释放，否则不仅影响个人身体和生活，还是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而节假日的聚集狂欢应该不失为释放压力的良好方 式，使人们及时释放心中的不爽与压力，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中共有意在回避六四事件，从积极的角度理解依然是为了稳定，确保经济发展的大环境， 而在海内外活跃的所谓民主人士，这三十年来的努力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有努力几乎都在与中共背道而驰，破坏中国的稳定环境。趁着中共不敢辩驳，他们借 机以点带面宣传八九学潮，除了渲染仇恨便是标榜自己，还把平反六四这一诉求凌驾于实现文明之上，还荒谬地争论中共是否有资格平反六四。平反六四意味着什 么？那就是中共政府全错了，八九学潮中的激进分子全部伟光正，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八九学潮实为在是非混乱的背景下务实与激进的路线之争，其中值得肯定的， 也只有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而这一点恰恰在学潮初期便已经被中共政府肯定过了。可以预言，即使有朝一日有人给六四平反了，客观上也只是为了平复人们心中的 一种情绪，绝非为了还给中国一个公道。六四应该纪念，有益的纪念是为了悼念亡灵，反思方方面面的不足，重新明确群众运动的文明规范，而绝不该是为了渲染仇 恨，为少数人沽名钓誉。即八九学潮留给中国人的，只有无尽的哀思和反思，没有胜利者；中国的文明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政府对民意任何形式的打压都是可耻 的，而政府对民粹的打压也是必需的，所以真正的民主人士在促进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一定要把握好自己言行的度。积极理性表达，杜绝捕风捉影，尊重法制秩序， 切忌不依不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