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几乎每个美国人都在读《命之舞》，并为它的语言、深度和智慧深深着迷 。就在这本小书一开篇，霭理士写道：“人们一直难以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生活完全是一种艺术。”
作者创造作品，作品反过来也在塑造作者本人。信奉艺术创世说的霭理士，选择的是如俄罗斯芭蕾舞那样一种美妙而困难的技术传统。他一生都配合着一种风和日丽的优雅曲调在写作、生活。然而其内在的危险性不可估量。那些“最美丽最紧要的思想”，也有着可怕的美。
如同故宫的屋檐下集中着中国最优秀的男人和最优秀的女人，二十世纪初的女性解放运动聚合了最僭越的头脑与最勇敢的身体。在霭理士八十年的漫长人生里，他奇迹般地与奥利文、伊迪丝、玛格丽特·桑格、弗朗克斯等一干女权主义先驱，建立起几近无可摧毁的深刻的精神联系。一群天才人物以身试法，宣泄了一个时代的荷尔蒙。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以及他们为女权运动作出的努力，统统汇入到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革命。
他们和她们，是科学家、是革命者；是狂人、情人、诗人；是以人生为作品，用行动做梦的艺术家。他们严肃的讨论色情，在情爱里做了审美家。他们的激情，是莎乐美“脚步的闪烁”，是对世界之爱在在异性身上的投射，世界由此显露出撒旦之爱与撒旦之美。
霭理士写作的性学百科全书和他不同凡响的人生，共同筑成了他“性的艺术”。在“性的现代化”上，他所作的贡献，可以匹敌马克思.韦伯之于现代社会学，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之于现代物理学。 所谓“现代化”，原是罗马公教中偏离正统的神学异议者的标签。大师们漂亮的偏见与谬论，完美建构了这个世界，并给后人提供至为真诚的指引。
此文仅以霭理士一生的情爱实验为线索，为其立下小传。说到底——“将世界看作美人，才是生活的终极全部” 。
1. 同伴之爱与同工之爱
大师生命中都会有天使出现，奥利文是霭理士生命中出现的第一盏启明女神，她是那种“血管里闪光”的女孩，集合了智力的挑衅、中性的美貌、严苛的戒律与永不安宁的灵魂，她成为了霭理士智慧和情感的双重供养者。
1884年一月霭理士无意间在《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上读到了一则关于《非洲庄园故事》的评论，受到激发，竟毫不犹豫地给小说作者写去一封长信，不久就收到了这个名叫罗尔夫铁（Rolph Iron）的作者的掏心窝子话，故事的反转在于，这个罗尔夫铁的男子名字背后惊现一位智力超群的美女。在一个时间、情感、万事万物都缓慢流淌的旧世界，奇迹有足够的时间成长，有足够的空间隐蔽。
霭理士随后开始了与这位“笔友”的倾心互谈，她真名奥利文（Olive Schreiner），是一名德国传教士之女。在1881年三月三十日漂洋过海来到英国之前，奥利文一直生活在广袤的南非天地，曾经怀有成为一名医生的理想，如今准备嫁给文学事业。她和霭理士有太多的共同点，简直如平行宇宙中的另一个异性自我，如若各自运行，都是闪光的恒星，如若交叉碰撞，则必电光火石。
霭理士本是极端温柔的男子，而奥利文显然身上有来自南非的坚毅狂野，如一颗闪闪发光的顽石，在女性解放的早年，她体现出一种毫不造作且完全无损于她曼妙淑女形象的中性气质。“你难道不想念那些独自在荒野游荡的星光之夜吗？”奥利文挑逗着霭理士最内心的渴望和怜悯。霭理士从来不输于睿智的安慰：“我同情你期冀回到旧生活的渴望。我也会自我思忖，一个人生活的任何部分都绝不可能重新来过，新的元素进入生命，将其塑造成一件新物，这差别成为了一种折磨。”（University of Texas收藏的Letters，信下无日期标注。）他们在此后的信件中谈论易卜生、海涅、雪莱、社会主义、女性解放以及关于婚姻的种种自由前卫的观念。他们深入探讨了“性沟”的存在。性沟可能是比代沟更令人绝望的难以逾越的存在。“为什么男人与女人不能真正靠近彼此，且对彼此的生活有助益呢？” 当奥利文发出绝望之声时，霭理士总能用他感同身受的真诚和温厚博学的辩才接住球。可惜这些无障碍交流的通信在1917年被奥利文含泪恳求销毁，幸而当时五迷三道的霭理士偷偷私藏了一部分没有烧毁，我们如今才能得见这段传奇爱情的始末。
旧世界的爱恋之火流淌得缓慢，却绝不笨拙，相反它是无比精妙无比精密。
在回忆他们对彼此的感觉时，霭理士曾引用Emerson灵魂法(Spiritual Laws)中的段落：“当一个拥有相似头脑的人，一个天然的兄弟或姐妹如此温柔自然地，亲密无间地来到我们面前，就如同我们自身的血脉一般，我们感到的是一个个体的消失，而不是另一个人的到来；我们全然地解脱全然地更新；这是一份愉悦的孤独。”他们很快发现他们认识前曾共同听过水晶宫的音乐会；他们都对新近出版的书籍感兴趣，特别狂热于那些被认为“不道德”的书；他们充满无私的反叛，共赴危险的事业。霭理士触碰的从来不是这个年仅28岁的青春美丽姑娘的曼妙身体，事实上他们之间的肢体接触一直被控制在一个极端诲暗的雷区之外。他更多地是与大他四岁的奥利文建立起某种矢志不渝的灵魂契约。
这对灵魂恋人恋情的真正开始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浪漫，几乎是笔友的“见光死”。霭理士甜蜜地回忆起奥利文给他的第一印象：“娇小健壮生机勃勃的身体套在宽松的衣服里，她在沙发上坐着，双手摆在腿上，美丽头颅上的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如此丰富如此敏锐。” 可惜女方对他可谓失望至极，当奥利文第一次见到这个声音尖细的日后的“大个子天使”时，她通过书信建立起来的化学作用瞬间化为乌有。后来她对霭理士坦白，自己当天回屋取帽子时忍不住连眼泪都掉出来了。不过，人间有一见钟情，也有二见钟情。
他们在伦敦见面以后，很快在彼此身上迷失了自己。真爱是全然的臣服，霭理士一直将奥利文描述成他一生唯一见识的女性天才，多年以后在自传中他也不惜对奥利文使用了一切最高级别的修辞——“某种意义上说，她是她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女性，最重要的女性语言艺术家。不用说，这样的女性理当是世上我有亲密关系的第一人。我理智的平衡也许一时被她打乱，有一段时间，我几近是醉了。”
他感到自己从奥利文那里得到的是一种非常本质的东西，远不止是情感，亦不是新鲜的思想，而是比思想更为庞大更为稀罕的性灵。这种时候，他总感到自己无以为报。他带奥利文面见了他母亲和姐姐。作为同性，她们都瞬间为她的光辉所着迷。霭理士也将她引荐给伦敦的文化圈名人们，这位《非洲农场》的作者一出道就风华绝代、风靡雾都。比她小四岁的霭理士在当时是十足的屌丝文艺青年。在奥利文由于体质原因搬离伦敦后，霭理士一遍遍在信中表示如果他能赚到足够多的钱他就要搬来照顾她。这也是霭理士除了在暮年遭遇财政危机以外，唯一一次认真想要努力赚钱。
当然，我们不必怀疑，奥利文这样的女子有绝对的魅力让男人为她奉献。她和霭理士在一起读书、念法文、辩论、写作。他们之间有彻底的放松和信任。有一回奥利文隔着墙壁与隔壁的霭理士争论一个学术话题，两人全情投入到这场讨论。针锋相对时，她急不可耐冲到隔壁去阐明观点，完然忘记了自己一丝不挂........
真正的爱人会塑造一个人一生关于“爱”的审美。奥利文改变了霭理士关于爱的全部观念，帮他找到了自身在爱中的最舒适的角色，霭理士从此开始了他在两性关系中“小妈妈”、“姐妹”、“婴儿”的角色扮演——这些都是他终生渴望成为的角色，也是他探索“性心理学”所必须拥有的超越常理的雌雄同体、长幼无序。“安慰”是构成他两性中最核心最甜蜜的“知觉”。他和奥利文在一块儿就像两个幼童在一起，奥利文也喜欢这样。奥利文会是那个被宠坏的孩子吗？她会不会是一个如同莎乐美一般强势、风流的雅典娜，或者是那个整个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都需从她裙下爬过的骄纵的贵妇？如果我们将这些特质加诸于奥利文，那显然是符合想象的，换句话说那毫无新意可言。然而戏剧性的是，这样一个美貌的女才子终身受着几近病态的“无私心”的困扰，一种苦行圣人的自律与自缚，几乎无法轻松安宁地度过平静的一日。她太难快乐了，因其快乐的源泉早已超越了平常女子需求的“取悦”。霭理士说她有一种有点变态的渴望——从天道的角度看待万事万物，极端无私。在奥利文给霭理士的信件中她一再忧虑霭理士太过爱她，这比较起现代爱情中的一味索求是多么殊异。奥利文中世纪的审慎的内向性的世界终于对霭理士全部敞开。她一直对自己早年的一段情事怀有自虐式的愧疚，她也向霭理士坦言自己自慰时的快感如何强烈。难以置信的是，她一直在私自服用一种能减少性欲的药物，为了从肉体牢笼中挣扎出来，让自身和他者触碰的不再是女性肉体而是女性发达的头脑及丰饶的创造力。至于她所服用的药物，在后世考察中被证明是一种难以从身体中清除的“溴化物”，而她异常敏感脆弱的神经，情绪低落、抑郁、皮肤瘙痒、精神混乱，以现代观念看都是溴化物慢性中毒的病症。她骚动不息，没法享受片刻安宁。奥利文是一个搬家狂。她刚到伦敦不久，就头疼哮喘情绪低落，6月初她搬到了郊区欧本（Woburn）的一所房子。仅仅两天时间她又感不适，决定搬去德百世（Derbyshire），那里的空气更为新鲜。7月7日她打包前往德百世，然而好景不长，刚一落脚她就感到这里的环境跟伦敦一样差，很快她住进了临近威克斯沃斯（Wirksworth）的伯乐山（Bole Hill）。她的工作也一直折磨着她，写作喂养着她的野心和激情，然而她脆弱的体质又妨碍着她完成自己的鸿图。至8月11日，对她魂牵梦萦的霭理士终于获得假期直奔威克斯沃斯与奥利文约会。当着邻人阿威灵（Aveling）夫妇的面，二人一连上演了为期半个月的“幕间戏剧” ，有时他们动作过分亲密，引来阿威灵犀利的瞥视。
这朝夕相处的半个月里，他们一起读法文，霭理士准备着他要为《今日》杂志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女性的文章，奥利文则继续着她的小说写作。他们早晨工作，下午一起阅读，晚上谈心说话。傍晚的时候去风景怡人处溜达，说说情话，顺道从农贸市场采购一些梅子、鲱鱼、墨水、新鲜奶酪、生姜啤酒。知识分子间的浪漫相处莫过于此了。这对热恋中的知识分子建立起了极端亲密的肉体联系，奥利文提供给霭理士的伟大的性爱，不只是肉体之欢愉，而有远比快感更为深刻的痛苦，尴尬，无能为力——其间包含了霭理士毕生探求的生命意志的挣扎。霭理士和奥利文的初次见面，让奥利文一时幻灭了浪漫的想象；他们的初次肉体碰撞则让彼此幻灭了对婚姻的期许。霭理士在多年后的自传中隐晦地记述了他们在一起的磨合，两人似乎都毫无怨言，生命的局限性反倒令他们愈发亲密理解相互同情。霭理士写道：“我们所建立的亲密友谊，较之于常人的技术上的所谓‘爱侣’，要更亲密更意味深长。” 就在这种亲密与折磨中，霭理士更清晰地定义自我——“一半道德，一半艺术” 。奥利文则给出了更锐利的剖析：“有一种强烈的反常存在于霭理士身上。从遇见他的第一天我就感觉到了这一点，他自己从不否认，我们常聊起这个。他只对那些反常的——不是特别的，而是病态的东西感兴趣。一定程度上他是个真正的颓废分子。”接下来一段时间，这位“纯洁、美丽、无私的兄长”给奥利文的去信常以“吻遍你的全身”结尾。九月时，奥利文动念意欲回伦敦与他重聚，霭理士便开始跑遍全城看房子。这对智力匹配、生理不匹配的情侣逐步建立起一种无损于爱情的“健康的冷淡”。十一月份霭理士去圣莱奥纳多（St.Leonards）约会奥利文，有一回奥利文让他取来显微镜，这个同样有博物学家气质的姑娘调皮好奇地在显微镜下观察恋人的精子。但这饶有情调的行为背后也隐藏着深刻的无能为力。
在接下来的长久岁月，霭理士和奥利文持续怀着燃烧的激情一道探索情感的深度及性的黑洞，而这一切探索都围绕着一种本质性的痛苦所进行。“性是生命中真正的圣餐” ，然而他们无法酣吃畅饮。
2. 纯粹理论的实验性婚姻
霭理士晚年写了许多关于“生活的艺术”的文章，最著名的就是那部堪称杰作的“命之舞”，书中他尊舞蹈为至高的自由艺术形式，他自己的人生也是一出不折不扣的艺术作品，不断地实验着爱的可能形式。当然作为一个艺术家，为了一睹生活之悲剧面目，他必须一试婚姻，且一般的婚姻悲剧满足不了他。
维多利亚时期的大量浪漫小说都是围绕着条件婚姻的悲剧展开，以财产巩固及血统维系为核心条件的旧式婚姻作为支撑稳定社会环境和虚伪节制社会风尚的重要基石，在维多利亚晚期已风雨飘摇、狂澜既倒。当社会制度面临转型，社会风潮即将转向时，传统婚姻形式的瓦解常常是爆破前的第一弹，新式男女们在最为唾手可得的情感领域释放其革命热情。也是在这社会思潮蜂拥的转型期，婚姻成为各种理论思潮的跑马场，年轻人热衷于以身试法。如果说在社会稳定期，婚姻家庭被用来负责社会最小单位的维稳，那么在转型期，婚姻家庭则用来负责社会最小单位的变革和试验。奥利文早就给霭理士下了定论，他绝不会走上十字街头，但他的革命热情空前绝后。在婚姻这场最耗人的拔河比赛中，他需要一个好对手。而伊迪丝就是一个绝对的好对手。
1887年，霭理士在“新生活会”(The New life)结识了当秘书的身高仅5英尺的26岁的伊迪丝。那时霭理士已在奥利文那里受到重创，尽管他们仍维持着二天一封，有时一天二封的通信。霭理士的个头高得有点尴尬，他也一直欣赏高挑的女性形体，讽刺的是他一生建立起来最亲密关系的几个女性都矮得出奇。
伊迪丝和奥利文一样，头一回见到沉闷寡言，像是总错穿了别人衣服的霭理士时，根本也燃不起里比多。至1890年，当她听说霭理士不久后即将来访时，恨不能回避不及。不巧的是她的佣人腿脚不灵，无法跟她出行，才勉强留下迎来了一生命运的转折。
霭理士在多年后的自传《我的人生》中不惜花费近一半的篇幅，详细描述他与伊迪丝不同寻常的婚姻。在一开篇的序言中他写道；丈夫公然谈论妻子往往有失体面，对于逝者保持沉默也许是最好的表达尊敬的方式，但基于他们这段婚姻标本对于性心理学的研究可能是最为详尽的一个示例，他请求妻子泉下之灵的谅解。当我们追求这段奇异婚姻的诸多细节和本质基础时，会发现霭理士的这段铺陈绝非夸大的无稽之谈。他回忆起与伊迪丝的初识时写道：“她让我想起了那种危险的新女性物种。我作为一个颓败的维多利亚男人有理由害怕。” 他的确有理由也应当感到害怕。斯图尔特（John Stewart Collis）说，“伊迪丝是那种在文字中比生活中矮小的人” ，换句话说，生活中的伊迪丝比她著作中，或者他人回忆著述中要更光芒四射有魅力得多，她风暴般的亢奋激情和热情健谈，总在刚见面不到几分钟后就能赢得朋友的欣赏欢喜，尽管她的长相不过中人之姿（霭理士从来不承认这一点），她极端娇小的身材让她乍一看还未成年。有一回她与霭理士手挽手走在路上，一个陌生人挑衅地说把她当成了霭理士的孙女，霭理士则喜欢她“表情丰富的唇，袖珍的小手小脚，高傲的卷发的头颅，以及最关键的她那低沉的嗓音” ，不仅如此，他还将对老婆相貌的赞赏强加给身边的朋友们。一般来说，他是个对人无所要求的平和人，且对所有人敞开他没边没际的友谊大门，可自从结婚以后，他就很在意周边人对伊迪丝的态度。朋友们暗地里也有不道破的共识：霭理士择友的唯一门槛，就是看朋友待伊迪丝够不够好。如果说霭理士对奥利文是因为难爱，所以更爱。那么伊迪丝则是他接下来25年要面临的更大的难题，只是在开始阶段他似乎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心相信自己是掌控局面的理性主义者。
与伊迪丝交往不久后，霭理士就去信向灵魂伴侣奥利文汇报了恋爱的进度。那时候奥利文已搬家搬到了千里之外，而霭理士的情敌卡尔（Karl Pearson）彼时也早已结婚，奥利文与卡尔间始终是无果的暧昧。很快，奥利文就回信给霭理士，鼓励他与伊迪丝的关系更进一步。她毫不吝啬对伊迪丝的赞赏：“我觉得她一定特别好，特别高贵，异常真诚直白。早先我在哪儿还读到过她的好文章。” 不过写完这封信，这高贵的灵魂马上任性了，“亲爱的，如果我会嫉妒起任何人，那么一定是你。你太属于我了，你怎么可以爱上别人。然而，我还是希望你结婚，亲爱的，你若遇到良人，没人会比我更为此感到快乐。”接下来的话，任性得有才，“如果你有了孩子，你要劝服你妻子，用我的名字给宝贝命名。” 欧洲传统中常有用家族成员名字给新生儿命名的习惯。可见，奥利文已自诩为霭理士的家人。他们的旷世恋情也担得起这一称谓。在他们各自结婚十五年以后，有一回远在非洲的奥利文听说霭理士身体抱恙，她写信道：“如果我听说你得了严重疾病，我会即刻启程赶往英格兰，即便我要借钱凑差旅费，抑或即便我可能死在途中。”
这些通信以及和对奥利文的旧情，霭理士亦无意向伊迪丝隐瞒。坦诚是他们婚姻内部最重要的条约。霭理士认为在婚姻中至关重要的是温柔、智慧和毫无束缚的理解。在很多方面，他俩的观点都一拍即合，用霭理士的话说，那是一种“直觉性的理解” ，他们的婚姻由此摒除了激情，建立在一些抽象纯粹的原则之上。霭理士婚前给伊迪丝的一封长信中透露出双方对彼此都少有激情，这是一对曾经受伤的心灵不再相信一时的化学反应，他们相信共同的理念比激情死得更慢。没有海誓山盟，只有双方死守的原则。霭理士和伊迪丝都渴望一种永久的联盟关系，也是伊迪丝率先签下了“你的亲密战友伊迪丝”的落款。而他们日后要面对的战争，突破了生理底线、道德底线，以及人类智力极限。
他们早早协议不要孩子，事实上他们结婚的这二十五年时间，也是霭理士最为多产的写作黄金时期。伊迪丝的确信守了诺言，没有如凡俗女子般，用生计和一窝孩子来打扰霭理士完成使命。这对看似对彼此无所欲求的摩登夫妻，同时要求着绝对的坦诚、绝对的自由以及绝对的安全感，这三样绝对不可能相融合的东西。
当霭理士向伊迪丝坦诚了自己对奥利文的感情后，伊迪丝以令人吃惊的真诚回报给他一个大秘密——她向霭理士坦白了自己学生时代与女同学玩过的性游戏。奥利文早就总结出了霭理士理解并且热衷于一切的反常。他只觉得少年时代同性之间的好奇探索无可厚非 ，却似乎没有意识到问题的艰巨程度。关于霭理士婚前是否确切认识到未婚妻是同性恋这一点学界一直有争论。1892年7月份伊迪丝在《种子时间》（Seed—Tim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似乎给出了答案；这篇伊迪丝首次以夫姓署名的文章标题赫然入目——“诚实婚姻”。这无疑暗示着他们是在全然了解彼此私密的情况下迈入的婚姻殿堂。霭理士的一些只言片语同时也佐证了这一暗示。他宣称，“我支持婚姻，同时坚决地反对现行的法定婚姻形式。然而身体力行地坚持这一立场意味着消耗大量能量，而这些能量可以用在更有价值的事业上。我如今结婚可以让双方从单身生活中退役……我结婚的对象全心全意支持我这些观点。在实践中放弃一个人的原则立场是恼人的，但至少有助于我解决一直盘桓我心的关于性的问题。” 最后一句话道出了霭理士步入婚姻的最深刻的心理动机。笔者相信，霭理士是在全然知道真相的情况下主动选择的伊迪丝，他理想主义者的浪漫可能让他对形势的严峻性估计不足，但他内心深处是乐意接受这一极限挑战的，甚至是非常亢奋的。
伟大的作家都是为自己的使命而活。霭理士满怀深情地描述起他和新婚妻子在查特雷塔（Chatelet）戏院一起听贝多芬交响曲的殊胜时刻，在赞美诗的圣乐中，他狂喜往返，深刻感到自己的新生活与自己在世上的使命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伊迪丝婚后还常常回忆起那一刻她见到的他迷醉的脸庞 ，霭理士全部的狂喜并不来自于他对婚后生活的向往，而是他一手创造的极端节制的婚姻同时开始为他的使命服务。他以绝对的理性，选择了一个绝对非理性的家庭。很难说，一个同性恋妻子对于丈夫霭理士而言是一场灾难，抑或，这个独特的女性对于毕生探索“性心理学”的霭理士恰是一把打开黑洞的钥匙。“性心理学”，作为一门如入永夜的被长久压抑的最古老又最新鲜的学问，一方面它集合了祖先身上早已有之的原始问题，另一方面又需要符合不断新陈代谢的新时代精神及与之相匹配的新人类的感观比例。如此一门包囊万象，同时又滞本塞源的学问的更新，需要不止是多年的艰苦探索（霭理士耗尽一生精力完成了七卷本的《性心理学》），它的锤炼也如同干将莫邪剑的锻造，还需要甘心跳入火中牺牲的活生生的人肉药引。霭理士肉身献祭，供奉他一生唯一的一次婚姻，成为了文学使命的殉道者。
婚姻常常是天才的行刑场，所幸的是，在这场实验婚姻里，双方的才华和独立性完全没有被日常生活摧毁打败。伊迪丝对此是深以为豪的。她是一个自视甚高的女人，对于感情婚姻也有一番自己的见解。1861年出生的伊迪丝，从未见过自己的生母，却终身崇拜母亲，走到哪里床头都摆放着镶有母亲年轻时照片的小相框。母亲生完她不久就去世了。她被父亲和祖父抚养长大，她没有像多数单亲女孩般产生恋父情结，反而走上了与此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她一直憎恨她的父亲。而她的祖父则符合那个年代欧洲流行的恶毒玩笑中“斯拉夫好丈夫”的标准：一喝醉就带着大刀满屋子追老婆。拔树寻根下来，这些童年记忆可能是导致伊迪丝日后性取向的根源。父亲和祖父的形象塑造了她世界观中“男性”的原型，让她对于异性有了先入为主的负面印象，且这印象犹如先天记忆般植入了她感观深处，改造了她的身心结构。母爱的缺失，使得她在幻想中将母亲无限美化拔高，这种陌生化的永难满足的情感渴求，她日后只能在同性身上不断找寻。她的身体受到这股强烈渴求的牵引，在青春期开始了有别于普通女孩的逆旅。
布驰（Birch）医生曾给伊迪丝下过诊断书，强烈建议她不要孩子，反对她结婚。关于她性倒错的严重程度，布驰医生幽默地暗示道，他相信伊迪丝永远不会进精神病院，不过一旦她被送进去，这辈子就别想着能再出来了。
在她和霭理士一手打造的，建立在纯粹理论基础上的纯粹婚姻形式里，没有掺杂任何经济因素，他们在婚后保持了AA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她会向霭理士“借”一些钱）。至于二人的身体瓜葛，霭理士在他极端赤裸的自传中却隐去了一笔。倒是伊迪丝在早期写给霭理士的信中曾热烈地表示——你让我明白了男人可以何等美丽 。从外人的角度看来，这对在理论中燃烧的激进夫妻并不是分床而睡或干脆分居而眠——他们一直保持了分别独立的居所。几乎成为了一条婚姻内部不成文的规定：冬天他们一般在考沃尔（Cornwall）一起度过，夏天他们则会去哈斯勒密尔（Haslemere）。一年中的其余时候两人各住各家。婚后第一年，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时间大约有半年，尽管随着时间流逝，同居时间逐年递减，直至彻底有名无实。
精力丰沛的伊迪丝置办起了林间小屋，一度还打造了自己的农场，养马、猪、驴、鸭、狗、猫。霭理士也由此养成了终身在户外写作的习惯。大不列颠潮湿且浸透海水气味的空气渗入他的文字中，他格外喜欢晒着太阳写字，视野开阔，博洽多闻，不拒绝任何自然元素进入到自己的写作中。“风和日丽”大约是后世对他文学风格的最精准的概括。伊迪丝也在这期间声望日起，热衷于四处演讲布道。他们的相处模式不像夫妻，倒更像家长和孩子。至于究竟谁扮演家长谁扮演孩子，则视情况变化随时进行角色交换。在过去的近一百年里，欧洲的霭理士研究者们锲而不馁孜孜探求，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伊迪丝尽了人妻之责。研究者们认为，这对夫妻的床帏之秘，对于性心理学大师的人生历程和思想根源是尤为重要的。霭理士专家伯纳德（Bernard De Voto）作过较为合理的推断分析：“他们只能以孩子的方式相处……他们的性爱就是孩童游戏，他们的温柔是两个孩子对彼此挽留了彼得潘的互相感激，他们中任何一个能达到的最高成熟，就是幻想扮成另一个母亲。他们结成联盟，拒绝可怖的长大。” 他们共同为二人世界立法，尝试制定各种新鲜的规则。温柔的哄骗、甜蜜的闹剧都灌注进这场婚姻幻象。伊迪丝一遍遍请求霭理士“爱我的缺点”而不是爱我的优点 ，她野马般的暴脾气时不时要发作一番，事后二人充满安慰的和解，则像苦难过后的福报，一点甜蜜足够刻骨铭心。深刻的压抑与刺激的冒险不断交替，对于庸碌人生而言，确是迷人的毒药。
婚后不久，伊迪丝向霭理士坦白爱上了克莱尔姑娘。克莱尔得知后，忍俊不禁道：“你俩还真是一对奇葩！” 霭理士传记作家菲利斯（Phyllis Grosskurth）对这位极限宽容的丈夫曾有过精辟的评价：“霭理士虽说从未以神人自居，却也从没自视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丈夫”。 他相信他与伊迪丝之间的爱是独特且深邃的，他们共赴的险旅，无疑是对平庸的大胆挑衅和对日常的极端反叛。尽管开头时平淡且缺乏激情，但随着恩爱渐深情义日笃，霭理士对伊迪丝超越世俗界限的无比包容，令伊迪丝自己都感慨“超越了她的理解” 。他可能将妻子作为了自己探索性心理学最好的活体标本和通往捷径的密钥，然而从情感上，他似乎一天都没有真正将妻子定义为女同——伊迪丝在他那里永远只是“女人”、“男孩”、“幼儿”。他研究性倒错，给予那个时代同性恋争取合法权益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支持和最悲悯的理解同情，可他一刻也没有勇气直接承认自己的屋内人是货真价实的同性恋。大概他认为那对于她太过苛刻了，她只不过是一个“男孩”。噢，男孩！霭理士能理解“男孩”伊迪丝对美女克莱尔的爱慕，却也忍不住会因为“女人”伊迪丝对自己爱的减少而生闷气，可是他又能和一个“幼儿”计较什么呢！吃醋过后，他又写信忏悔自己的量小，这种时候，他自己又变成了那个急于抓住乳房在母亲怀中求得安慰的小儿。他一手打造了这极端残酷的情感炼狱，也正是这炼狱铸造了透彻世间奇情虐恋和复杂情感肌质的丰富心灵，最终锻造出一个“理解的天才”，据说比较起各种数学天才、语言天才、运动天才……那隶属于世上最罕见的天才类别。
面对异性情敌克莱尔，霭理士只能自嘲“爱是滑稽的，我是滑稽的”，最后落款“你的讨厌的不理智的然而荒唐地爱着你的丈夫。”
3. 羽毛床替补
在科学领域，一个伟大的定律从来都不是灵光一闪。它需要科学家耗尽毕生精力观测、实验，提出理论，再检验复核、修改、放弃，之后又以新鲜理论转而代之，那真是“魔鬼干的活儿”。在爱情领域，同样别无二致。霭理士以一种邪教热情般奋不顾身投入他的婚姻实验，在最狭小的亦最复杂的帐帏之中，追求其“立宪理想”——在婚姻肇始之际为两人世界立法，婚后如同尊重宪法般，严格恪行他们之间的原则条例。这场婚恋实验中的种种变故、复合、矫正、拆离，成为耗尽他心血的魔鬼考验。
在克莱尔之后，伊迪丝疯狂地爱慕上了小美人儿莉莉。伊迪丝对她简直是崇拜加溺爱，霭理士对此只能冷眼相看，他不再暴怒，不再无助，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嫉妒已被克莱尔花光了。小可怜儿莉莉不幸早夭，然而死亡并不能让这个情敌退场，她昙花一现的记忆从此占据了伊迪丝最隐秘深情的精神家园。霭理士过去不能阻挡她疯狂爱上莉莉的肉体，现在更无法阻止她癫狂爱着与莉莉一起的回忆了。她开始相信神秘主义的通灵传递，试着通过“降灵会”与另一个世界的莉莉取得通讯。她为她写下天真炽烈又缠绵悱恻的情诗；她在她死后仍多年如祥林嫂般絮叨关于她的往事；她临终前最后的嗓音用来呼唤她的名字……
多年以后，霭理士在《我的人生》刻意回避了这临死的一幕，大概他内心永难接受这一现实，他跳过了伊迪丝对莉莉的呼喊，沉溺于伊迪丝留给他的最后的纪念品：他整理爱妻遗物时偶然翻到了一张小字条，研究者认为那可能是伊迪丝最后的笔迹。这张题为《阅读霭理士》的小纸片上，伊迪丝写到：“许多年前——大约二十八年吧——当我第一次阅读到《新精神》时，我就知道我爱这本书的作者……今天，读着《随想录》，我意识到，写下这两本书的这个男人值得爱，值得原谅，值得永恒的同志情谊。不论路途如何漫长，这个精致的灵魂一直锻造着美，我们当中不是个把，而是许多人，都是以血代墨”。
至此我们看到，这场惊世骇俗的婚恋实验虽然摩登，却并非追求新鲜刺激的狂欢糜烂，相反，它拷打着爱欲的节制与宽容的边界。它是两个超高智商的知识分子的超人实验——在婚恋中成圣成仁。为此，他们必须隐修苦行，不仅仅克服身体不满，人之大欲，更要忍耐愤怒、嫉妒、仇恨、冷漠、疏离。在经过了双方无数次背叛之后，决不可背叛的是当初立下的“宪法”，这是他们不同凡响的爱。如果以一套陈腐道德来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妄加裁决，嗤之以鼻，只能说明，视野的宽度决定了道德的度量衡。凡人有凡人的纪律，超人有超人的法度，最重要的是恪守其责，依法行事。道德法令也如肉体一般，随着时空推移，新陈代谢。
只是，比较起这个温顺的丈夫，这法则的严苛和实验的苦果，对于伊迪丝而言更难吞咽。她对于寂寞有着极端的过敏。和奥利文不同，她喜欢被人群包围（随着她事业走红，她渐渐有了大量拥趸），她又格外害怕一个人度过漫漫长夜。当她搬到哈勒米尔（Haslemere）的平房以后，她发现身边一个朋友都不在。按照他俩的协约，霭理士与她各自保留足够的独立空间：她喜欢在家接待访客，霭理士则每周规律性地要在大英图书馆阅览室里消磨两三天，晚间听听讲座或音乐会。丈夫不能与她长相厮守。这时霭理士提出来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他建议邀请他多年知交布莱克（Barker Smith）的女儿梅梅搬来哈勒米尔陪伴伊迪丝一小段时间。
这个时值二十四岁的温柔淑女无意间搅进了这局规则诡异的夫妻棋局，她与霭理士的一个吻，险些引发伊迪丝破戒出局。当霭理士本着他们永远透明的约定向妻子坦诚招供时，伊迪丝横眉怒目不能自持，她没有霭理士的忍耐与气度。她暴烈的举止反过来刺激了霭理士，他想到神圣协议双方并未同等公平的遵循原则，当伊迪丝出轨时，他总是反求诸己，检讨自己的狭隘荒唐，如今伊迪丝却揪住一个吻不放。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假使当初伊迪丝表现得稍加克制，他对梅梅的感觉可能迅速消弭。然而伊迪丝嫉妒的火焰大大地助长了丈夫对梅梅的亲密行径，一个单纯的吻最终演变为持续十五年的地下幽会。梅梅的父亲，也即霭理士的老哥们儿布莱克（Barker Smith）担心丑闻外扬，不得不将女儿送去遥远的比利时。可梅梅总能想方设法回到英国，住到霭理士目力所及之处。即便在梅梅嫁人以后，他们的亲热也未曾冷却。霭理士动笔撰写回忆录之时，梅梅和她的丈夫尚在人间，他因此隐去了名字和诸多细节。霭理士去世之后，梅梅作为其文学代理，又擅自焚毁了他们之间的所有通信。如今留存下来的为数稀少的关于梅梅的记载，多来自间接材料，呈现出相互矛盾的模糊面目。这些相悖相反的描述，多半是记述者自身情愫的反射。至于梅梅究竟何许人也，似乎已不再重要。研究者们发现，“霭理士形容她是甜蜜、温和、柔韧的。伊迪丝却指她太过肤浅，无法融入他们的知识分子生活，霭理士最后一位伴侣佛朗克丝（Francoise Latitte）则将她刻画得凶恶且占有欲强。”菲利普斯最后总结道，不管怎样，有一点是不可质疑的，在霭理士与伊迪丝夫妻生活不和谐的那些年里，梅梅起码给大师奉上了一张安慰的温柔羽毛床 。伊迪丝毕竟不是悍妇俗女，发飙以后还是决定恪守她发下的誓言，试着回报给霭理士同等的自由。在即将动身去伦敦前夕，伊迪丝闻悉梅梅即将搬来与自己丈夫同住，这一次她死守自由契约，敞开门户：“所有活着并思考的人，都会在爱情里要求彼此的真心：要的越多，会招致越多的欺瞒、疏离和不幸。我是在被梅梅沉重打击之后才得到的这一结论，以后我不再会被打击了。做你想做的事情——随心所欲，不要觉得你非得获得我的理解。我什么都不会问，我们都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自由地去尊重和爱对方的爱，自由地信任我们自己的爱，无论发生任何事……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一面，作为一个爱你的女人，我将其当做一件礼物送给你。” 作为回礼，霭理士答应在梅梅跟前绝不提伊迪丝一个字，十五年间，他确实用缄口不语表达了她对妻子的忠诚与尊重。然而，更为深重的打击正在命运尽头等着伊迪丝。
伊迪丝渐渐倦怠于突破自身的性取向，这对夫妻已有经年未行夫妻之事了。梅梅事件从一次恶作剧的报复，逐渐发展为超稳定的伴侣关系。梅梅的追求者甚至雇佣了私家侦探公司对霭理士进行跟踪。伊迪丝此时已接受了梅梅的登堂入户，且时常在来信中写上几句祝福关心的客套话。这段从最开始就毫无激情，缺乏化学基础的婚姻，至此走上一条鲜有前人到达的荒山野径——他们间的夫妻之情非但没有减少，反倒逐步生出了先前未有的激情。霭理士论述道：“我知道这几乎是个铁律——通常情形下，婚后数年，夫妻之间的激情会逐步死灭，转化为平静的友谊，或冷酷的漠然，或者更糟的东西。然而在我们这里，真爱（而非激情）从未对这些事物妥协。相反，它还在生长；它生长成了激情——更多程度上是一种灵魂的激情（虽说对肉体亲密的渴望也涵盖其中）……与伊迪丝的生活给我的最大启发是，即使狭义的肉体欢愉结束了，最深刻的爱的激情（不仅仅是喜欢）仍然可以存在，且持续生长……”
这个温纯如一只大鸽子的中年男人，在他永远平和、缓慢、诚实、风和日丽缺乏热力的外表之下，却蕴藏着炽烈的激情，南非作家库切所言“反正诗歌并不是用热情写出来的，兰波并不热情，波德莱尔并不热情，不错，确实，当需要的时候需要的是炽热，炽热的生活炽热的爱情。”那同时是高度智力化的一种激情，在不疾不徐的文字之下，屏息凝神，收敛住自己浅表的感情，然而暗流涌动，风平浪静的海面之下孕育着至为反叛的摧毁现有价值体系和道德堤坝的洪水猛兽。
这对足以加入“高智商俱乐部”和“冒险者乐园”的夫妇时常约会的地点有大英博物馆、音乐厅、国王十字地铁站，他们彼此独立的同时，密切协作着共同的事业——创造通向高尚自由生活的种种可能。那些年里，伊迪丝专心写她的小说集《不朽的翅膀》，她日渐成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公众知识分子，年轻人奉她为“未来文明的明灯”，她在各个沙龙讲坛讲述由詹姆斯·欣顿，奥利文，爱德华·卡朋特以及她的丈夫霭理士这群知识分子构建起来的在当时极为活跃的知识圈，他们的思想、著述以及戏剧性的、风暴般的人生。她同时也公然以朝圣者的姿态，谈论同性恋问题，并大胆地陈述同性之爱，引向的可能是更为高贵、智性及自由的生活，这些言论即便对于那些“优生协会”里最前卫的年轻人，都仍显得过于激进。所以在一次激进的讲演之后，“优生协会”再未向她发出过邀请 。然而，她激进的观点和坦荡的言辞，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却受到了热情追捧。1914年初伊迪丝收到了来自美国的数场演说邀请。她原本生性喜欢被人群簇拥，加上那段时间她债务累累——她与霭理士在1912年8月一同搬入伍德佩克（Wood Pecker）庄园。伊迪丝喜欢打造家居装潢，她居家的精致一直是霭理士所欣赏的。伍德佩克庄园在她的一手打造下俨然优雅贵气，霭理士可以坐在花园里一棵可爱的核桃树下看书写作，伊迪丝则在他们漂亮的会客厅里呼朋唤友。然而这一切实在大大超出了他们的实际财力，到后来他们不得不招揽租客出租庄园里的房间，再到后来佣人们被一一遣散，最后他们不得不把房产统统卖掉，各自搬回廉价的小公寓。事实上，伊迪丝买下庄园之前就已债务缠身，她向来擅长在负资产的经济状况下保持她慷慨的风度和对生活格调的追求。她先后在科沃（Cornwall）和摩尔（Moor）倒腾房产。早在几年前，霭理士迁入博顿（Birxton）的一间公寓时，伊迪丝的遗产就已被耗尽，但她倒房的热情仍未消弭。至1909 年，她的财政状况已濒临崩盘，她写信恳求霭理士将博顿公寓的一间房间以每月十英镑的价格出租给她，并令人哑然地写道“如果你觉得15磅更为公平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出每月十二英镑……”后来霭理士当真以每月十英镑的价格把房间出租给她，然而终难忍受同居对彼此私人空间的过多干扰，回归到大家更为舒服的分居状态。1914年，伊迪丝远渡重洋赴美国演说，口袋里仅揣着区区十英镑，她幻想着这一趟跨洋演讲收获名声与金钱的双重厚利。她远超常人的旺盛精力和对虚荣的热烈渴慕，支撑起了她迅速衰朽风雨飘摇的身体。就在前一年的秋季，在他们时常约会的街道，地铁站边的林荫道上，她告诉了霭理士自己被诊断患有糖尿病，适逢丹麦学者W.L.约翰森十年前首次提出了“基因”这一名词，胰岛素当年尚未被发现，被认为属遗传疾病的糖尿病尚在绝症行列，患者只能寄希望于遥不可及的基因破译。伊迪丝决心毫不节约，挥霍尽她剩余的所有光热。知道去日苦多，她更为凶猛地使用自己。在美利坚，她“达到了自己的全盛” 。
伊迪丝前脚刚离开英国，祸不旋踵，梅梅后脚就赶赴东安格利亚与霭理士约会。此时他们已纷纷迈入日趋败落的中年，幽会不再如年轻时那样充满冒险与犯忌的情色意味。他们在宾馆订下两间单间，如老夫老妻般度过温煦的重聚时光。然而“嫉妒”不用吃饭、睡觉，更不会变老。梅梅与伊迪丝两人表面上和平相处、互致问候，作为最忠实的“同盟”的伊迪丝，甚至不时写信嘱咐霭理士照顾好梅梅，然而内里已斗得肠穿肚烂。至伊迪丝抱着病躯回到英国时，这戏剧性的事件发展到了极端的一幕。
当伊迪丝几近卧床不起之时，梅梅欣然造访，霭理士对其宠爱有加，且并不避讳伊迪丝怒而不发的怨忿。梅梅则如新女主人般，雍然自得地享受着胜利和温柔的款待。有那么一回，伊迪丝无助地躺在病榻之上，梅梅与霭理士明目张胆地在门后约会。疯狂的伊迪丝吞下一把吗啡。及至霭理士回到房间，她向他坦白了自己的自杀行为，最后不得不以洗胃收场。可就在伊迪丝自杀未遂不久，霭理士与梅梅一同打包出发去往萨姆赛特（Somerset），那也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次幽会，梅梅彼时已经答应嫁给一个追求她多时的苏格兰鳏夫。在浮萍浪影四下飘零年华尽失之后，这个侍奉了霭理士半生的曾经的美人，终于痛下决心从这段暗无天日的感情中出走，认真在世上寻找一个落脚点。
伊迪丝则渐渐病至疯狂，像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婴儿，叉着手臂无助地大声嚎哭，她刺耳的哭嚎最终令所有朋友失去了同情与耐心。诚如她从美国给丈夫寄来的一封信中引用的王尔德的句子“每个男人都会杀掉他的心爱之人。”这位女权悍将，最终被心中的爱所杀害。
4. 女叛军
霭理士医生倾心于罗素式的自我拷打，奥古斯汀式的自我泯灭，Casanova式的道德冒险。他在自传《我的人生》中坦诚记录了自己一生的“内心生活”，并将此作为他“最重要的工作”。某种意义上，他的妻子，他的婚姻，他一生的情爱纠葛都是他自己的研究样品和文学作品。在自传《我的人生》中，霭理士汲取先贤的勇气与坦荡，极尽其能地不加粉饰敷衍，然而有一个女人的名字却从他的自传中被彻底抹去了，可能她火线般的出现与撤退彻底打乱了这位精密的性心理学家严谨可控的研究计划与实验流程。
1914年初冬，霭理士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陌生女人的来信，这一次，写信的不是向他倾诉苦闷、寻求人生指引，或袒露心声请求他解释梦境的女性崇拜者。事实上，霭理士从中年起就受到女性阅读者的异常追捧，至晚年已拥有了数目吓人的女性拥趸，“女人们无法抗拒来自于这一圣父与肉欲农牧神结合体的诱惑。”然而这一回，伊迪丝的警觉没有错——和丈夫笔谈正酣的可不是像梅梅那样的无名之辈。
玛格丽特·桑格，一个在“丑闻、危险、牢狱之灾中冒险闯荡的女人”，周身裹挟着流言、官司以及有如魔鬼驱动的永不止歇的激情。她在霭理士的自传中被彻底删除，这并不妨碍她的大名赫然出现在任何一册女权主义运动史的教科书上。我们今日所熟见的“计划生育”（family planning）和“避孕”（birth control）二词就是由她所创。如今，去民政局领证登记的小夫妻们，会在婚姻注册柜台面无羞怯、老练不屑地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大礼包”：里面包含全套孕育健康指南、新婚性健康指南、完全避孕宝典以及免费发放的避孕药具，大礼包的包装袋上还时不时出现“见义勇为、文明社区”的官方字样。然而，仅仅不到一百年前，“避孕”与“节育”还是违反国家法律的“猥亵犯罪”与违悖神圣宗教的“异端邪说”。1873年3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康斯托克法》，明令禁止向美国母亲们传授避孕知识，并将一切避孕信息定位为“淫秽材料”。直至1960年口服避孕药在美国获得批准，女性才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体获得基本投票权。这场漫长的对女性自己身体的收复战役中，玛格丽特·桑格是当之无愧的先驱。她提出，文明的进步包括了人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并用宗教本身来驳斥社会对女性自主性的不信任。
刚过完三十岁生日的玛格丽特，已身负9条罪状，且面临高达四十五年的监禁。在此之前，她就因“用公共邮政传递关于避孕和堕胎的资料”的罪名被强制劳教30天，她在纽约布鲁克林开办的全美第一家计划生育诊所开业十天即遭查封。在面临更严峻的指控之际，她不顾律师的劝解说项，抛夫弃子干革命，一路越过国界线逃窜到加拿大。没有护照，没有身份，化名贝尔萨（Bertha Watson）的玛格丽特用她传教士般的不懈信仰和她自身充满热力的人格魅力，迅速在伦敦赢得了朋友和声援。想想那些顺理成章接过“大礼包”的小夫妻们，今日女性们所享受的这些“顺理成章”背后都蕴含着近乎荒谬的历史代价。玛格丽特要为这场生育圣战付出的远不止牢狱之灾，她不久以后甚至为此失去了自己的孩子。霭理士在给她的第一封回信中就毫不隐晦自己对愚蠢同类的失望，人类对于各种简单人道、且必要的新观念的凶狠敌意令他困惑，而年轻高雅的玛格丽特却令他燃起了激情之火。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不久，向来节制的霭理士嗑下了爱情的迷药，他去信中貌似理性的陈述就已无法掩饰一颗在爱的征程上屡战屡败的破败之心的垂死迷狂。他写道：“激情很可能属于一种毁灭性的事物，激情对工作绝对有损害，它让所有工作看起来都不值一提。不仅于此，激情往往被赋予了错误的对象……”玛格丽特会是一个错误的对象吗？起码，对于当时身患绝症远在美利坚的伊迪丝而言，她的出现具有毁灭性的的影响。焦躁绝望的伊迪丝多番来信恳求丈夫来探望她，然而彼时的霭理士却同样焦躁地等待着玛格丽特与她的新欢（一个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从巴塞罗那归来。他不能离开伦敦去与妻子团聚，他得守在与玛格丽特时常约会的维多利亚火车站，他想要“整个吃掉她” 。他的整个1914年交织在“苍白的忧郁与春风洋溢的光环之中” ，对伊迪丝的歉疚并不能阻止或败坏他兴致高昂的激情。他终身批判激情，然而大部分人甚至终身不知激情为何物。他与伊迪丝在婚礼之日发下了唯一的誓言，伊迪丝形容那是属于“明日恋人”的誓言：他们承诺永远不会探测对方的生活。当伊迪丝在遥远的美利坚为三人（她，她的丈夫以及玛格丽特）孱弱地举起酒杯之际，霭理士正狼吞虎咽新的恋情。
1915年的新年午夜，霭理士与玛格丽特以一个“午夜之吻”开始了新的一年，开启了绝望旅程中的希望之旅。不久，玛格丽特就频频邀请当时已德高望重的霭理士支援她倾注一生的计划生育事业。她的母亲一辈子孕育了十八个孩子，那副不断隆起又瘪下，进进又出出的用坏了的破皮囊最终被拖垮倒下，她被疲惫孕育所杀害的身躯，变成了纠缠驱动女儿奋斗一生的阴魂。玛格丽特不会在一个男人身上长久地停留，她热烈绝望地活在自己的使命里，“像被放逐到了一个迄今从未被梦到过的新世界。”
早在1914年3月，玛格丽特就创办了《女叛军》杂志，向女性传授避孕知识，此后她又创办《计划生育评论》，教育大众“孩子可是个珍贵的奢侈品”，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支付得起。曾专门写过一本《欧洲的天才》探讨人科学的霭理士，对于“优生学”向来有着青睐，他为《计划生育评论》撰写长文，阐述计划生育不仅仅是抑制人口的过度增长，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培育出更为健全的民族人种。不过，对于“计划生育”这一话题，霭理士的话很快说尽，此后玛格丽特多次邀约霭理士发表看法，均遭婉拒。似乎没有人能够逼迫他做任何他不情愿的事。玛格丽特不行，伊迪丝也不行。伊迪丝回到英国后数番劝说丈夫与自己同行前往埃克斯（Aix），1902年时伊迪丝曾在那里恢复了健康，因此她迷信重回埃克斯会使她枯木焕春，然而霭理士无动于衷。在无计可施之时，伊迪丝求助于奥利文，请奥利文出面说劝，然而这个自由的灵魂冷静地回话道：“他不应当被强迫做任何他不情愿的事情。”
伊迪丝的情绪与胸襟貌似跟随着她病情的反复而不断变换。不久之前，她还衷心欢迎玛格丽特前来同住，并声称自己将“退至一角” 。她誓与玛格丽特结成莫逆，为了与玛格丽特会面，她重金定下了一间豪华餐厅，然而留给玛格丽特的印象却是一个“极端自私、无比苛求的女人。”及至她神经衰弱幻象四起，她开始恶作剧地在朋友们面前公然谈论霭理士那些难为情的隐私，医生建议霭理士将她送进精神病院，这让她产生了更可怕的受害症臆想。霭理士一度对玛格丽特倾诉道“我有一种感觉，伊迪丝就像是我的孩子。想到要失去她，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短暂的照顾之后，霭理士再度放弃了作为丈夫的责任。尊严丧尽的伊迪丝这一次收拾起了她无助的哭嚎，捡起她最后的骄傲，她要求彻底的剥离——离婚。多数研究者将伊迪丝最终的反抗认定为一场无谓的报复。对此，笔者并不认同。在他们的离婚约定中，伊迪丝坚持加上一条：“霭理士对她的债务概不负责。”离婚，是为了让丈夫在她死后摆脱高额的债务纠缠。他们二十五年的婚姻平静完结，然而一切都没有改变，伊迪丝离婚后仍佩戴着结婚戒指，他们仍像空气一样无时无刻不存在于彼此的生命里。“美好的爱情不是爱情，而是智慧和道德。”（木心语）
伊迪丝在迈达山谷（Maida Vale）租下了一间公寓，其中有一间卧室空着，永远为霭理士存留。她竭力抓住生命火焰的最后一缕，为此她疯狂地工作。埃克斯公寓的客厅已被她改造成了演讲报告厅，她多次邀约霭理士来做讲演，尽管她明白他不会答应。就在这间不大的公寓里，她成立了自己的“三叶草出版社”（Shamrock Press），其最主要的印刷产品是她自己的短篇小说集《我的康沃尔郡邻居》（My Cornish Neighbours）。她的求生意志是如此之强，她甚至雇佣了一批演艺人员，决心开办自己的电影工厂。然而，她终究火烬灯熄，热力燃尽。
九月的一个星期天上午，霭理士去探望病中的伊迪丝，她还兴致勃勃谈论重去美利坚的计划。临别时，她怕传染不让霭理士吻她的嘴唇，霭理士拉过她苍白的手背亲了一亲。待他周二接到病危通知，再次赶到迈达山谷时，伊迪丝已陷入了深度昏迷。手背上的那一吻，成为了他们的最后一吻，他们一生的情爱实验最终定格在了这个“同志之吻”上。
在亲眼送走生命中第一个重要的女人——母亲之后，霭理士人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哄一个女人入死。
早在伊迪丝驶往美利坚的大船之锚斩断以前，她已备好了数封信件留给邮差。这些提前写好的信件左上方一一备注了不同的寄送日期，邮差将按照指定顺序妥善无误地依次寄出，以确保她在海上航行的短暂失联期间，丈夫可以每隔两日收到来自妻子的问候，不至独饮孤独。没有了物理性的身体吸引，他们的化学作用却并未失效。她的爱马不停蹄。多年以后，她早已不在人间，霭理士才有勇气揭下那些陈年邮票，邮票之下标注日期的熟悉笔迹仍依稀可辨。他涕泪交纵。伊迪丝戏剧化的人生直至她死后多年也仍在她的预演中推进——诚如那些预先巧妙编注日期的短笺，在她离世之后，一封封掘开爱人的心坟。
5. 被分享的暮年
希腊悲剧的天才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接受且乐于呈现矛盾与冲突，并欣然领会人生绝没有出路。伊迪丝去世以后，霭理士度过了被众多女性分享的晚年。他拒绝为任何人写序，拒绝出任公职，拒绝参与公共政治，却从不曾拒绝任何一封来自欧洲或遥远美洲的妇女来信。每天都有数量庞大的新鲜的痛苦向他涌来，等他施以援手。女人们苦闷的独白、隐秘的梦境、私藏的裸照、哭泣的灵魂，纷纷扑向他广阔的胸襟——在那片开放的墓地，男人和女人间永恒的战争被自然所拥抱，获得片刻安宁。
女人是霭理士一生钻研的科目。他至死热爱女性，尤其是“困难的”女性。他晚年曾在情书中，如一个爱情里的唐吉坷德般表白：“正是你提供的难题，让你完美。我从未爱上过一个简单的女性。” 弗朗克斯，一个将自己的全部梦境贡献给霭理士的女人，成为了他的最后一桩事业和标本。霭理士那些叫板佛洛依德的有关梦境的著述，很多素材都来自于这一位他人生中最后的守护者。他们毫不逊色的故事，又是另一番话题，本文不再涉及。1929年初，玛格丽特·桑格写信给弗朗克斯道：“我希望把你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亲爱的霭理士。”她建议弗朗克斯辞掉自己的工作，而她将担负起她损失的全部薪资，这样弗朗克斯便可全情投入照顾年事已高的霭理士。
弗朗克斯欣然接受了这份赠礼。暮年的霭理士，在这位带着两个儿子的法国女人的陪伴下，不辍地进行人类情感内在构成及其本质的探索。最终霭理士也没能给予她婚姻。如同怀特博士（Dr.Wright）观察到的那样，他眼中的冷酷正是他人格中真正的天使。他去世以后的声名湮灭，与二战后“优生学”被集体驱逐出学术圣殿有莫大的关联。作为鼓吹“优生学”的悍将旗手，霭理士信仰“创造最好的个体，以创造最好的文明”。他晚年对种族惨案置若罔闻，并不反对将艺术审美与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于纳粹有某种意义上的默许。霭理士于1939年走完自己的旅程，结束了一种美学生命，抑或辉煌人生的强烈的尝试，并未亲眼看到法西斯制造的人间惨剧。
“每一条路都可以深入世界的神圣神秘” ，同样，每一条罪行亦是通往秘境的幽深巷道。当审美情绪集体噤声，我们首先应当讨论的是艺术的终结。
“世界并非围绕着新的喧闹的创造者旋转，而是围绕着新的价值的创造者旋转，它悄无声息地旋转。” 在霭理士身后的一百年里，我们对于性的道德、性的评判、性的审美以及情感、婚姻、家庭、男性、女性的看法，已如日晷上的光线，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了巨大的位移。更多更为敏感、更难撼动的价值标准，亦已发生了难于察觉的重大旋转——只是这旋转更为迟缓。
（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