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诞辰200周年：君王天下事、生前身后名
今年4月是俾斯麦诞辰200周年。两个世纪以来，这位铁血宰相在“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外，是否最终“赢得生前身后名”？本作者从四本学刊中选取四篇文章，希望从观念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回顾俾斯麦生前身后的多重形象，并同时展现尼采、韦伯等同时代伟大心智对俾斯麦的思考和批评。
第一篇文章梳理了俾斯麦传记自1890年到19世纪末伴随德国境迁发生的流变，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编篡中的俾斯麦形象及德国在百年间的沉浮进退。
第二篇文章则通过政治史的考察，聚焦“德意志民族主义”与俾斯麦的历史关联，指出俾斯麦既是以民族主义为政治手段的助澜者，又是逐渐奉之为个人信念的尾随者。
后两篇文章则分别归纳了尼采与韦伯这两位同时代人对俾斯麦及其事功的思考。它们表明，俾斯麦是19-20世纪德国思想界重要的现实关切。而且，他的政治遗产与哲学家的洞识，仍在如影随形地影响着我们今天的世界。
在圣徒与恶棍之间——俾斯麦传记100年
整理自：Between Saviour and Villain: 100 Years of Bismarck Biographies,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41, December 1998
作者：Karina Urbach
自19世纪末起，为俾斯麦作传就是德国历史学家孜孜不坠的传统，尽管恰如Otto Pflanze所言，透过书信、演讲、备忘录呈现出来的俾斯麦形象往往要比典型传记的描述来得复杂得多，但或许正是出于俾斯麦本人和20世纪德国历史共同的暧昧性，传记编篡中的俾斯麦才得以在100年间始终保持自己鲜活而又善变的面目。
关于俾斯麦的史学传统始于一种未完成的使命感。自19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德国史学界就普遍存在呼唤一位政治强人拯救德国的倾向，尽管这一倾向到80年代有所减弱，但史学界对俾斯麦整合国家的功绩并无二词。在俾斯麦打击国内自由主义时，明显倾向自由派的罗马史大家蒙森仍对俾斯麦的铁血事功满腹崇敬，而到19世纪末，俾斯麦本人终于落地成文之时，撰写英雄史诗和帝国荣耀的感召，绝不可能在史家之中断然消失。
在这一背景下，不难理解为何19世纪末出现的早期俾斯麦传记大致雷同，而它们书写俾斯麦方式的差别，也仅仅源于史家对俾斯麦塑造的德意志应被界定为“大陆强国”、还是“世界强国”的分歧。前一派作者以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特勒齐克（Treitschke）等官方史家为代表，他们依托官方性质的《历史杂志》，着力将俾斯麦塑造成国王的一名勤恳公仆，后一派作者如Lenz、Lehmann则在前一派的官方基调下深化俾斯麦建国功绩的潜能。对西贝尔和特勒齐克而言，俾斯麦只是霍亨佐伦皇族缔造帝国伟业中重要的一部分，相较于德意志，普鲁士及其皇族正统才是被拣选完成这一进程的中心。因此，在其七卷鸿篇《威廉一世创建德意志帝国史》中，西贝尔不仅宣称普鲁士没有主动挑起三次王朝战争，他更始终紧扣威廉一世的叙事主线、而令俾斯麦潜隐幕后。
尽管这层君臣藩篱到1914年始终是两派史家均未曾逾越的正史音调，但无论是Lenz还是Lehmann，将统一的德国视为未来世界强国的“大德意志”派都更远离前者的普鲁士中心视角。Lenz和Lehmann都曾参与过俾斯麦领导的对外战争，对这位铁血统帅的景仰早已浸润心灵深处。他们一方面宣称接续兰克的史学传统，以政治史的客观事实量度俾斯麦的现实事功，另一方面则通过连接俾斯麦与路德的新教背景，将德意志自发蒙至成型的演进视为新教精神于地上的行走。
“大德意志派”的俾斯麦撰述因为兼采实力政治的冷酷和救赎历史的热望，迅速成为20世纪初帝国掌舵人测度政治气候的绝佳风向标。1914年8月，就在威廉二世准备发动大战之际，德国史家迅速为俾斯麦批上了灰色军装，俾斯麦回忆录《思考与回忆》也成为史家破解危局的思想地图。回忆录的编辑者之一Horst Kohl出版了一份面向德军士兵的俾斯麦军事思想手册，Lenz的好友Marcks则基于前俾斯麦在回忆录中对俄国的分析，指出吞并中欧以抵御东方的可欲性。尽管一战的结果证明，但魏玛民国的成立，并未停止“大德意志派”俾斯麦中心的德意志经略图景，相反，它已俨然与帝国梦想一起成为德国人的乡愁。
20世纪20年代的俾斯麦研究继续“大德意志”派发掘的“相之两面”思路，开始将俾斯麦事功与精神的分析转至其外交政策和个人好恶。Rothfels等人对俾斯麦1870-1880年对外政策分析开始强调其在铁血之外的审慎与智慧，而对俾斯麦个人性格的研究则在其反天主教形象上侧重勾勒他与社会主义者乃至犹太人的不懈斗争。同时面向过去与未来的俾斯麦形象，在这一时期被演绎到极致。20年代最受欢迎的俾斯麦传记作者Emil Ludwig用诗化的语言将俾斯麦的一生描绘为浮士德式的人物，而伴随着希特勒1933年上台，强力政治的浪漫主义终于迎来了20年来的顶峰。
尽管希特勒及其党徒并不喜欢这位容克老人在战略上的谨小慎微和政治上的阶级立场，但“大德意志派”的历史解释对渴望继往开来的他们来说仍然奇货可居。而对大多数经历了近三十年变故的德国历史学家而言，魏玛民国不过是两个德意志帝国进程之间短暂的停顿，因此随着1934-1942年德国吞并邻国逐一成功，俾斯麦的事迹一方面被宣传部门频繁搬上银屏，一方面则为受命撰写“新德国历史”的Marcks等人视作希特勒伟业的前定调和。1942年上演的电影The Dismissal借俾斯麦之口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些阐释者的共同心结：“我的使命已经终结，但这只是个开始。何人能了却我的志业？”
无论如何，希特勒显然不是一个好的继承者。仅在电影上映数月后，德军就在斯大林格勒受困。宣传部门立刻禁演了这部电影，因为在剧中的某些片段，俾斯麦反复警告皇帝：贸然与俄国开战必将导致德国的失败。立法者一语成谶，阐释者只能失语。如何在希特勒之后书写俾斯麦的历史？这已成为困扰战后德国史学家的共同问题。
二战结束后，诸如Eyck等一度推崇俾斯麦的作者此时开始指责俾斯麦对自由、民主、法治的玩世不恭，在《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一书中，他甚至试图全盘否定1862年之后的德国史，而俾斯麦则无疑应为德国的历史悲剧负责。蒙森和A.泰勒虽然力图从凡人眼光对俾斯麦进行去政治化的解读，但基于成长背景勾勒出来的“凡人与政治家”的形象，仍然带着作者“忍不住”的道德关怀，“同情地理解”也至多限于这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现代传人无上的事功与无奈的处境之间。伴随60年代德国批判史学的兴起，史家对俾斯麦故事的讲述更彻底撕去了传记史学不曾泯灭的知人论世传统，以韦勒《德意志帝国》为代表的一批史学著作转而剖析俾斯麦时代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在社会学理论与实证数据化合而成的福尔马林中，战后对俾斯麦的反思以其面目的社会科学化走到了极致。
不过，似乎正如过去永远尾随着当下，自觉的理性化也无法轻易剔除人们历史记忆中的克里斯马。伴随1989年圣诞节响彻德国上空的《欢乐颂》，Pflanze、Gall、Engelberg等俾斯麦研究者在80年代的传记写作和他们对批判史学的质疑，再度点亮了战后平淡的俾斯麦撰述。和百年前的史家不同的是，新一代俾斯麦研究者不再拥有皇室荣誉头衔和面对星辰大海时的激动，1990年的德国，也不再是“大”“小”二字就能权界衡量的精神现实，不变的是，贯穿俾斯麦形象百年流变的“德国问题”仍将与这位凡人与国父、恶魔与圣徒一起，在他们身边低沉耳语。
弄潮者与尾随者——俾斯麦与德意志民族主义
整理自：Bismarck and German Nationalis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60, April 1955
作者：Otto Pflanze
纳粹德国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灾难，使关于德国历史的不少成见再次面临拷问。其中，俾斯麦与德国民族主义的关系，无疑是希特勒时代之后的历史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
由于俾斯麦曾先后效忠于普鲁士和德意志，二战前后的研究者对他的民族主义倾向做出来完全不同的认定。其中一方以战后学人Becker、Meyer为代表，认为俾斯麦自1851年起就始终持有强烈的德国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则由第二帝国时代的半官方史学家Lenz、Marcks组成，他们将1866年普奥战争的爆发视作唤起俾斯麦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结的转折点。
然而，论者双方似乎都忽略了“民族主义”在俾斯麦个人及其缔造的德意志帝国中进展的复杂背景。对俾斯麦来说，“民族主义”不仅是超越普鲁士视阀、光大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热望，同时它也是一把政治上的双刃剑。直观的教训来自1848年革命，这场以取消德意志境内封建专制为旗号的革命，同样具备泛日耳曼主义的民族色彩，但它的矛头却直接危及君主政体与现存秩序，而在同时期内，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平民对议会和共和党人的成功打击，也证明了民族主义完全可以成为政治家维持国家秩序的工具。
事实证明，早在普鲁士时期，俾斯麦就对“民族主义”的两面都有清醒的认知。为确保普鲁士在德意志境内的领先地位，俾斯麦常常将民族主义视为可欲的手段。1862年普鲁士邦议会在军事改革问题上拒绝合作，已使他敏锐地意识到统合群众、抵御议会的重要性。而在1866年筹备对奥地利的王朝战争时，他更多次以德国民众的怒火警告法俄两国，倘若德国内部事务受到外人干涉，德意志人将不惜复制一场1848年革命。
不过，相较于1866年后俾斯麦对民族主义的例行运用，普鲁士时期俾斯麦掀起的民族主义潮流只能算是昙花一现。无论是统一前邦内的议会斗争，还是统一后纷乱交叠的王国冲突，都要求俾斯麦更为频繁地动员民族主义。自1815年起，普鲁士内部就存在保守与自由两派的冲突，即便王朝战争的胜利增长了普鲁士的地位，但漫布普鲁士的保守贵族仍力求保持50年前的分封体制，而同时要求民族统合和政治自治的自由派此时风头仍健。对俾斯麦而言，单一国家和封建状态都将令帝国陷于内部争斗的无尽泥潭，而后者无疑是更可怕的噩梦，因此，唯一的出路在于利用自由派的民族主义倾向，一方面抵御普鲁士特殊主义、一方面实现皇帝与群众的联姻。为此，俾斯麦一手与国家自由党联合组阁，并在1871年发起的“文化斗争”运动中打压与普鲁士邦关系密切的天主教中央党，同时，他从邦议会和行政机构手中夺来了普鲁士总参谋部的指挥权，这不仅让俾斯麦得以掌控一部分帝国军务，更重要的是，威廉一世及其军队和全德统一也由此象征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填塞普鲁士主义者口舌的正当理由。
这一时期俾斯麦对民族主义的运用成功消解了帝国内部的分立主义倾向，但对此时的俾斯麦来说，民族主义仍然是政治工具，而非个人信念。直到70年代末，帝国国会中的自由派取代分立势力、再度成为君主秩序和铁血政策的大敌时，俾斯麦本人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倾向才初现端倪。在政策上，他重组了保守党并谋求与天主教中央党的和解，同时，他开始亲近由各邦君主代表组成的联邦参议院，并通过参议院手中的立法权回击国会谋求更多执行权的努力。在针对国会异己者的演讲中，俾斯麦更是屡屡以超党派的立场自居，他声称自己是为“德意志民族整体利益”与各党派斗争的代表，而那些“违逆德意志皇帝与人民神圣意志”的反对者，则被他叱为“国家与民族的公敌”。
尽管这些说法看起来更像是一名老练政客的冠冕之词，但从中流露出来的忠君事国之意也堪称这位容克贵族对“民族主义”的由衷体会。事实上，如果翻阅俾斯麦卸任后的演讲与谈话，我们仍能看到大量类似的词句：“我认为，培养强健自豪的民族情感，让我们的后辈铭记德意志的光荣，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使德国青年人具备我们这代人共有的民族政治意识，是德国教师的光荣成就……”
或许我们应当承认，20多年来为俾斯麦反复使用的民族主义语言确有部分出自真心诚意，因为没有人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伪装成一名民族主义者而不自知，即便是俾斯麦这样的现实主义大师，况且正如前文所示，俾斯麦忠君事国的荣誉感和执拗的宗教信仰不仅意味着他与“德国”传统性格相当的一致性，对一个并非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帝国而言，“德意志民族主义”本身也不可能脱离对王朝的忠诚。从这一角度看，俾斯麦固然不是文化意义上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因为在“德国”特殊的历史境况下，这位出身普鲁士容克阶层、作风保守的政治家很难像那些浪漫主义作者一样将国家理解为一个文化有机体。但就政治而言，他无疑笃信一个具备君主权威、贵族特权和军事传统的德意志国家，对俾斯麦而言，这些元素不仅是他政治生涯的核心追求，还是他本人的民族情感最切实的立足点。
尽管相比后来的第三帝国，俾斯麦本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他对民族主义的运用均属节制，但他留下的民族主义、个人统治与军国传统也为德国后来的历史悲剧埋下了伏笔。和梅特涅、卡斯尔雷一样，他笃信欧洲必须依靠五大力量共同维系，而后人却运用他的遗产兼并了奥地利、进入了巴黎；他不是种族主义者，坚持唯有兼得日耳曼人的雄才与斯拉夫式的柔和，国家才能融洽稳固，但后人只记住了他的雄心，却忘了他的精微；他本质上憎恶极权，因为他知道无论是君主、还是群众的暴政，都会颠覆这片容克贵族世代栖居的土地，可他多半想不到，后来者中，早已不剩几个贵族。
牛氓对巨兽——尼采反俾斯麦
整理自：Nietzsche and Bismarck, The Historian, Vol. 29, August 1967
作者：Theodor Schieder
将“权力意志”的代言人尼采与铁血宰相俾斯麦相提并论早已不是新鲜事，以现代德国极权主义的两面打量尼采与俾斯麦也已堪称老生常谈。但即便是这两位气质相似的同时代人，缺少分辨离析便潦草构筑的观念巨链，仍然失之简化。
并举俾斯麦与尼采的学者通常不会告诉我们：尽管俾斯麦自始至终在尼采的著作与书信中出现，但俾斯麦却从未留意到这位非主流哲学家的存在，况且，尼采在其早年对俾斯麦的评价并非一贯正面。
尼采首度提到俾斯麦是在1866年，那时，他不过是个在莱比锡大学就读的22岁男生，而作为普鲁士宰相的俾斯麦则正在发动一统德意志的大战。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尼采对俾斯麦的这场“赌博”大加赞赏，而在两年后的另一封书信中，他又写道：“阅读俾斯麦的演讲稿，就像品味一杯烈酒。”
不过，这似乎也就是年轻的尼采褒扬俾斯麦的全部。接受叔本华哲学后，尼采开始将国家视为化育天才的至高居所，相形之下，“所有其他的事物都不过是工具和辅助”。在尼采看来，新的德意志应当具备超越市侩气息和德国疆域的文化使命感，而1871年建成的新帝国不过是在政治上统合了德意志的版图，它从未赋以德意志的艺术与哲学应得的全新形式。为此，尼采甚至与瓦格纳决裂，因为本着他的想法，瓦格纳与新帝国的艺术合作无疑是一次耻辱的精神背叛，在《历史的用途及其滥用》与《不合时宜的沉思》中，他大力鞭挞布尔乔亚式的市侩庸人，并谴责普法战争带来的文化颓丧，在他眼中，瓦格纳不仅背叛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他已经臣服于新帝国庸俗不堪的文化氛围。
尼采同时注意到了俾斯麦为新帝国带来的政治变易。他敏锐地发现，19世纪70年代的俾斯麦之所以确立立宪国体根本上是为了与民众达成妥协，并随之延续一如既往的愤怒，对现代民主进行一番讽刺挖苦。而伴随着俾斯麦在80年代对传统欧洲王朝秩序的维系和对国内社会主义势力的打击，尼采的哲学立场也发生了更为激进的转变。除了对机取政治和势利人类的痛恨，尼采断言：虚无主义时代已经到来，倘若不能借此良机对欧洲文化的一切价值意义予以重估，它将迎头撞上自己的死期，而重估的方式不是借助超然现实的价值沉思，唯有依靠统治与引导行动，虚无主义才能挽救虚无本身。
有趣的是，虽然尼采在25岁以后对俾斯麦就鲜有赞扬，但80年代忙于与社会主义斗争的俾斯麦对“虚无主义”有极为相似的看法。在俾斯麦眼中，“虚无主义者”是那些热衷政治谋杀、目无上帝君父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在1884年的一次演讲中，俾斯麦断言：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者无不是虚无主义者，他们本质上要求的是一种劣人对良人的统治；与之相似，尼采不止一次用激烈的口吻斥责所谓平等理念不过是蠢货和末人手中的暴政。
不过，与俾斯麦惺惺相惜地抨击弱者，并不意味着尼采会就此将这位反社会主义政客视作真正的强者。在1881、1882年写成的《朝霞》和《快乐的科学》中，尼采对俾斯麦伙同新帝国勾结瓦格纳、颓败德国文化的“孽债”仍旧耿耿于怀，他质问并嘲笑那些全身心追随俾斯麦心智的人们，像这样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现实政客，究竟体现了什么高贵的德国品质？在暴风骤雨般的尼采式拷问下，这些“俾斯麦主义”者被尼采迅速归结为汲汲于“小政治”（Kleinpolitische）的食利者，他们没有自己的头脑，因此只能在强者身后亦步亦趋；而俾斯麦尽管拥有摆脱“小政治”的铁与血，但他本质上没有开创“大政治”（Großpolitische）的精神养分，因为“大政治”在尼采看来，不是应付琐屑世事的算计，更不是以民族为由隔绝与欧洲各国的联系，1886年尼采在《超善恶》中宣告：在琐屑的政治笑剧过去之后，下一个世纪将是欧洲为统御世界进行文化与政治斗争的“大政治”时代。
毫无疑问，尼采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对俾斯麦的多重批评，已使二者的距离越来越远，尼采心目中的未来时代图景，也不再有俾斯麦的一席之地。同样是在《快乐的科学》里，尼采将拿破仑视作唯一符合自己期许的“超人与野兽”，而此时的俾斯麦在他眼里，不过是个降生于“昨天的昨天”的凡俗英雄。确如尼采对欧洲危机紧迫性的预料，1887年1月，老迈的俾斯麦在例行国会演说中警告：在东西两线强敌环伺的情势下，“德意志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可无论来自东方沙俄的威胁有多么紧迫，这位被尼采视为庸才的首相都不可能蠢到步拿破仑的后尘。
同年6月，这位视德国和平为生命的战略家最后一次主持签订了俄德“再保险”条约，而大约在同时，尼采《权力意志》一书的草稿也润饰完毕。同为人生中最后的努力，前者一如既往地希望保守欧洲近一个世纪的和平，而后者则看到了一切坚固之物崩塌的前奏，冥冥之中，它似乎喻示着，这两个平行的灵魂之间偶然发生的故事很可能即将走向注定的结局。随着尼采的精神状况日趋恶化，俾斯麦在他心目中已逐渐成为挥之不去的死敌，戏剧性的结尾发生在1888年12月1日。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尼采如痴如狂地写道：“为避免我这本新作（《瞧！这个人》）的出版引来烧身之祸，我希望出版社寄一份我的书稿给俾斯麦亲王和年轻的皇帝，我会在书稿里附上一封宣战书。”
没有人知道尼采究竟是在认真地宣战，还是只是又说了一句疯话，事实上，也没有人太认真地对待尼采这句“戏言”：文化对政治、哲学对帝国、超克对保守、“尼采对俾斯麦”。或许是因为他自《不合时宜的沉思》以来对俾斯麦一贯浓郁的战意，也许是哲学家与君王数千年来永不休止的争吵已经太没新意，这场在尼采看来势在必行的决战没有得到响应。但如今，已然实现一体化的欧洲和仍为现实主义法则支配的世界似乎也提示我们：也许正像巨兽与牛氓，真正能在现实政治中搏斗求生的伟大人物，永远逃避不了另一个同样战斗不息的文化个体勇敢而执着的凝视。
凯撒主义与政治侏儒：马克思⋅韦伯论俾斯麦及其政治遗产
整理自：Max Weber as a critic of Bismarck,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29, May 1998
作者：Peter Baehr
马克思⋅韦伯对政治科学概念的诸多贡献如今已是耳熟能详。不过，这位曾写下《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并参与制定魏玛民国宪法的德国学者关于俾斯麦的探讨，目前仍是鲜为人知。在卷帙浩繁的韦伯著作中，俾斯麦的形象一直与“凯撒主义”这一形容专制政体的概念紧密相关。而理解这一概念在韦伯思想历程中的全貌，尚待来自文本和语境的双重透视。
1884年，时当弱冠的韦伯在给其舅父鲍姆加登的一封信中首度提到了“凯撒主义”一词。顾名思义，“凯撒主义”喻指群众多数与政治强人结合而成的专制统治，从1850~1917年，这一概念在德国政治话语中具有重要地位，而韦伯对这一并不陌生的概念的兴趣也始终无法脱离俾斯麦时代的政治语境。在信中，韦伯回顾了刚刚结束的帝国国会选举，在俾斯麦的授意下，此次选举首次赋予全民以普选权。俾斯麦自信，他在70年代对反天主教情绪的成功驾驭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引入，必将保证容克政党在选举中赢得民意，但始料未及的是，社会民主工党的国会议席反而凭此契机翻了一倍。对这场不言而喻的政治失败，年轻的韦伯写道，“俾斯麦的凯撒主义”错误地将普选权当成了自己的特洛伊木马，它只会扼杀普选权本身的平等意涵。
就长时段而言，韦伯对普选权自身价值的认可在1895年的弗莱堡演讲和后来的政论中都有体现。尽管此时我们很难断定，年轻的韦伯是否像他的遗孀玛丽安娜后来说的那样怀疑平等本身的价值，但考虑韦伯后来对普选权的正面论述，在趋向保守的家庭氛围下，韦伯借普选事件提及“俾斯麦的凯撒主义”，很可能只是出于一名少年老成者对僭主政治和民粹主义趋向合流的担忧。对韦伯而言，重要的不是消极性的政治权利，而是为权利而斗争的政治阶层是否具有相应的政治能力，在普罗大众仍是缺乏教养和抱负的市侩阶层时，政治领袖出于党派利益而施以的恩惠，很可能会导致统治者的擅断、议会的散漫和民众无节制的政治激情。
思想发生时刻的判断延续到了韦伯的壮年时期，时势的变易和阅历的增长令韦伯对“凯撒主义”的思考得以更进一步。从离职到逝世，俾斯麦的形象已逐渐与其本人分离，关于俾斯麦本人功绩的传记编篡和官方宣传大有使之神化之意。此时，韦伯的观察已不仅限于俾斯麦现实政策的政治症结，而是深入到正在兴起的“俾斯麦神话”对德国社会的影响。韦伯在世纪之交的一篇政论中写道，被神化的俾斯麦不仅表征了德国对实力政治自上而下的迷恋，更重要的是，他令一个习于伟人统帅的民族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智慧，转而依赖受到高度曲解的领袖的遗志，其灾难性后果就是议会的软弱无能和国家领导阶级自主意志的消沉。
此时的韦伯事实上已经发现：“凯撒主义的俾斯麦形象”和“俾斯麦的凯撒主义”虽然不是同一时空内产生的两种现象，但二者在细微的差别之间，其实受到同一种力量的驱动：它在观念上凝结于仰靠君主的凶猛与机诈就能生存的哲学，在政治上则表征为介于寡头和平民之间的中等阶级普遍的政治不成熟。“凯撒主义”真正令人担忧之处，与其说是民粹与暴政对清明慎断的欺凌，毋宁说是“借君主之名、行党派之利”引发的精神桎梏和政治侏儒病。尽管在1918年编订的《新秩序下的德国议会与政府》一文中，韦伯一改20年前的口径、转而赞扬了国家自由党领导资产阶级逐步获取与德国领导阶级相称的成绩，但事实证明，无论是该党缔造国家银行的努力、还是其加强议会民主的举措，都没有从根本上获取对帝国行政系统的支配地位。
那么，除了对政策、观念与机构的持续影响，“凯撒主义”在总体上又有何特征，以致其惯性竟为后人无从驾驭？1918年，已经接近生命尽头的韦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尽管典型韦伯式的类型学语言令这个答案多少显得略为生硬，但通过韦伯为“凯撒主义”罗列的几大标志，我们仍能从中发现俾斯麦游弋的身影：首先，凯撒主义领袖有两种生成方式，或是凭借军事才能获取军方支持，或是通过非间接选举的途径赢得大众拥趸；其次，由于代表平民的直接意志，凯撒主义领袖和议会与传统王室将始终处于紧张关系；第三，凯撒主义只有在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才有可能诞生。俾斯麦不仅完全符合这些标准，就韦伯而言，这些标准也与他早年对俾斯麦的看法具有连续性。韦伯在理论上对“凯撒主义”进行界定的关键在于，由于缺少正当性宪制的权力产生基础，作为一种统治者类型的“凯撒主义领袖”既无法被化约为传统型统治，也无法被法理型统治驯服，在君主制下的宪政秩序尚未崩塌、平民民主又逆势来临之际，这类在秩序内部应运而生的领袖虽多少具备伟大人物的感召力，但无论如何也无法与起于草莽、归往庙堂的克里斯马型领袖享有同等的正当性。
正如名义上隶属霍亨佐伦家族的俾斯麦事实上掌控了整个帝国，这些才行卓绝、动容天下的“凯撒主义领袖”永远只是寄居于传统正当性中的游魂。而当游魂最终散去，身体只会继续追随它的感召，而忘记了自己如何正常而健全地行动。对韦伯而言，这既是俾斯麦为德国留下的阿喀琉斯之踵，又是俾斯麦凭其雄才大略缔造德意志以后，德国知识分子必须用理智和真诚予以直面的问题，正如他自己在伟大政治家身上看到的那样：
“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他不但应是领袖，还得是十分平常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
（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