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璋温1943年赴日留学，娶了个日本媳妇。由于中日处于战争状态，到了日本未能与家人联系。新中国成立，一批批海外学子开始回国，可是始终没有刘璋温的消息，母亲以为他已不在人世。闻知地方上有人“做斋”超度亡灵，母亲便为他“贴斋”，刻制一个神灵牌位供奉在家。1956年，《人民日报》报道周恩来会见一批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他的名字赫然在列。家人欣喜若狂，赶紧把牌位烧毁。
到了50年代后期，不管什么家庭背景，不管回国的目的是什么，想回国的基本上都回来了，不想回的也就呆在美国了。国内亲人又担心又失望，1955年起纷纷请求中国政府帮他们：
-北京的张茝芬1956年给《人民日报》写道，我的姐姐张兰芬，1949年受美国奖学金的引诱，去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医学院解剖系学习组织学。1954年数次来信谈到美国政府阻挠她的回国的情形。同年九月来信说：“暂时是无法回去的，护照已被扣留了，还被叫去审问，详情等以后见着再谈了”。从此以后，我们再没有收到她的来信。今年一月底，她忽然寄来一封信，谈到她已转到衣阿华州工作，但只字未提及回国之事，也没有提到收到我们的信。我想她一定是受到美国当局的迫害了。我请求政府协助，要美国当局放她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
-北京的杨哲娴写道，我的爱人曹柏年，1947年去美国，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药学院进修生药学和药理学，1951年得药学博士学位，从1952年秋到现在，在俄勒冈州俄勒冈大学任教。全国解放后，我不断写信给他，催他早日返回祖国参加建设，他来信也深切表示对祖国和家人的怀念。1951年9月他来信说：“我于明年六月一定返国！”，但在1952年1月的来信说：“报告你一个坏消息，前天接到移民局回信，批驳了我的回国申请书，上面注明假若我企图离开美国，将坐牢五年，罚款五千美元，照这样情况看来，我想难回国了” 我请求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让我的爱人和其他中国留美学生自由地和平安地回国。
-北京的赵紫宸和童定珍写道，我们的第二个儿子景德，1945年到美国留学，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得地质工程博士学位。他的爱人凌琬瑜，1947年携带一女去美国。现在一家5口寄居芝加哥，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一直不能回国。1950年，四川地质调查所聘请景德去工作，并汇寄路费，让他携眷回国。景德收到汇款后，即设法启程。但由于美当局的阻挠没有成行。1952年3月他们寄来一信，诉说希望回国的心情，信中并提到因为他们要回祖国，被人指为共产党员。此后便杳无音信。去年从9月21日到10月6日，我接连寄去三封信，但至今已将近半年，仍杳无音讯，我们心急如焚。
- 汉口的萧纯淑写到，我们一家人都在盼望着我的儿子沈法淳的归来。一九五二年春他决定夏天归国。我们知道他的决定后就立即筹备欢迎他。可是自那时以后，就断绝音信，去了信也无回信。现在我们一家人都很焦虑，因此我们衷心的恳请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议上坚决争取留美学生的归国自由，使我们的亲人能够早日归国与家人团聚。
-山东的高菡写到，我们的儿子高鸿业在一九四五年去美国。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他来信坚决地说，无论如何要在一九五五年回到祖国的怀抱。但直到今天不但见不到我们的儿子，连他的信也没有。我们实在焦灼和不安。我们要求美国当局立即恢复他的通信自由并让他回国。
-上海的李公维写到，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孩子们的父亲胡盛恩在一九四五年考取当时公费留学美国。我常常写信给他，向他介绍祖国欣欣向荣的气象。并鼓励他能争取早日回国，最后得到他的复信说：“关于回国问题，我自知努力争取，希望往后不必谈这问题……”为了家庭的幸福，为了让我爱人把他所学的贡献给祖国，我坚决要向美国政府要回自己的亲人。
-重庆的刘靖宇写到，我名刘靖宇，现年六十一岁。我只有一个儿子刘安华，原在西南联大化学工程系毕业，一九四四年初去美留学，专研油漆。在密执安大学毕业后，即在学校附近一家油漆厂工作。并且和杭州女留学生凌寒结婚。婚后迁居明尼苏达州明列波黎城，在该地另一油漆厂工作，生有一子一女。我不幸于一九五三年得中风病，近虽脱险，但还遗留半身不遂之症。我因爱人去世，又无其他子女，因此更加切望安华能早日返国。
-无锡的顾卫如和高若云写道，我们的次子维馨至今还被阻留在美国，使我们日夜思念不安。维馨在1947年去美国，进康奈尔大学，学电机工程，得硕士学位后，即在新泽西州纽渥克城一家电气厂工作。1951年，他得到唐山交通大学聘书，准备回国，但因美政府阻挠，没有成功，至今仍不能回来，并且已有六、七个月没有音信，使我们非常怀疑和焦虑，是否受到了美国政府的迫害？因此恳请政府坚决要美国政府准许维馨夫妇迅速回国，让他们早为祖国效劳，并使骨肉团聚。
-广州的廖奉灵写给市民政局的信说，她的弟弟廖崇国是学眼科的，曾任芝加哥大学的讲师，他和他的爱人卢敏章来信都表示愿意一同早日返国。廖崇国写给他岳父卢稚文的最后一封信中说：“在此事业无前途，惟因被列于‘技术学生’范围之内，不许出境，故不知何日始可归家，为祖国医学效力，苦闷之至”。希望政府协助他们早日回国。
-杭州民政局邀请留学生家属座谈，吴健雄的哥哥吴健英说：“我妹妹吴健雄 1936年留学美国，从事原子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得过博士学位。妹夫袁家骝在美国研究无线电，也得过博士学位，过去他们来信都表示要回国。但从去年以来，就没有接到他们的来信了。”他希望政府向美国交涉，要美国政府让他俩早日归来。
-冯元桢的母亲胡琏自江苏来信说，“我的儿子冯元桢、儿媳俞娴士分别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七年到美国留学。元桢学的是航空动力，现在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书。全国解放以后，他们就一直想回到祖国来。一九五一年钱学森先生回国的时候，我儿子来信说他准备跟着回来。但钱学森先生在回国途中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阻挠，他们也就没有能够回来。我是多么想念他们啊！为什么美国政府不让他们回来呢？我恳求政府帮助他们回国，以使我们骨肉得以团聚。”
-广东的区里纯写信给省民政厅说，他的哥哥区里腾在1949年7月就到美国留学，几年来一直未能回国，也不知道他的情形。他向朋友借旅费去美国半工半读，临去的时候，说八个月或一年内取得博士学位后归国，所以留下了妻子和两个幼女。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不知道他的下落。希望政府帮助调查他的下落和协助回国。
-南京的万席珍写信给《人民日报》说，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一个中学教员。我的丈夫王杭甲在1948年6月到美国留学。他在密执安大学学工程，几个月没有来信。我的丈夫是个中国人，他有儿女，他想回国，但是美国政府却不让他回国。试问这就是美国政府所谓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国的自由吗？我请求在日内瓦的王炳南大使，替我向美国政府要回孩子们的爸爸。
-上海的王谨之写给外交部道，兹因我儿王弘立被反动政府派往美国当空军翻译员，1945年入得克萨斯大学攻读化学，1951年得博士学位。同年10月准备回国，被美帝扣留，后音信不通。
-北京的张象昺写到“我的儿子张守廉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物理系毕业后，1944年去美国留学，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长沙的李白阳写到“我的儿子李弘，从1946年下半年起在美国南部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念书…”；兰州的钟竹如写道“我的爱人买树槐，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1947年去美国，现在芝加哥西北医学院做生物研究工作…”；四川的孙凤元写道，“我的丈夫谭文在1948年春赴美，进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研究化学工程…”北京的项衡方写到，“我的二女儿项斯鲁，1944年去美留学，1947年得伊利诺斯大学细菌学博士…”武汉的赵矞生写到“我哥哥赵中云，1948年去美国，进依阿华州立大学经济系，后转数学系…”
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以父亲和校长的双重身份，召唤儿子陆卓如回国。从1952年到1956年共写了20多封信，没有回音，请求政府“帮助卓如早日摆脱美国政府的留难，回国参加建设”。
这样的信件像雪片一样寄到北京和地方政府，以上提到的留学生中，除了高鸿业和王弘立以外，都没回去。
可怜天下父母心，没回就没回吧，四分之三的人都没回，他们在美国活的挺好的。他们至少不会后悔，白痴才会遗憾没有尝到到游街批斗蹲牛棚的滋味。30年后衣锦还乡，还被政府当成座上宾，得到政府的赞美，“一向热爱祖国”，“一直关心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是遭到少数网民的辱骂，“不爱国”，“贪图享受”，“美国走狗”…历史可以证明，当年回不回国没有对与错。只有抛弃国内妻子儿女不回国的人应该受到良心的谴责。从这个角度想，抛弃不愿意回国的妻子儿女独自回国是不是也应该受到良心的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