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国”的人是卖国者？
在历史上和今天，爱国与卖国并非冰炭不同器。在“家天下”的宋朝，那个“国”是谁的？当然是赵家的，不是岳飞的。如果赵构自己都不爱这“国”，那谁还会去爱呢？
岳飞当然十分忠君爱国。在当时，这“国”又不是他岳飞的，如果他不“忠君”，犯得着去爱这个国吗？正因为忠君，所以“忠”屋及乌，也就热爱君之国了。
对寻常百姓而言，如果不是思想境界特别高的话，“国”之易手不过是奴隶换了个主人而已。新主人有时比旧主苛刻，但有时也比旧主宽宏，谁知道呢？至于变革之际的兵荒马乱，烧杀淫掠，那是战争本身之害。内战与外战，哪个更残酷战祸更烈，官军、流寇与胡虏夷狄，哪个糟践百姓更厉害，也是没有一定的。对于老百姓来说，“战争与和平”问题之关切利害，实远甚于“国”之存亡问题。所以老百姓反战爱和平大概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否“爱国”就难说了。
岳飞（1103年3月24日－1142年1月27日）为北宋末、南宋初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官至少保、枢密副使，封武昌郡开国公。宋高宗以谋反罪名赐死岳飞，宋孝宗为之平反。
宋高宗赵构（1107年6月12日－1187年11月9日）为中国宋朝第十位皇帝、南宋第一代皇帝，在位初期因为眼见金朝强势，为了保持江山，起用主战派李纲、岳飞等等。但恐惧将领权力过大，为了强化中央集权，采取求和政策，终于1141年（绍兴十一年）达成绍兴和议，大部分时间都是重用主和派黄潜善、汪伯彦、王伦、秦桧等人，并处死岳飞，罢免李纲、张浚、韩世忠等主战派大臣。虽然宋高宗之称臣决策导致南宋偏安之局面，却成功巩固了南宋在中国南方的统治，并与金朝形成南北对峙之局面。
宋孝宗赵眘（1127年11月27日－1194年6月28日）为南宋第二位皇帝，他是宋太祖之子秦康惠王赵德芳的后裔，宋高宗养子。宋孝宗是自宋朝的帝位沦入宋太宗之手后，终于恢复由开国皇帝宋太祖的后裔继承，时隔186年。孝宗也是南宋较有作为的皇帝，同时期的皇帝是金朝的金世宗。
岳飞于北宋末年投军，从1128年遇宗泽起到1141年为止的十余年间，率领岳家军，与金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所向披靡，“位至将相”。1140年，完颜兀术毁盟攻宋，岳飞挥师北伐，先后收复郑州、洛城等地，又于郾城、颍昌大败金军，进军朱仙镇。宋高宗却一意求和，以十二道“金字牌”下令退兵，岳飞在孤立无援之下被迫班师。在绍兴和议过程中，岳飞遭受秦桧、张俊等人的诬陷，被捕入狱。1142年1月，岳飞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迫令自害，通说为自鸩，其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宪皆被害。宋孝宗即位后被平反，改葬于西湖畔栖霞岭。
岳飞治军，以身作则，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又能体恤部属，他率领的“岳家军”号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敌方女真人赞叹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是南宋初唯一成功组织大规模进攻的统帅，他反对宋高宗“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之消极防御战略，一贯主张积极进攻。他重视人民抗金力量，缔造了“连结河朔”之谋，主张河北抗金武装和宋官军互相配合，夹击金军，以收复失地。岳飞之文学才华也是将帅中少有，其不朽词作《满江红·写怀》，是千古传诵的名篇，岳飞著作编成《岳忠武王文集》。
宋孝宗刚一即位，就表现出励精图治，积极备战，恢复河山的意图，迫切需要收揽民心，激发士气，为抗金英雄岳飞平反就是最好的方式。于是在即位后的第二个月，他就下诏为岳飞冤狱平反，追复官职，恢复名誉，将遗体依礼改葬。
宋孝宗为岳飞平反的诏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飞虽坐事以殁，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与迫复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在这封诏书中，他很委婉地暗示说岳飞是被冤枉的（“坐事”），还提到赵构对他十分想念（ “念之不忘” ），而他自己正是按照太上皇的意思（“仰承圣意”）为岳飞平反的。
如果把中国几千年的版图进退，以动画手法作表现，就会发现：中国的疆域在一直变化着，以汉唐、元蒙、清为最大，近二百年又开始缩小。我们如果立体地观察，还会发现国家的繁荣稳定决定了疆域是扩张还是萎缩。
宋帝国国运不济时，谢太后直接派人向伯颜乞和，愿降为属国。伯颜接受了，蒙古最初的目的并不一定要消灭宋帝国，只不过要求宋帝国像安南王国和高丽王国一样，作一个臣服的外藩。可是，当蒙古使节廉希贤一行前往浙江杭州谈判，走到浙江安吉南时，却被一位爱国心强烈的守将杀掉。这已经使事态恶化，谢太后在惊恐中，急再第二次派特使，到已经陷落了的江苏南京，向伯颜解释误会，保证严惩那个守将。伯颜于是第二次派出使节张羽，走到江苏苏州，又被另一位爱国心强烈的守将杀掉。伯颜怒不可遏，他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不可理喻而又狡猾凶恶的野蛮部落，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他的军队前进。这就是爱国者对中国人民的重大贡献。
一个民族在国力鼎盛及立国之初，都是具有充分的活力与扩张性的，到了统治的中、后期，往往保守甚至失守。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有很多，但其根源在统治者身上，一个贤明的开国之君是谦和的，可以与民同利而同欲，做到万众一心。而亡国的昏君则不然，私利已闭塞其视听与心智，他们的种种丑行恶政，都是为满足一己私利而行。这两种境界，导演了几千年的兴亡悲喜剧，而无辜百姓们成了替罪羊，承担着往复无尽的劫难！
这种因果循环的事例在史书上被大书特书，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集大成者，老夫子想用倾注其毕生精力的著述来为统治階級磨一面镜子，让这些肉食者长点智慧，吸取点教训。
我敬佩司马光的执著精神与惊人的毅力，更敬重他的爱民苦心。历代统治者如果能读懂书中的真言，并身体力行的话，中国少换几次朝代，少几次大破坏，百姓少受多少煎熬与劳役，资源少破坏多少？每个新统治者上台，足下无不踏着几千万颗奠基的头颅！中国的积贫积弱，与改朝换代造成的大破坏息息相关。
卖国者，要在大人物中找，中国老百姓手中不掌握国家的土地、外交，他们手中没有国家机密。大人物就不一样啦，带着巨额的美元，装着国家的绝密信息，到哪里都是贵宾啊。有些人，在位时就大卖特卖了，不是一般的卖，卖的既伟大又光荣。
爱国者往往比卖国者更为可拍，爱国者站在所谓爱国的高度，在进行有损于国家利益的行为，爱国者往往意识不到其行为是在有损于国家利益。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将爱国与爱党相混淆。绝大部分的国民对于政治、军事、外交等不是很了解，且易于受到蛊惑与煽动。绝大部分的国民是爱国的，当爱国主义高涨时就容易演化成为民族主义，当民族主义不幸地发展成为极端的民族主义时，就有产生军国主义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