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子升回忆录》
转自 《梦远书城》
自序
本书之作非为歌颂英雄，亦非在贬责草寇。我全无此种意向。何况在我看来，英雄和草寇之间的界线有时根本就是模糊不清的。
本书所述，旨在从我记忆之仓中，选出一般读者感到兴趣，且与远东问题有关联的生平若干片断，作成正确的记录，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对我自己的同胞来说，还是对整个的人类世界来说，我都感到把某些已经为官方历史或多或少歪曲的事实记录下来，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已经看到不正确的细菌出现于书册之中。
我的记忆力是我最珍贵的天赋之一——我至今犹能熟记孩提时期之往事 ——在撰述本书之各章节时，当年与毛泽东相处的情景一一浮现，历历如在眼前，即使我所保存之当时的日记亦可不必参。旧梦重温，给我带来多少欢栾时光；然而知我者皆能证明我绝不是一个做白日梦的人。<注：从正文可以看出，萧先生的记忆远没有他所说的那么好。>
我相信本书是记述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诞生和有组织的发展之头一部著作。我深信，我是唯一熟知此等事件之细节和秘密的人；而由于我并非政坛中人物，故能够公正而自由地加以揭露。
自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毛泽东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之后起，很多中西友人要求我撰写我与毛氏之间的交往……已知和未知的。于是我开始以法文写了一段当年行乞的经过。这一段故事刚刚写完，友人林语堂先生要求我撰写毛泽东早年的生活，作为他所主编之杂志的主要篇章。原来的故事很不容易缩短，于是我乃重新加以规划，而另外写出二十四章，但在我尚未写完之前林先生的杂志却已经停刊了。因此我便保有两份原稿，一份为十七章的法文稿，另一份为二十五章的中文稿；我皆欲将之完成。其时内子阅读两份原稿之后大为感奋，而表示愿将两稿合译为一本完整的英文稿。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本书第一至第八章的故事，其中一部分是毛泽东本人告诉著者的，其余的部分则是我们故乡的亲邻以笑谈的方式传述的。我对他的弟弟毛泽覃知之甚稔。我听说他后来成为一位红军的军官，而远在毛泽东当权之前他就被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击毙了。自从我们在第一师范聚首起……那就是从第八章起……我希望能使当年的经过清楚地重现出来。而由于自己也是本书的一个角色之故，因而能够保证字字真实。我所详述者显然只是经过选择的一些片断，因为要把我们两个人在那重要的十年中一起生活和工作所发生的事情都记述下来，乃是不可能的。
在这本记述中，从头至尾我都极其小心谨慎地保持当年谈话的真切情景。
发生于约莫四十年前之所有本书中记录的谈话，一定是被清楚地记忆着的。假定今天我们仍然讨论同样的问题时，所表陈的观点将不会有太大的不同，不过我将会把我观点更有力更成功地表达出来。
二十年来，我阅读过不少中、日文和西洋文关于毛泽东早年的生活和中共诞生的文章和书藉。对那些夸大和荒诞的记述我常常情不自禁地窃笑不已。中共的出版物怕是在党的命令之下选写的，而共产党处理这类事情的原则是宣传重于真理。在中共出版的一切书刊中，他们通常总是避免提到我的名字，虽则我曾经和他们的领袖在一起工件，并且共同从事组织的活动。假定他们提到我时，一定要在我的名字之前加上“反动的”的字样，因为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人，我的名字对他们没有好处。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的书中我都毫不犹豫地使用共产党人的全名。因为我是在撰写历史，并非为任何目的而作宣传。
本书是对中国和我个人的一个悲惨的纪念品。内子孝隐以坚强的毅力在接受一次严重的手术之前夕完成了英文的译稿。她对本书因其重要使命而将广被阅读一事具有完全的信心，然而不幸，她竟未能及见本书的出版。除了中文诗和散文之外，这是她唯一的一本英文书，她虽曾有撰写若干种英文著作的计划，但可叹的是她已不能付之实现了。本书之由叙大 (Syracuse Universitty) 出版社出版固极为恰当，这是因为内子在学生时代曾经日日夜夜在叙大校园中消度过数年之故。当她因个人的画展而第二次到美国时，曾应邀在那个她所深深喜爱的城市之艺术博物馆中作过一次讲演。
本书之问世获得林语堂先生之协助，良蠲而序文之赐尤见盛情。在此我要向退休的荣誉教授、哲学教授派波博士 (Dr. Raymond F. Piper)和派波夫人 (Mrs. Lila Piper) 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派波博士曾为本书写了一篇优美的前言并制作了一简要的年表，而派波夫人为准备付印书稿化了很大的功夫。他们两人是阅读本书英文稿头一对美国朋友，而对本书咸表示热切的期待。我对叙大出版部主任贝恩(Donald Bean) 和该部执行编辑梅思洛边夫人 (Mrs. Arpena Mesrobian)之丰富的经验和才干至为倾心。他们二人对本书的信心已表现于他们为本书出版所作的努力之中。刊载于本书正文后面的注释系诺尔斯博士(Dr. Robert North) 所作，我在这里谨向诺氏致诚挚的敬意。
我希望这本记述，对那些寻找关于中共初起之真实材料者有所参考。没有谈到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的话或会在另一本书中记述出来。
(蒙特维多市，一九五九年九月)
林语堂序
我能为本书的缘起略缀数语，至以为快。若干年前当著者夫妇寄居法国坎尼斯城时，我们尝作漫长而欢快的聚谈。萧氏夫妇皆是学者和画家，而萧先生对民国初年之人和事的记忆尤为惊人。他学生时代与毛泽东——当今大陆的独裁者——的交往，则是当时最动人的话题之一。
作者和毛泽东来自同一省份和地区，本书的内容自是全然可信。湖南向以出英雄与草寇著称。湖南人从不气馁。因此，这需要由一个湖南人来写另外一个湖南人。我发现作者的政治观点尽管和毛泽东极不相同，然而在这里他却已成功地写出了一个真实而公正的毛泽东生命塑造时期的传记。我相信本书兼具永久和时下阅读的双重价值。
第三十章 一连串的问题
我跟何胡子讨论这个问题，他对我说：“萧胡子，如果你留在长沙，不回法国，‘新民学会’的老会员必在你周围结盟起来，若果你不在这儿，那我们都会不可避免地跟随润之了。我也会这样的！”
我的老友陈昌亦以同样的语气说：“我们的朋友统统已经秘密成为ＣＹ的团员了，把他们拉回来是很难的。你知道，‘新民学会’改造中国的目的是用一种抽象的方法，它既无政治观，亦无固定的行动计划。他们现在都认为，要达到实际效果的不二法门，是唯俄国的马首是瞻，竭力向外宣传俄国的主义。
没有人再去寻改造中国的其它途径。为什么呢？首先因为他们有俄国的榜样可资模仿。其次，他们向俄国献媚，获得经援和其他方面的帮助。第三，任何人都热中于鬼鬼祟祟的行动，秘密集会的诡谲气氛有某种诱惑力，没有什么办法能使他们转过头来了。我知道你有你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我们当然不能期望每个人都赞同共产主义思想。我认为你和润之将来必定分道扬镳，但你们仍是挚友。个人方面，我觉得各走各路是好的，真理有很多方面，而统统都是可贵的。”
当我把陈昌这番话告诉毛泽东，他的意见是：“对极了！很多人都不满现状，倘若我们进行改造，便必须闹革命！倘若我们革命成功，上策便是师法俄国！俄国共产主义是最适合我们的制度，也是我们最先追随的制度。这是我们要走的唯一道路，我也诚恳的希望你同我们一起走这条路。”
毛泽东同我确有一连串的问题要讨论。在此期间，我们常常秉烛夜谈，为之废寝忘餐。有时候我们的谈论弄得很不愉快，甚至潸然下泪，因为我们找不到互相协调的基础。我不能接受毛泽东的推理，但我的答覆也令他不感满意。
多月来被这些没有结果的讨论所虚耗，但大家都没有口出恶言，更恰当的说，使我们真真正正遗憾和不舒服的根源，是我们不能完成一个共同的行动计画。
虽然我们的大前提南辕北辙，但我们还是非常珍惜我们的友谊。不过，我对毛泽东所期望的革命路线必使中华民族生灵涂炭的预感，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每一次在极度难过的情形之下，我们都互相鼓励重新展开讨论，但讨论又带来一次又一次的难过和遗憾，如此循环不断，由笑而哭，由哭而笑，好像一个永不停止的螺旋。这样耐心和不厌烦的努力说服对方，完全是看在联紧我们之间深厚的友谊份上。毛泽东深信我是只问对错，不是为个人自私自利而争吵，动机是真诚的热爱中华民族，亦的的确确为了人道本身而说话。我们讨论的重点可以简略的概述一下。有一次，我用一个比喻作开场白：“双轮呢，还是单轮呢？”
我说：“人道主义可譬之于双轮的人力车，它有两个好车轮，便一路顺利，可是，如果拿走一个车轮，它便倒下来，变成废物，不能动弹。使它独轮能动的唯一办法是用手抬起另一边，用蛮力拉它起来。这力度在车行时，必须始终保持不变和平衡。现在，人道主义的双轮，”我指出：“便是自由和共产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道理，但是，如果人民受俄国共产主义的治理，人力车便失去自由的车轮，于是要藉压迫人类以维持它的平衡。
共产党领袖或者可以维持这种对人民的压迫好几年，不过，如果它一旦中止，车子便要倒下来。我说，所牵涉的道理根本是错误的。”
毛泽东十分明白我的意思，但他毫不踌躇的答道，他完全赞同使用压迫的手段。
他说：“压迫是政治真正的本质。如果你压迫得法，表示你为政不差。最后分析起来，政治的影响力十分简单，不过是经常保持压迫罢了。”
我说：“如果你是对的话，那么我不敢再惹政治了。”另一次，我建议我们把自由和共产主义看作两条路。
我说：“我们现在处身于三岔路或十字路口，经过以前几个世纪的斗争和流血，人类终于获得某个程度的自由，自由是极其珍贵的财宝，应该小心保护。两条路都是通向死亡，每个人都不可回避的往里走。那么，为什么我们走共产主义而不走自由之路呢？人类有两个原始的或基本的欲望，就是生存和自由，而唯有自由才能使文明兴盛。”
毛泽东的回答又是三言两语的：“移植共产主义，并不表示人民就没有自由呀。”我说：“自由有好几种，有人性随心所欲的自由，也有猪鸡等家畜随心所欲的自由。猪无所拘束，但仅限于在猪栏的范围内。鸡亦限于鸡舍里才能优游自在。共产国家确会把自由配给人民，但那是鸡和猪的自由。共产国家确会把自由配给人民，但那是鸡和猪的自由。俄国共产主义好像一种宗教，人必须盲目相信它的教义，永不能谈论它的对错。那是一种没有思想自由的宗教。
共产主义者说他们相信自由，但他们不容许人民自由过活。俄国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没有发表、出版的自由，这就是‘人民的自由’吗？”
毛泽东用一种笼统的说法回答，其大意是说，公众必须受法律控制，即使立法专断，个人亦必须服从国家，而且，如果需要的话，人民必须为国家的幸福牺牲。
（博主的问题是，谁来判定这种需要！谁能把这种需要强加到一个个人身上。最后就是朕即国家。）
我们讨论到国家和个人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关系，我说：“国家的权力太大了，它像菩萨一样无所不至，而个人在国家里好像苍蝇蝼蚁。如果国家命一些人杀害其他人，他们必须白刀子，红刀子出。如果国家想人下火锅，他们亦必须任烧任煮。如果国家要人吃少些食物，他们必须勒紧肚子。如果国家想人下火锅，他们亦必须任任煮。如果国家要人吃少些食物，他们必须勒紧肚子。
如果国家要人民死，他们便死。有人认为个人比诸于国家，是微不足道的，但法王路易十四夸言‘朕即国家’之际，人民对他讽笑，因为他认为国家总是至高无上的。这真荒天下之大唐！本来，民主制度已经来临，国家权力为之大大削弱，个人增加了重要性，可是，今日的俄国共产主义却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之下重回国家的权力，完全控制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毛泽东对这点的答覆，是坚认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实施“新民主主义”。接着，我提出第五点来讨论：新民主主义呢，还是新专制主义？在我看来：俄国共产主义制度，与其说是“新民主主义”，不如说是“新专制主义”。
我说：“我国自古以来，帝王代表了老式的专制。俄共现在不过实行一种新式的、科学的绝对专制主义！中国古时有很多帝王虽是专制君主，但却是优秀的统治者，他们实行‘爱民如子’的政策。他们的治理比大多数的小柄君王为佳。今日俄共的领袖所拥有的专断权力，却千倍坏于中国的专制君主！”
对此，毛泽东答道：“如果领袖没有权力，便不可能执行计划，不能得心应手。领袖有越多的权力，做事便越容。为了改造国家，人民一定要刻苦自励，并需要牲一部分人民。”
于是，我们讨论到第六个问题，即为了国家的幸福而牺牲人民的幸福问题。我十分直率的对毛泽东说：我不同意“牺牲一部分去帮助其他部分”的原则，我不同意“为未来一代的虚空的幸福，在某种范围内牺牲个人”的那种思想。他答道：“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太重感情，社会革命的理想在一千年内也达不到！”跟着第七点的讨论便是：一千年，还是一万年呢？
“如果我们能在一千年内达成理想的社会结构，”我说：“可算十分心满意足了。即使要一万年，仍属惬意。对个人而言，一百年或一千年是非常漫长的岁月……好像无穷无尽：但对国家民族来说，也不算长；在全部人类历史里，还是很短暂的呢！辈产主义在理论上是优秀的主义，确可付诸实行，但这一定要时间。俄国的革命方法是揠苗助长，这正如古语所云：‘一步登天’。”
毛泽东说：“我佩服你有等一百年或一千年的耐心。我则十年也不能等了，我要明天就达到目的！”
我们讨论的第八点问题是：要实行共产主义，应以个人标准或是以社会标准来引导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他要明天就付诸实行，那他只是凭自己个人的标准而进行。
“这是只管干眼前认为是好的事，而不理将来后果的作法。”我说：“这就是所谓历史上英雄的行径。那些英雄爱管他人闲事，无论如何是神憎鬼厌的人。英雄思想已经过时了，应该丢掉。像凯旋门歌颂英雄那种虚有其表的物质象徵，我们有理由说是错误的。只有像孔庙的内在理想象徵才应垂诸永久。如果改革社会的目标是诚笃的话，那么完成目标必须一直放眼未来。永久性的进步必须让每人免费接受较好的教育，同时一步一止的增广教化。但这一切都需要长久的时间。”
但毛泽东说，改革社会必须要军事力量和政治行动去达成。
第九个问题是：教育呢，还是政治呢？
我坚持己见：“使用武力完成改革，结果只有造成暴政，但若用教育改造，就会有和平与永恒的后果。这是‘和平的改革’，当然如果你要立竿见影、朝发夕至的效果的话，那它们自然不能和武力逼成的改革相比拟。”
毛泽东说：“我喜欢立竿见影的事情。坦白说，你的意见完全说不动我！”
接着是讨论到个人的利益问题。我说：“如果你跟随俄共的领导，奋斗十年或廿年之后，你有朝一日会成功地使国家采行共产主义制度，这种成功不会特别困难，但却不是一项有价值的成就。如果有朝一日成立俄式共产主义制度，那就是中国哀鸿遍野之时！你的意见也说不动我，我若接受你的意见，我必永不安心。你记得孟子的话：‘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他说的确是肺腑之言。再想到刘邦和项羽那鬼哭神号的争权吧，在基督和佛祖看来，就像两个街童为争一个苹果而打架一样。”
毛泽东叹道：“你不同意马克斯的学说，多可惜呀！”我回敬他：“你不同意普鲁东的学说，也多可惜呀！”
我们谈论理想主义和唯物主义。不停的谈天说地，但我们谈得越多，也提出越多无法解答的问题。毛泽东显然以为不需要解答，要达到成功的话，只有行动是必需要的。我反驳说：为达到目的，要作这样大的牺牲，那我宁可不干了！
我们这样谈论下去，始终是在挚友的气氛中，直到中国共产当正式成立之日。最后一晚，我们同床而睡，谈至天色发白，毛泽东一直请求我参加那个决定历史命运的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