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胡二大爷好些天没来了，以前他一个星期最少要来一回。上次来时，手里攥着一块脏兮兮的破手绢，里边包着一些枣儿，说是他家枣树结的，“知道你们有，想让你们尝尝我家的”。
这两年，他一年到头都穿着那身发了白的蓝衣服。
他双手捧着枣儿，眼里似乎有泪水，左裤腿破了一个大口子，从裤脚一直咧到大腿。
他比以前老了许多，也瘦了。头发又稀又白，眼睛也不像以前那么有神，话也少了。他把手绢里的枣儿放在桌子上，对着爸爸的遗像拜了几拜，坐在椅子上。妈妈给他端上的水他都没喝，不一会儿他就走了。
“小猛，你过来。”妈妈在里屋叫我。
“干嘛？”我进里屋，看到妈妈正从面缸里往面口袋里挖（读Wai）面：“你去看看你胡二大爷，别是病了。”
她把面口袋往我肩膀上一放，从兜里摸出一把零钱，找出一张皱了的两块，塞到我手里说：“他要是病了你就送他到医院。”
我说：“好嘞！”背着面口袋就去了，心想：妈妈真好，自己家都不够吃，还惦记着爸爸生前的朋友。我长大后也要这样，帮助有困难的穷人。
胡二大爷家住小翔凤胡同内路南凹进去、一个院门朝东的小院里。院内有一棵圆枣树，三间西房，两间东房，房子都很矮小，就他一家住。他老伴死了，有个儿子很不孝，后来把他一个人扔在这里搬走了。我去的时侯，他儿子还没搬走。
院门开着，我照直奔了西屋，记得很小时来过一次，胡二大爷那时住西屋。我敲了敲门，没声。又敲了一下玻璃窗，这样声音大些。门开了，探出一个秃头，还带着酒气。
“找谁？”这秃头发出不耐烦的声音。
“胡二大爷在家吗？”我退后一步，问道。
秃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肩上的小面袋，一指对面，然后缩了回去，“嘭”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往东屋一看，大冷天的门却半开着。我走过去，向里面探探头，里面昏暗不清，似乎有个人躺在里边。我进去后，叫道：“胡二大爷，我妈叫我来看您！”
他听到声音，抬头看了看，半天才认出是我。他挣扎着坐起来，咳着说：“这几天不舒服，咳---咳---你妈是不是看我老没去，担心了？没事儿，好多了，咳---咳，正想去看你们呢。”
“我妈怕您没得吃了，让我给您送点儿面来，她还给了我两块钱让我带您去看病，要不要现在就去啊？”我想把面放下，一看屋里除了他身下那用破门板搭的床，和一把破椅子，就没什么东西了。我只好把面放在椅子上，把钱塞到他手里。
“不，不用，我已经好了。你把钱拿回去吧。咳---咳---”
我没去接钱，找到一个碗，从靠墙根放着的暖瓶里倒了点水，端给他喝了。我要扶他去医院，他坚持不去，我只得回来了。
那时，三姐上高中。她从初中开始就一直住校，只在寒暑假才住家里。她是用功上进的人，每当她在家，平常爱戏闹的我们就安静了许多。她比我大八岁，和我们之间没什么共同语言。在家里她只是学习，似乎她生下来就是为读书的。她上中学时外语课修的是俄语，每天早上天一亮就听到她嘟噜上了。
我们每天早上刚醒时都有小节目，叫“测（读Cei）丁壳”。我和老抗谁输了就下地到里屋去，看昨天晚上妈妈给我们做了什么饭。因为每天晚上，当我们都睡着了，妈妈还得做第二天我们仨的饭和她上班带的饭。早上一睁眼，妈妈早走了，而我们最关心的是今天吃什么，所以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看看妈妈给我们做的是什么。一“测”起来我总是输的时候多，便无可奈何地光着身子，跑到里屋去看。如果是窝头，我就赶快跑回来。要是包子、花卷，唐三角什么的我就大声地报个数儿，告诉老抗几个，我和小沉各几个。这都是妈妈分好的，最多的那份自然是老抗的，因为他最大，肚子必然大。其它两份基本一样多，倒不是妈妈偏心眼，实在是小沉太矮小、太瘦弱了，妈妈希望他长高一些。
他们俩一听是好吃的，便各自说自己想拿过来多少，我马上拿给他们，我们就趴在被窝里吃。一赶上包子、糖三角，几口就吃完了。又接着“测”，输了的再跑去拿。我们又盼着锅里是好吃的，又有点怕，如果是好吃的，得跑好几趟，冬天时会冻得我两手来回在身上搓，嘴里咝咝的。最主要的是，我们把中午饭——有时连晚上的，一下子都吃光了，这一天就很难过。
吃好了再“测”一次，谁输了谁帮小沉穿衣服，然后就刷牙洗脸，准备上学。
那时虽已过了困难时期，但商品供应仍很紧张，许多东西都有定量。粮食按年龄段给，小沉每月二十一斤，我和老抗是二十七斤，我妈是三十一斤，如果是家庭妇女，就没这么多了，好象是二十七斤，壮年男子三十九斤，老人和家庭妇女一样。在这些定量中，按比例搭配粗细粮，约百分之三十的白面，百分之二十的米、百分之五十的棒子面。此外，每人每月半斤油、半斤肉，每家还有副食本，上面有每月根据人口分配的芝麻酱、豆腐等。每月初，我家把油一下子全买回来，我妈炸一次油饼，剩下的每天炒菜用。
我们的这种吃法害得家里的粮票老不够使。幸亏我二姐、三姐每月都拿回家点儿粮票，三姐每月拿回几斤，那都是她从自己的定量中节省下来的。二姐拿回来的多，有十几斤，还是全国通用粮票，里边有按比例配给的米、面、油。
这天起来，我们正要测时，吵闹声影响到了三姐，她皱着眉头说：“你们能不能小点儿声，太乱了。”
我们冲她吐着舌头，缩回了被窝里。一会儿就忘了，又闹起来。她看看我们，拿着书走到院里，在窗户下念了起来。又是嘟噜嘟噜的，真难听。
三姐小名叫迎迎。老抗扒在窗户上，指着天上大声地说：“小猛，你看天上是什么？”
我看到半空中有只鹰在盘旋。老抗说：“大老鹰，呱，呱！”然后一指三姐后背，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跟着他使劲喊：“大老鹰，呱，呱！”
小沉也不知所以地跟着凑热闹，气得三姐进屋背起书包就走了，不知道是跑到学校还是同学家去了。
她有个同学，叫钟静，父亲是军队的大官儿，钟静是我三姐的入团介绍人。我三姐为了入团，可费了老鼻子劲了。那会儿她在师大女附中上学，学校里都是高干子女，连毛主席的女儿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人家都早入团了，我三姐高二才入团，为了入团，还让我妈把家里唯一的天津利中酸厂的股份交给了国家，每年的红利也不要了。她光入团申请书就不知写了多少回，一写还长长的好多页。在钟静极力推荐下，她好不容易入了团。入团那天，她激动地哭了。她考上清华却因家庭出身而被取缔、上了铁道学院时都没哭。
她是我们家里唯一的正牌大学生。为了供她上大学，我妈不知道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妈妈精心计算着花销，尽可能多地挤出钱来供她住校上学，竭力为她创造好的条件。
有一个星期六晚上，她回来了。等我们睡着后，她对妈妈说：“妈，我这大衣太旧了，我想买个新的，但不要这么长的。”
“咱家现在除了你大姐每月给的四十块，和你二姐每月十五块，就是我的那点儿工资了，月月都紧得很。你先凑合几天，等我下月发了奖金，给你做一件。”怕她不高兴，妈妈又说：“要不明天等你二姐回来，我问问她有没有钱。”
第二天早上二姐回来后，妈妈对她说：“你能不能先拿出十五块钱，下月就不要给了。”
“这个月钱又不够花啦？我不是告诉您要有计划地花吗？”二姐是很节省的人，她总教妈妈怎么花钱。
“迎迎要上大学了，那么大的姑娘总不能老穿得这么寒酸吧，我想给她做件大衣。”妈妈替三姐说话。
“我还有一件棉猴儿，正好一会儿焦国忠从先农坛来咱家，我去打个电话，让他给带来。”说完她就跑到松树街，打公用电话去了。
下午，焦国忠拿着棉猴儿来了，这是一件六成新的棉猴儿，蓝色的，里面是一层驼绒，帽子上还有一圈栽绒，挺好看的。但三姐嫌太旧了，说不要，为此她和二姐还吵了起来，三姐摔门而去。这是我家绝无仅有的一个不欢乐的星期天。天刚黑，二姐也走了，连饭都没吃。棉猴儿留下了，后来老抗穿，再后来是我穿。
第二天妈妈下班回来，手里拿着一块浅米色的粗呢子布料和一块淡粉色的棉布料。她一进屋，就去翻里屋那几个破箱子，找出一件破大衣，把上面的栽绒领子拆了下来。然后带着我去院里最西南角那间老房里的老刘家。
他家的大儿子刘庆生，小名叫大脚，去当兵了，是海军。寄回来的照片可威风了，他穿着海军服，神情严肃，完全像成熟的大人。二儿子刘志生，小名小二，比老抗大两岁。大女儿刘淑清，小名小丫，和老抗是同学。她瘦瘦的，个儿挺高，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两只圆圆的大眼睛，黑白分明，水汪汪的。二女儿刘淑华，小名华子，比我小一岁。最小的是三儿子刘广生，小名小冬儿，和小沉同学。刘大妈没工作，在家操持家务。刘大爷是警察，好像是派出所的所长。这一家人挤在一间屋里，自大脚当了兵后才稍微不那么挤了。
他们家屋里主要的家具就是床，一进门，右手边就是一张用木板拼成的大通铺。左手边除了脸盆架、水缸，还有张木板搭的小床。在小床与水缸之间，放着一架手摇脚踩的老旧缝纫机，刘大妈就用这架破机器维持着全家人的穿戴。虽然他家人口众多，只靠刘大爷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计，但在刘大妈的巧手之下，孩子们穿戴得还算利落。即便是破旧的衣服，也都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我爱看刘大妈做活，那青筋暴露的大手在缝纫机下那么灵巧地转动着，不一会儿，一件衣裳就跳了出来。
今儿，妈妈想求刘大妈帮忙给三姐做件大衣。妈妈是从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院里的街坊都很尊敬她，平时总爱到我家坐坐，聊上几句。在街上碰面时老远的就打招呼，邻里关系相处得很好。孩子们也老在一起玩儿，从不打架。小冬儿和小沉直到成了家有了孩子，也没断了来往。
刘大妈听清了我妈的来意，说：“咳，瞧您，这算什么呀，甭客气，我明儿就做好给您送过去。”
“太谢谢您了，甭着急，迎迎星期六才回来呢。”妈妈感激地说。
第二天妈妈下班时，看到床上摆着一件短大衣。拿起来一看，做工精细，剪裁得体。她试着穿在身上，满意地点点头，便从书包里拿出五块钱，向老刘家走去。
刘大妈说什么也不要这五块钱，妈妈却死活让她收下：“给小冬儿、华子买点吃的用的，您要是不要，我以后可再不敢麻烦您了。”
最后刘大妈拗不过妈妈，勉强收下了。
原来妈妈星期一上班的时候向同事借了十块钱，买了布料给三姐做大衣。她为了自己的儿女不得不伸手向别人借钱、求别人帮忙。这可能是妈妈有生以来第一次求助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