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江阴之战:中国海军宁为玉碎,弹尽粮绝悲壮自沉

    2017年，网易历史频道独家联手《战争史研究》，以网文推送+每季纸质出版+线上直播的全媒体模式重新启航，继续回馈老读者，也期待更多新读者的关注。有旧文精编，有新文开坑，阎京生和刘怡依然与战研读者同在。

    作者|刘怡，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战争史研究》撰稿人。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

    “自事变开始以来，中国海军将主力置于江阴要塞的掩护下，不仅阻碍南京方面的空中作战，且以有力之巡洋舰‘宁海’、‘平海’威胁到我方沿长江下游行动的大舰艇。第三舰队司令部认为，无论是出于空中作战抑或锁闭中国海岸作战的需要，均需迅速将其击灭。现拟动用第二联合航空队之全部实施本次作战。”

    
    1934年，正在上海江南造船所施工中的“平海”号巡洋舰

    长谷川清中将做出这项决定之时，时间是1937年9月20日深夜。中日两国间的全面战争已经持续了近两个半月之久，上海附近的华东战局也从8月中旬起陷入了白热化。停泊在吴淞口附近的日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由于三个烟囱的扎眼外形，自开战首日起即遭到中国海空军的密集“关照”：8月14日，我空军第2大队的“伽玛”2E轻型轰炸机在该舰舷侧投下一枚250公斤炸弹，溅起的破片造成多名士兵受伤。16日，从江阴沿内河驶来的“史102”号鱼雷快艇在夜色掩护下射出两枚18英寸鱼雷，击中附近的码头岸壁后爆炸。19日，第2大队飞行员沈崇诲驾驶受伤的“伽玛”2E撞向该舰，几乎令长谷川本人就此毙命。尽管自9月初开始，数量占据显著优势的日本海军航空兵逐步夺取了上海周边的制空权，陆上战事也随着本土援军的抵达而大局初定，但集结于长江下游、依托要塞据险设防的中国海军主力，终究仍是长谷川的心腹大患。

    
    1937年夏，停泊于黄浦江日清邮船码头的日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

    1895年甲午战争落幕后，中日两国海军的发展方向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轨迹：日本海军历经对俄战争的大捷以及“一战”后世界秩序的重构，逐步崛起为全球第三大海上力量；而勉强重建的中国海军由于国运的动荡，长期陷于兵变、内战和朝不保夕的状态。到1928年南京政府在名义上统一全国时，全国海军依然分裂成中央（闽系）、东北、广东三大派系。由福建籍军人操控、名义上效忠国民政府的第一、第二舰队，仅下辖中小舰艇44艘，排水量30201吨，尚不及日本的一艘现代化战列舰。在超过30年时间里，完工于1899年的防护巡洋舰“海圻”号一直是中国海军中主炮口径最大（8英寸）、战斗力最强的军舰，其动向可以左右整个舰队的命运；而与此同时，日本已经在筹建排水量近7万吨、安装18.1英寸主炮的“大和”号战列舰了。

    
    民国初年的海军第一大舰“海圻”号，完工于1899年

    无论如何，政治上的统一既已告成，南京政府仍希望能在复兴海军上稍有作为。1930年底，海军部争取到145万美元的预算，以外购一艘新型巡洋舰。为节省资金起见，订单最终花落日本播磨造船厂，至1932年宣告完工，命名为“宁海”号。该舰可视为20年代日本著名的轻巡洋舰“夕张”号的紧凑版，在139.7米长、2400吨的舰体上堆砌了3座双联装5.5英寸主炮、6门高射炮、4具鱼雷发射管以及1架水上飞机，火力较强但重心偏高，航行性不佳。继“宁海”号之后，中方又购进其图纸、全套武器系统和关键零配件，在上海江南造船所仿造出了同型舰“平海”号，于1936年完工。这两艘新巡洋舰，加上1500吨的自建巡洋舰“逸仙”号、4艘500吨级内河炮舰以及10艘260吨级炮艇，构成了战前十年中方最重要的海上兵力扩充。至1937年7月，中央海军第一、第二舰队下辖的舰艇仍只有53艘、计40813吨，尚不及日本联合舰队的1/30！

    
    1932年7月，完工后在相生海面试航的新巡洋舰“宁海”号

    然而在发端于华北内陆、陆战始终占据压倒性地位的中日战场上，日本并无计划投入其全部海上力量，以免影响到计划中的对美太平洋大战。战前日本驻华的第三舰队，除去4艘旧式巡洋舰外，仅下辖内河炮舰与小型驱逐舰10余艘，威慑的意味大过实战。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军令部陆续为第三舰队补充了1个水雷战队、3个巡洋舰战队、2支基地航空部队（辖飞机131架）和2个航空战队（辖航母3艘、舰载机102架），并派第二舰队赴华北参战，但目标始终是发挥日方在空中兵力和大口径火炮方面的优势，协助陆军完成既定入侵任务，而无意深入长江、与中国舰队做近身肉搏。至于长谷川清为何在9月下旬突然决定重点攻击中国海军，出发点仍是为陆战服务：在上海战场的主动权已经逐步转移到日方手中的背景下，溯长江西侵、进军中国首都南京已经只是时间问题，故而扫荡集结于南京周边的中国海空军力量也成为必要的预热。而承担争夺制空与制江权任务的，仍是日方握有绝对数量优势的海军航空兵——进驻上海公大野战机场的第2联合航空队（俯冲轰炸机30架、攻击机12架、战斗机24架、水上侦察机12架），以及游弋于浙江外海的“加贺”号航母（俯冲轰炸机28架、攻击机16架、战斗机16架）。一场形态全新的海空对战，已经箭在弦上。

    
    1935年9月28日，“平海”舰在江南造船所下水

    无可奈何的“封江”

    1937年这个盛夏，中华民国海军部部长陈绍宽上将有三件烦心事：长江防御的决策权未能悉数集中到海军手中；原定将长江内的日舰扣押为“人质”的计划因汉奸泄密而破产；日舰溯江西进的行动始终不曾展开。

    
    闽系领袖、1932～1945年任海军部长及战时总司令的陈绍宽上将

    出生于1889年的陈绍宽，乃是自晚清以来掌控中国海军超过半个世纪的闽系军人的新生代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赴欧洲观战，对英德海军在北海之内的攻防策略关注颇多。在1932年成为中央海军的实际掌控者之后，陈绍宽明确了一点主张：若中日战争在10年内爆发，以双方力量对比之悬殊，中国绝无任何胜算。故中方应审时度势，将舰队主力集中于长江口附近，阻击企图溯江上行的日舰；同时在沿海各基地部署大量快艇小舰，以期威胁到日方的补给线。这也是他在战前数年大量建造内河炮舰的动机。但此项计划的实施情况并不理想：在规划全国抗战大局的参谋本部看来，海军羸弱的实力并不足以确保战胜，倒不如以其作为策应，协助陆军固守长江中下游各大要塞。因此，1933年出台的《长江防卫计划》一度考虑放弃舰队行动，改以守备以江阴—江宁要塞体系为中心的40座沿海、沿江炮台作为迎敌方式。即使经过海军部一再争取，到1937年初，参谋本部也只批准第一、第二舰队作为要塞和空军的辅助，以歼灭长江内的日舰为目标。

    另一方面，闽系与政府高层的嫌隙也影响到了海军的备战。自清末以降，福建籍军人操纵舰队主力在清政府、北洋各派军阀、护法政权乃至北伐军之间反复倒戈，其忠诚性遭到严重怀疑；闽人在海军中复厉行排外主义，引发相当广泛的不满。因之自1932年起，国民政府即在镇江设立直属于军政部的电雷学校，希图培养不以籍贯为依凭的“新海军”。海军部与电雷学校视彼此为仇雠，即使大敌在前，依旧倾轧不已：电雷学校自忖经费受限，从一开始起就不以正规战为目标，而从英德两国购进11艘轻快的摩托鱼雷艇，专注于操练夜间突袭战与内河布雷。而海军部尽管在一开始讨论过沿海游击战计划，但一来无从悖逆参谋本部的方案，二来对传统水上炮战多少抱有执念，竟也态度消极，放任鱼雷战、水雷战事务悉由电雷学校单独负责。

    无论如何，抗战终究在1937年7月提前爆发。当月28日，南京最高国防会议秘密决定在8月12日执行长江封锁计划，将驻泊于湖口、下关一带的第一、第二舰队主力集中到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航段，构成封锁线。此举将令散布于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沙市等地的7000余名日本侨民、陆战队员以及敌第11战队的大部分舰艇（敷设舰1艘、内河炮舰9艘、小型驱逐舰3艘）被扣为“人质”，对政治交涉无疑极有裨益。孰料会议书记官、行政院高级秘书黄浚已遭日方收买，暗中将此消息泄露出去。结果自8月11日起，汉口、沙市等地的日军舰艇和商船纷纷紧急起锚，满载侨民向东遁逃，彻夜不休；而中方舰艇或者尚未接到最终命令，或者未进入战备状态，竟听任日舰东行而去。短短48小时内，13艘日舰和7000余名日侨几乎走避一空，仅有两艘商船因掉队而遭捕获。尽管黄浚随后被查获并遭枪决，但造成的损失已经无法弥补。

    
    民国初年海军四大舰之一的“海容”号，9月25日自沉于江阴封锁线

    然则日舰虽已脱逃，备战仍须进行。8月12日，第一、第二舰队主力共49艘舰艇驶入长江，集结于江阴附近，开始破坏附近的灯标、灯塔等导航设施。选择这一目的地，仍然是出于配合陆战的便利：在1932年吴淞要塞依照《淞沪停战协定》遭到废弃后，江阴要塞已经成为京沪国防工事体系最重要的支点。参谋本部历时5年，在当地修筑了由5座炮台构成的要塞群，安装德制sFH-18型150毫米榴弹炮4门，Flak-18型88毫米高射炮8门，各型150毫米口径以上旧式榴弹炮19门。将舰队主力配置于此，当可与要塞火力形成配合，使日舰无法沿水路西进。但部分是出于对传统海战经验的迷信，部分是顾虑一批老旧舰船并不适于内河作战，陈绍宽做出了一个毁誉参半的决定：在江阴要塞东北方的福姜沙（长江中的一座江心洲）附近，沿长山—罗家桥江面凿沉一批废旧舰船和征用的民船，形成一道半永久封锁线，彻底堵塞敌舰上行的可能通路。

    亲临过欧洲战场的陈绍宽，当然熟悉1918年英国海军对德国控制下的比利时北海港口发动的一系列沉船闭塞战。在更早的美西战争和日俄战争中，也都出现过凿沉商船阻塞要港出口、以阻止敌舰突围的行动。但所有这些作战无一例外都带有进攻性质，阻塞的是敌方控制下的出港水道，却甚少出现将己方舰船的活动空间也一并锁死的状况。另外，闭塞作战的经济成本也极其高昂：1904年旅顺战役期间，日本海军分三批在旅顺港出入口附近凿沉旧商船21艘、共5.9万吨，仍未能实现阻断港口通航的目标。而江阴附近的长江江面宽达3000米，深30米以上，水流湍急，显然更适合以廉价的水雷实施封锁，而不是不惜靡费地凿沉舰船。

    
    电雷学校的英制CMB摩托鱼雷快艇在长江中训练

    但海军部自有其耐人寻味的逻辑。首先，江阴要塞附属的水雷大队自1936年起即已纳入电雷学校编制内；战争爆发后，电雷学校下属的作战单位被改编为江阴区江防司令部，隶属要塞司令部管辖。身为闽系海军领袖，陈绍宽既不愿使自己的行动受制于陆军主持的要塞，亦不愿把资源投入到电雷学校负责的业务上。事实证明，当电雷学校在1938年被闽系合并之后，海军在长江防御中使用水雷的频率立即大有增加。但在1937年夏天，陈绍宽囿于门户之前，对水雷战完全持旁观态度，亦不许电雷学校染指海军部下属的水雷工厂。其次，陈绍宽认定：在战火尚未波及江阴之时，实施沉船封江的难度当远小于当初的日英两国。因此在7月底确定封锁长江的决策之后，海军部便报请行政院批准，向招商局等民间航运公司和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四省政府广泛征用老旧商船、码头趸船和民用渔船、盐船，准备投入这场中国海军史上规模最大的封江行动。

    8月12日，即第一、第二舰队主力抵达江阴江面的同一天上午，沉船行动正式开始。海军拨出的自沉舰艇包括完工于清末的旧训练舰“通济”号（1900吨），经过现代化升级的旧式大型炮舰“自强”号、“大同”号（均1050吨），由川江客轮改造而来的小型水上飞机母舰“德胜”号、“威胜”号（均932吨），基本报废的旧鱼雷艇“辰”和“宿”（均120吨），以及舰龄超过60年的旧测量舰“武胜”号（740吨），总吨位近7000吨。另外还向各大航运公司征用了“同华”、“母佑”、“广利”等商船20艘。所有这28艘舰船排成一字横亘于福姜沙以西，打开通海阀齐齐下沉。至当天入夜时，各舰仅余桅杆尚露出水面，江阴附近的航道已被切断。

    由于福姜沙附近的水文条件相当复杂，短短数日之内，即有自沉舰只残骸被冲离原位的情况出现。为查漏补缺，海军部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又进一步追加“公平”、“万宰”、“泳吉”三艘商船，以及查扣的吉安、德安、沙市等地日本码头趸船8只，凿沉于封锁线上。另以185艘征用的小型渔船、盐船，满载石子沉入大船残骸之间的空隙，以为补充。加上9月25日自沉的四“海”旧巡洋舰，整个封锁线共沉没大中型商船和军舰计43艘、6.38万吨，石子3094万方，经济成本超过法币4000万元，为亚洲海军史上的新纪录。日后海军部自身亦不得不承认：倘若不考虑沉船，而改用水雷在江阴附近构成3海里纵深的机动封锁线，只须布雷500枚左右，总成本不过20余万元。缺乏战略规划和协调的行动，在一开始就付出了200倍重的代价。

    巡洋舰VS攻击机

    沉船封江仅是中国海军防卫长江作战的开始。在封锁线构成之后，由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中将指挥的水面部队主力即在沉船线后方下锚停泊，准备以重炮恭候敌舰的到来。然而出乎中方的意料，淞沪战场开战已有一周多，日本海航虽然频频出动飞机空袭杭州、南京、广德等地的中国空军机场，但对江阴周边的中国海军始终视若无睹。直到8月22日，从“加贺”号航母起飞的15架九四式俯冲轰炸机才对江阴进行了第一次试探性攻击，在舰队和要塞的交叉火力下被击落2架。此后日机的间歇性侦察袭扰一直不曾停止，而其水面舰艇自始至终未曾现出踪影。这明白地预示了即将开始的江阴之战的形态——一场革命性的海空立体对抗。

    
    1936年初完工时的“平海”号，舰桥和主桅的外观与“宁海”明显不同

    对身为海军弱国的中国而言，尽管其领导层对列强陆续装备的航母已有若干了解，也曾采购和装备了少量水上轰炸机，但对水面防空战的理解和经验都相当薄弱。在集结于江阴附近的中国诸舰中，“宁海”、“平海”两舰装备的9门日制三年式76毫米40倍口径高射炮已经是最现代化的防空武器。它们的有效射程为5400米，最大射程10800米，射速13发/分，在日本海军中已属临近淘汰的二线装备。另外“逸仙”舰装备有4门购自瑞典的博福斯75毫米高射炮，“应瑞”舰有2门英制维克斯40毫米速射炮，这15门量产于十余年前的旧式火炮就是中国舰队全部的防空屏障，而每门火炮的备弹量还不到50发。陆上的情形相对理想一些：江阴要塞配备的8门德制Flak-18型88毫米高射炮是当时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口径防空武器之一，有效射程达8000米，最大射程9900米，射速15～20发/分。但它们被集中安装在东山和萧山的山顶炮台内，训练欠奉，与江上的舰队更无配合可言。在黄山南麓另有电雷学校布置的18挺高射机枪，仅适于攻击距离较近的日机。

    在8月下旬的几次试探性攻击中，日方已经在寻找中国防空火力网存在的缺陷。当时敌军出动的是来自“加贺”号的俯冲轰炸机，以5～7架为一个大编队，逐次降低高度一次性完成投弹动作。由于战术较为呆板，很快被中方识破，以弹幕密集覆盖其固定飞行线路，日机便只能胡乱丢下炸弹离开。但中方战术的缺点同样突出：由于缺少航行中对空射击的经验，陈季良将几艘主力巡洋舰并排布置在狭窄的江面上，维持原地防空的态势，一旦敌机增加数量，极易被彻底压制。而陈绍宽因为坚信与日舰的水面炮战不可避免，坚持只把安装有大口径火炮的主力舰留在江阴，而让10艘配备20毫米高射机炮的“宁”字号炮艇留在长江中游，无形中又削弱了舰队的外围防空火力。这使得中方在9月下旬的战斗中，将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

    
    日制三年式76毫米高射炮是“宁”“平”两舰的主要防空武备。图为日本长江炮舰上安装的同型火炮（红圈内）

    9月20日晚间，长谷川清下达了重点空袭江阴的命令。他计划出动驻公大机场的第二联合航空队，首先以战斗机吸引陆上火力，随后由攻击机锁定中方大舰、集中水平投弹。但由于21日天气不佳，实际作战在22日才全面展开。当天上午9点半，驻公大机场的日本海军第12航空队出动12架九二式攻击机（每机带2枚60公斤炸弹），在6架九五式战斗机的陪伴下飞向江阴。当天长江下游被小雨覆盖，视线极为不良，但日机吸取了此前的教训，分成两个攻击群、沿交叉航向掠过舰队上空，使中方的火力无法集中。飘着中将旗的“宁海”号率先成为重点“照顾”的对象，6架敌机分成两个小队，分别从两舷方向对其投下12枚炸弹，并以机枪扫射舱面。该舰由于设计的原因，仅在水线中部和轮机舱上方有25毫米厚的HT钢装甲防护，一时极为窘迫。无防护的舰艏右侧首先被一枚水中弹近失，造成锚链舱和前部米舱进水，2号高射炮位也被溅起的破片摧毁，3名炮手殉国。走出装甲司令塔、登上甲板视察情况的舰长高宪申腰部被弹片贯穿，身受重伤。紧接着，另一枚近失弹在舰尾附近爆炸，造成一挺机枪被毁、3人殉国。泊位稍微靠西的“应瑞”舰被另一群日机投下的2枚炸弹近失，一侧的鱼雷发射管被击穿，舱面有十多处弹孔。日机也有3架在战斗中被击落。

    
    德制Flak-18型88毫米高射炮是江阴要塞的主要防空火力。但因为缺乏陆海火力协同，在整个战役期间表现平平

    中午11点30分，从加贺号航母起飞的7架九六式攻击机（每机带2枚30公斤炸弹）实施了第二次攻击行动。此时“平海”舰76毫米高射炮所用的防空榴弹已经耗尽，只能换装效果稍逊的破甲弹，变精确射击为弹幕射击。日机投下的炸弹威力虽小，但又造成一处近失，舰体和甲板被弹片击穿10余孔。日落之前，经过休整的敌第12航空队再度从公大机场派出6架九二式攻击机（每机带2枚60公斤炸弹）和3架九五式战斗机，企图一举击沉“平海”舰。但由于“平海”和“宁海”处在低云遮蔽之下，日机未能确认目标，转而攻击了停泊在上游的“应瑞”、“海容”、“海筹”三舰，但无一命中。9月22日的血战，至此宣告结束。

    
    参与对中国舰队空袭的日方空技厂九二式舰载攻击机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海空大战中，仅“平海”舰就消耗76毫米高射炮弹265发，机枪子弹4000多发；“宁海”舰消耗高射炮弹400发，机枪子弹8000多发。“平海”被击中近失弹3处，“应瑞”1处，总伤亡在20人以上。日机则有5架被击落。当晚日方清点战果和损失，认为由水平攻击机在2500米高度进行投弹极易受天气条件的影响，无法迅速达成目标。因此决定在23日的作战中重新换上俯冲轰炸机，变大编队战术为多个小队协同，统一用60公斤炸弹对中国军舰实施杀伤。而在江阴江面的“平海”号上，20岁的3号高射炮见习指挥官刘馥彻夜难眠，他在日记中自问：“明日，不知会有多少烈士又将为之牺牲？”

    壮烈的“九二三”

    
    江南造船所保存的“平海”舰完工蓝图一部

    令人刻骨铭心的“九二三”战斗，始于一个阴云低垂的上午。由于天候不佳，日机推迟了起飞。陈季良将碇泊于封锁线以西的主力舰的位置做了调整：“平海”、“宁海”并排配置在沉船线两端，间距500码；“逸仙”和“应瑞”位于其后方，一前一后停泊在江心。由于“平海”的1号高射炮已在前一天损毁，“平”“宁”二舰改将舰首指向上游，以尾部朝向日机来袭的方向。至下午14时许，从公大机场飞来的敌机终于现身。

    
    1931年完工的国产巡洋舰“逸仙”号，9月25日翻沉于鳗鱼沙附近

    这是一支由38架飞机组成的庞大编队，分工极为明确：第12航空队的9架九二式攻击机（每机带2枚60公斤炸弹）和3架九五式战斗机负责压制江阴要塞的火力；第12航空队的12架九四式俯冲轰炸机（每机带4枚60公斤炸弹）和14架九六式俯冲轰炸机（每机带4枚60公斤炸弹）分成多个小队，重点围攻“平海”、“宁海”二舰。为俯冲轰炸队提供引导的，正是日后在珍珠港空袭中声名鹊起的高桥赫一大尉。在前一天战斗中首创较轻的“宁海”号率先成为众矢之的：至少三波日机从不同的方向瞄准该舰俯冲，待距离极近时才投下60公斤炸弹。尽管自始至终没有一发直接命中，但和前一天的“平海”号一样，连续两枚至近弹造成的破片使锚链舱、米舱和前主炮弹药库相继进水，前主桅上安装的测距仪和射击方位盘也因受震无法使用。

    500码外，“平海”号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尽管该舰在前一晚补充了100发76毫米对空弹，但毕竟只剩两门高射炮可以使用，难于抵挡两舷日机的同时俯冲。一架九四式轰炸机投下的4枚炸弹在右舷同时近失，巨大的震动将舰体整个托出江面，并将3号高射机枪的纵轴震断。正在炮位上奋战的刘馥顺势以左手抬起灼热的枪管，架在钢板上继续对空射击了数百发，直至机枪故障报废。此时他整个左手掌的皮肤已经几乎被烧焦。

    
    参与对中国舰队空袭的日方爱知九六式舰载俯冲轰炸机

    14时40分，终于回过神来的陈季良司令命令“平海”舰挂起信号旗，指示各舰起锚向上游航行，采取Z字航路规避日机的轰炸。此时恰逢来自“加贺”号的第二攻击波——8架九六式俯冲轰炸机（每机带4枚60公斤炸弹）和8架九六式攻击机（每机带2枚60公斤炸弹）——在4架九六式战斗机掩护下抵达战场，见势立即在“平海”舰附近投下照明弹，对其实施水平攻击。“平海”至少又被3枚炸弹近失，高射炮弹几乎耗尽，江水从左舷的破口处不断涌入舰内，逐次淹没了主炮弹药库、高射炮弹库和水线以下的舱室，倾斜达到了20度以上。入夜后，这艘已经体无完肤的巡洋舰在长江北岸的十二圩港下锚，陈季良则移驻“逸仙”舰。

    
    9月23日战斗中，起锚向上游做Z形规避的“平海”舰

    陷入重围的“宁海”舰在接到起航令时，电动起锚机已被弹片炸坏，动弹不得。日机投下的至近弹不仅造成该舰多处进水，连带还使甲板中部发生火灾，舱面人员也在敌机的扫射下伤亡惨重。到了15时30分，轮机下士江铿惠终于用消防斧砍断锚链，军舰开始缓缓上行。但“加贺”号的第二攻击波依旧猛追过去，连续向进水下沉的舰艏附近投弹。舰长陈宏泰在舰桥顶部被弹片击中大腿，血流如注，后部高射炮群指挥官陈嘉浔也被爆炸的气浪震下舷梯。但“宁海”号的奋力还击，至少又造成3架日机坠落。至16时许，最终有一枚60公斤炸弹直接击中该舰舰桥右后方，摧毁了海图室、2号高射炮、前部烟道和三脚桅的一足，轮机舱和操舵室也因为持续进水逐步丧失控制。为保全舰体，代理指挥的副舰长甘礼经下令军舰靠向北岸的靖江八圩港。16时30分，右倾严重的“宁海”舰在八圩港的浅滩中座沉，舰上的高射炮、测距仪等设备被撤退的官兵卸下后带走。在9月23日这场惊心动魄的海空大战中，该舰共发射高射炮弹约700发、机枪子弹15000余发，击落日机5架（日方资料称4架），有19名官兵殉国、负伤43人。“平海”舰也发射高射炮弹300余发、机枪子弹7000余发，击落日机2架（日方资料无记载），有11名官兵殉国、负伤20人。至弃舰时为止，所有牺牲官兵的遗体均是在炮位附近发现；自舰队司令和两舰舰长以下，无一人曾擅离其战斗岗位。

    
    9月25日上午，日军第12航空队对江阴周边的中方残存舰艇进行了最后一次扫荡。在十二圩港的浅滩上，正在进行排水作业的“平海”舰又遭到8架九二式攻击机和8架九四式俯冲轰炸机的围攻，被迫弃舰。据日机飞行员回忆，该舰的左倾最终达到了45度，“远远就可以辨认到喷出的黑烟和蒸汽”。正在江阴以西的青龙港低速朝鳗鱼沙上行的“逸仙”舰则被6架九二式攻击机投中5发近失弹，伤亡11人，被迫在鳗鱼沙和太平洲之间搁浅。当一群空袭完南京的日军俯冲轰炸机从该舰上空掠过时，陈季良司令命令高射炮弹已经耗尽的“逸仙”号还击。该舰从前主炮射出了一枚150毫米炮弹，将一架日机当场炸碎，发出了不屈的余音。

    同一天深夜，民国初年中国海军的骄傲——清末购自欧洲的4艘防护巡洋舰“海圻”、“海容”、“海筹”和“海琛”降下军旗，安静地沉没在福姜沙以西的江水中。在亲眼目睹过日军空中优势的强大之后，陈绍宽最终放弃了等待水面战机会的奢望。防空能力几近于无的老舰们已经沦为累赘，莫若自行了断。

    
    沉于六圩港浅滩上的“宁海”舰，舰尾和右舷已经没入水下

    至此，长谷川清终于可以宣布：“江阴方面的中国舰艇全部搁浅或遭到严重破坏，失去了战斗力，已经丧失作为海军兵力的机能。”尽管要到10月下旬，伪装躲避于江阴以西港口内的10余艘中国残舰才会被最终击沉，但作为传统水面战力量的中国海军自1937年9月25日起已经不复存在。日方以损失14架飞机为代价，击沉中国新型巡洋舰3艘，对演练多年的舰载机攻舰战术做了一次系统“大考”。据日方统计，从9月22日到25日，6次空袭累计命中直击弹11发、近失弹22发，其中俯冲轰炸的命中率为26%，2500～3000米高度的水平轰炸命中率为15.5%，证实了前者具有更突出的优越性。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海航突袭珍珠港、闪击英国东方舰队的辉煌胜利，可以说都与江阴之战的最初试验有关。而在中方高射枪炮的猛烈还击下，参战日机的平均命中率仅为18.5%，不到平时训练中的一半，反过来又证明了中国海军已经竭尽全力，无愧于国家。

    
    被日军俘获后的“宁海”号近景，舰桥表面的不规则黑点系战斗中被弹片击中处

    令人扼腕的是，被陈绍宽上将寄予厚望的江阴封锁线，仅仅阻挡了日舰不到4个月。12月4日，即日军最终占领江阴县城和要塞之后两天，敌炮舰“保津”号派出的汽艇从长山附近绕过沉船阻塞线，一路上溯至八圩，在舰尾已沉入水中的“宁海”舰甲板上树起了日本海军旗。此后日方派出潜水员、并征用大量民夫对沉船实施爆破和疏浚，顺势清扫江中敷设的水雷，至12月11日已经清理出一条可供内河炮舰上行至镇江的通道。12月13日南京陷落当天，日军第11战队主力在傍晚时分驶抵下关江面，最终赶上了这场“大捷”。

    1938年初春，日军派出大量工作船、拖轮和水上起重机，将搁沉于江畔浅滩中的“宁海”、“平海”、“逸仙”三舰捞起，拆除武备后送回日本国内修复。“宁”、“平”二舰随后被更名为“五百岛”号和“八十岛”号，作为二等巡洋舰承担护航任务，在战争末期先后被美军击沉。“逸仙”号被更名为“阿多田”，充当潜艇学校的训练舰。1946年8月，该舰被归还给中国并恢复原名，随后继续使用至1958年底方告报废。

    
    1938年3月，扶正堵漏后的“平海”号被日军截去桅杆，送往上海江南造船所做进一步修理

    1953年，长江打捞公司组成江阴打捞指挥机构，利用每年春季枯水期，对长山脚至罗家港之间的沉船封锁线残余进行探摸、切割和打捞。至1968年，最终将43艘沉船中的40艘打捞出水拆解。包括4艘“海”字号巡洋舰在内的海军抗战遗物，至此终于得到它们的归宿。此时距离1937年秋天的那场血战，已经过去整整31载了。